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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罗马法上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

学海 2007年第4期 182-186页

作者：金可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法教研室

罗马法上的诉的概念以及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法上的诉实际上是实体权利的表达。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建立在两者适用范围及其使用程式的区别之上。这一区分对债权物权区分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详细信息

罗马法上的诉的概念以及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法上的诉实际上是实体权利的表达。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建立在两者适用范围及其使用程式的区别之上。这一区分对债权物权区分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具有其区分的不彻底性;19世纪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家们为了解决这一不彻底性而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键词：罗马法诉对人之诉对物之诉债权物权区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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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17卷 116-124,191页

作者：卢勤忠何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承受刑罚的基础,与自然人、单位存在较大差异,不能对其直接适用以自然人和单位为中心构建的刑法理论。强人工智能时代应采取新型社会责任论,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对人类社会造... 详细信息

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承受刑罚的基础,与自然人、单位存在较大差异,不能对其直接适用以自然人和单位为中心构建的刑法理论。强人工智能时代应采取新型社会责任论,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应通过删除数据、修改程序和永久销毁等契合强人工智能机器人特征的刑罚处罚方式来实现刑罚报应和预防的双重目的。

关键词：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刑罚

冒用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的行为定性——以花呗为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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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16年第9期 137-149页

作者：马寅翔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花呗等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是一种基于个人消费信贷合同的新型支付工具,具有消费支付功能。然而,无论是通过文义解释还是基于规范保护目的的法理分析,都无法将其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针对其实施的冒用行为不能适用《刑法》第... 详细信息

花呗等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是一种基于个人消费信贷合同的新型支付工具,具有消费支付功能。然而,无论是通过文义解释还是基于规范保护目的的法理分析,都无法将其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针对其实施的冒用行为不能适用《刑法》第196条的规定。在对类似冒用行为的司法解释与理论争点进行梳理和澄清的基础上,借鉴其解题思路,应将冒用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的行为区分为自助式使用与针对自然人使用这两种类型,并结合获取行为的性质展开讨论。

关键词：虚拟信用卡法律拟制财产性利益占有三角诈骗

清末变法中法理言说的兴起及其内涵--清末变法大潮中的法理言说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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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2期26卷 5-38页

作者：胡玉鸿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清末发韧的变法运动,使法理一词成为当时著述中的高频词,朝廷、官员、学者都将法理与变法紧密关联起来,将研究法理作为推行变法的前提,指出变法效果不彰恰是因为法理未被重视,而变法最终的成败又与社会民众的法理意识息息相关。清末士... 详细信息

清末发韧的变法运动,使法理一词成为当时著述中的高频词,朝廷、官员、学者都将法理与变法紧密关联起来,将研究法理作为推行变法的前提,指出变法效果不彰恰是因为法理未被重视,而变法最终的成败又与社会民众的法理意识息息相关。清末士人在著述中,对于宪法法理、行政法法理、民商法法理、刑法法理、诉讼法法理(包括司法制度的法理)、国际法法理的陈述连篇累牍,构成了法学研究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在对法理的定位上,学者们阐述了法与理的关系,将法理理解为一切法律现象背后的共通元素,代表了法律的基础原理,提炼了法理的抽象性、普遍性、开放性、正当性等特征,并区分了法理与法律、法术、自然规律、法律学说的差异。

关键词：清末变法法理的使用法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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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的内涵新解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9年第4期4卷 60-72页

作者：刘宪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以有意行为说为基础,刑法中的行为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受人的意识支配,二是能够改变、影响客观事物,三是刑法上明文予以禁止。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对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对强智能机器人自... 详细信息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以有意行为说为基础,刑法中的行为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受人的意识支配,二是能够改变、影响客观事物,三是刑法上明文予以禁止。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对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对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的行为性质的认定两个方面,使得传统上刑法中行为的内涵面临冲击。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仍属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的行为与自然人在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行为都是行为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以刑法中行为内涵的法理根基为判断依据,应将上述两种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应然拓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刑法中的行为内涵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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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罪刑配置问题之反思与消解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9期 55-63页

作者：张金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如何妥当配置受贿罪的罪刑体系,不仅是刑法理论界争论不衰的议题,更是关乎受贿罪惩治预防效果的实务难题。当前我国受贿罪的罪刑体系配置条款存在诸多缺陷,同时因为我国《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背立法规定... 详细信息

如何妥当配置受贿罪的罪刑体系,不仅是刑法理论界争论不衰的议题,更是关乎受贿罪惩治预防效果的实务难题。当前我国受贿罪的罪刑体系配置条款存在诸多缺陷,同时因为我国《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背立法规定,提升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导致数额模式的不当回归,容易带来罪刑评价不足、罪责刑失衡的问题,不利于有效预防、公正量刑和刑罚目的的实现。应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法定刑评价模式,同时以受贿人违背职责义务程度作为情节轻重的标准;实现受贿罪刑罚设置的独立化;转变治理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理念。在以保障人权、打击犯罪为最高宗旨的刑法领域,受贿罪的罪刑配置应做到立法协调合理、司法衔接有序、量刑科学公正。

关键词：受贿罪罪刑配置《刑法修正案(九)》情节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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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诈骗”的法理质疑与实践批判

东方法学 2019年第4期 55-69页

作者：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三角诈骗”是一个伪命题。正像要证明一个人的父亲是个女人一样,其命题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如果说,“三角诈骗”的观点和理论给中国的刑法理论带来了某种虚假的繁荣景象也值得欣赏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热闹之后能否得出理性的结论而又... 详细信息

“三角诈骗”是一个伪命题。正像要证明一个人的父亲是个女人一样,其命题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如果说,“三角诈骗”的观点和理论给中国的刑法理论带来了某种虚假的繁荣景象也值得欣赏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热闹之后能否得出理性的结论而又经得起证伪的质疑?这是中国刑法理论应该直面、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三角诈骗”给中国的刑法实践带来了快刀斩乱麻的“爽快”结果,那么这种没有坚实理论基础和理论自洽支撑的刑法结论,是否是中国刑法实践一种背离法律轨道的盲人骑瞎马现象?“三角诈骗”理论违背了最基本的刑事法律关系构造,违背了刑事司法实践应当遵守的“循名责实”、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操作原则,违背了刑法设定诈骗罪基本概念内在的规范要素和外在的认定要求。因此,从刑法基本理论的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质疑,从而在刑事司法实践的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是我国刑法学的职责所在。

关键词：诈骗罪三角诈骗法律关系法理质疑实践批判

《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过错责任一般规定)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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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 2024年第4期 172-189,196页

作者：孙维飞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是侵权法中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规范意旨在于填补损害、抑制侵权和保障行为自由。体系关联上,《民法典》中诸多规定属于该款之特别法。行为人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时,须以其行为有违法性为前提。若不将违法性作... 详细信息

《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是侵权法中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规范意旨在于填补损害、抑制侵权和保障行为自由。体系关联上,《民法典》中诸多规定属于该款之特别法。行为人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时,须以其行为有违法性为前提。若不将违法性作为独立要件,第1165条第1款所指示之构成要件可分为:可赔偿的损害、过错行为与因果关系。违法性既可用来阐明损害之可赔偿性,也可用来阐明行为之过错。各构成要件中,可赔偿的损害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区分以及纯粹经济损失之可赔偿性等问题;过错行为在第1165条第1款并未被区分为故意和过失,可以理性人标准统一判断;因果关系上可采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分法。过错和法律因果关系都涉及可预见性,前者中的可预见性针对“某种”不合理的损害,而后者中的可预见性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这种”损害。就一般侵权构成要件中法理,须结合重点案型,如应收账款确认案型、医疗损害参与度案型、指导案例24号案型等,进行阐明。

关键词：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可赔偿的损害过错行为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

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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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研究 2014年第4期28卷 106-121页

作者：杨代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恶意串通行为概念的模糊性导致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在适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依据该规定所判定的七种所谓的恶意串通行为在现行法或民法理论上都可以用其他规则予以调整。我国未来民法... 详细信息

恶意串通行为概念的模糊性导致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在适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依据该规定所判定的七种所谓的恶意串通行为在现行法或民法理论上都可以用其他规则予以调整。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没有必要设置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一般规定,"恶意串通"仅限于滥用代理权。取而代之,应对通谋虚伪表示予以专门规定,采用相对无效的规范模式。

关键词：恶意串通虚伪表示脱法行为法律行为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