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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体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战略情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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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 2019年第10期63卷 115-124页

作者：黄倩黑静洁曹芬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银川750021 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银川750021

[目的/意义]以犯罪主体为新视角,以同主体类型犯罪为研究对象,提出“情报源-主体-案件-犯罪问题”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研究思路,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特点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主体的影响因素,揭示未成年人犯罪规律,从... 详细信息

[目的/意义]以犯罪主体为新视角,以同主体类型犯罪为研究对象,提出“情报源-主体-案件-犯罪问题”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研究思路,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特点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主体的影响因素,揭示未成年人犯罪规律,从而为实践中防控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提供更多战略情报分析思路。[方法/过程]采用文本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设定同主体类型犯罪问题而并非单个案例为情报研究对象,通过提取该类案例样本中与犯罪主体相关联的信息,构建犯罪主体社会网络,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结果/结论]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分析适用于一定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研究。基于犯罪主体社会网络的未成年人犯罪战略情报分析有利于客观地揭示此类特殊主体犯罪规律和犯罪特点,发掘犯罪主体影响因素,能够为未成年人犯罪战略情报分析的实施提供有效的辅助和决策支持。

关键词：社会网络未成年人犯罪犯罪主体战略情报

保护民营企业视角下职务侵占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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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学 2023年第3期45卷 185-197页

作者：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为保护民营企业利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加大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但基于现阶段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等现象,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存在难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 详细信息

为保护民营企业利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加大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但基于现阶段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等现象,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存在难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员,而应按照实际的“职务”标准进行认定;“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现存的财物,也包括确定的收益。若“预期利益”属于单位“必然可得”的财产性利益,亦属于“确定的收益”;“本单位”是行为人所在的被害单位,在两个以上单位的合作关系中,被害单位的确定需要穿透复杂的法律关系,从行为人的劳动归属关系和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的利益归属于哪一方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刑罚适用上,应该贯彻实质平等原则,在量刑时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尽可能通过从轻量刑来维系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活力。在此基础上,刑法能够实现依法合理地保护民营企业利益。

关键词：民营企业保护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本单位财物被害单位刑罚适用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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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作者：杨代勇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在金融领域的内线交易犯罪逐渐增多,现有的内幕交易罪已无法有效规制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的犯罪行为。因此,《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由于立法的仓促性加... 详细信息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在金融领域的内线交易犯罪逐渐增多,现有的内幕交易罪已无法有效规制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的犯罪行为。因此,《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由于立法的仓促性加上金融犯罪的复杂性,该罪名自增设十余年以来的实效并不理想,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许多疑难问题,无法有效发挥本罪的刑法规制作用。本文将深入探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提供可参考的解决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是对已有研究的论述,得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研究创新点,提出本文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概述,论述了未公开信息的法益侵害性,梳理了本罪的历史沿革,提出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未公开信息的认定,未公开信息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在法律中严重缺乏相关规定,是导致本罪司法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本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提出了未公开信息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和提出完善建议。第四部分是犯罪主体的认定,本文明晰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具体内涵及类型,提出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符合本罪犯罪主体的观点,并进行了合理论证。第五部分是犯罪客观方面的认定,该部分明确了“违反规定”的认定、建立了“利用”的刑事推定规则,明晰了哪些情形才符合利用因职务便利。第六部分是犯罪形态的认定,对于本罪的未遂问题是一个新的争议焦点,理论上各抒己见,实践中暂未有过未遂的判决,但本文支持本罪存在未遂。本罪共犯的认定在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实行行为后具有复杂性,可分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进行探讨。

关键词：未公开信息司法认定犯罪主体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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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研究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研究

作者：楚静诗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建筑行业有严格的专业技术标准,工程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经过严格的工程质量验收并经有关部门鉴定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如果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因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详细信息

建筑行业有严格的专业技术标准,工程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经过严格的工程质量验收并经有关部门鉴定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如果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因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则会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于预防和惩罚建筑工程领域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对于该罪名的适用有很多方面是不够清晰的,本文将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本身含义进行了相关解释,从“工程”、“重大”及“安全事故”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且与其他在实践中类似的概念进行分析与比较,更好的理解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内涵。其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主体认定,在实践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主体的争议主要为单位、自然人、单位及自然人构成犯罪这三种观点。本文认为现阶段该罪的主体只能为单位,同时通过相关理论层面的分析与现实中的有关案例相结合,阐述了直接责任人员、非法律名义上的施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这三大类主体能否成为犯罪主体问题,为更好的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打好基础。除此之外,论文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这两个问题进行说明。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三个问题在很多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些标准的范围界限具体是多少,国家规定的范围是否包括行业准则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论文对该罪的主观要件、刑事责任等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比如间接故意是否应纳入主观范围、地震等自然灾害介入后的责任划分,或是有分包转包情形时责任划分存在的问题,并与类似罪名做出了比较;最后,是在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以后,对于该罪名的主体方面、客观方面、刑事责任以及单位本身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希望在实践中更为准确的把握该罪名,并对之后工程重大事故罪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犯罪主体建筑领域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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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性

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性

作者：杜浩知四川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人工智能犯罪是智能时代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承认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地位是打击强人工智能犯罪的关键前提。目前关于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性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观点，支持较广的否定论认为强人工智能不具有自我意识,不能被刑法归... 详细信息

人工智能犯罪是智能时代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承认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地位是打击强人工智能犯罪的关键前提。目前关于强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性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观点，支持较广的否定论认为强人工智能不具有自我意识,不能被刑法归责，更不能被刑罚处罚，因此否定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性。然而从强人工智能的人格性、应罚性、可受刑性三方面来看，自我意识等主观特征不影响犯罪主体性，强人工智能完全具有犯罪主体性，可以被刑罚处罚。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时代背景和意义、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重点在于问题的提出，归纳了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地位之争的三个焦点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的人格性问题;二是人工智能犯罪应罚性问题;三是人工智能是否具备受刑能力，即可受刑性的问题。　　第一部分为人工智能的机理与犯罪主体性，主要根据人工智能机理概括人工智能客观能力，并提出核心观点，为剖析焦点问题提供基础。讲述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从第一次问世到目前为止所衍生出的不同学派的基础理论,除了以注重实际应用、工具属性较强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多为弱人工智能以外，以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都能够发展出强人工智能,且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这为本文需要剖析的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地位之争的焦点问题提供了科学技术以及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为人工智能的人格性，意在分析第一个焦点问题，对犯罪主体中的主观化特征进行排除，并肯定客观因素对犯罪主体构成的决定性。“自我意识”和“情感能力”等主观特征并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律上的人格人是排除主观特征的理性主体。真正决定人格存在的是社会共识对其进行的目的性构建。人工智能在客观上有能力识别并尊重一个自然人主体作为主体的自由，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是康德道德哲学理论中所表述的具有一般理性的“理性主体”。主体对象处于适宜的历史方位并受社会认同时，即具备了社会性，这是具备犯罪主体性的前提。主体的一般理性便是具备犯罪主体性的关键。与现有犯罪主体相比，单位和人工智能同样是社会思想和语言实践的产物，都是自然人的一种延伸,并且人工智能相对于单位更具有自然人所具备的理性属性，可以被刑法归责，在犯罪主体性上面不存在本质区别。　　第三部分为人工智能犯罪的应罚性，主要讨论人工智能受刑法规制的必要,以及审视人工智能刑法的必要，意在说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人工智能犯罪会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危害，属于刑法总则所描述的“犯罪”，而刑法的任务是“同一切犯罪作斗争”，打击人工智能犯罪也是刑法的任务内容。将人工智能排除在犯罪主体范围之外是对人工智能犯罪的纵容，不利于实现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迈进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中，刑法必须作出相应变化以兼容新时代需要，发挥刑法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刑法面临着法哲学、犯罪论、刑罚论层面多角度的冲击，会对刑法理论和实践带来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人工智能社会会滋生出许多现实且复杂的问题，对刑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需要对刑法再审视。　　第四部分为人工智能的可受刑性，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受刑能力，即可受刑性。现行刑罚种类不能完全作用于人工智能不是否定其犯罪主体地位的理由，应当在承认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地位后，再思考刑罚种类的适用。以无害化论与抑制刑论作为人工智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避免了人工智能可能不具备情感能力而导致处罚无意义。无害化论在客观层面为防止再犯作出担保，抑制刑论在主观层面为防止再犯作出担保。两者相结合反应出刑罚的本质，是人工智能刑罚的理论基础。不能够被现行刑罚种类所覆盖的主体型人工智能犯罪和对象型人工智能犯罪需要根据未来具体的人工智能特点进行新型刑罚的创设。但由于缺少事实要素,现行刑罚只能对人工智能起到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在未来，随着事实要素得以补充，针对人工智能创设适用刑罚，届时的刑罚目的才能完全实现。

关键词：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犯罪主体

论民事委托关系中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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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委托关系中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研究

作者：廖逸鸣海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刑法第271条中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归类为特殊的主体,在2020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然而,对此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认定标准。实践中公司、单位将... 详细信息

我国刑法第271条中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归类为特殊的主体,在2020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然而,对此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认定标准。实践中公司、单位将自己的工作交给了代理人,产生了代理人侵占相关公司、单位财物的情况,委托代理人是否可以作为该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上争议,需要深入研究。第一部分是民事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司法认定现状。部分判决认为受托方不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公司是委托关系,两者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缺一不可,必须要有劳动合同等形式要件来确立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具体范围。另一部分判决则认为受托方系代表公司的事实予以认可,至于其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是否实际取得过劳动报酬等形式要件的瑕疵,均不能否定其实质系公司人员身份的事实,认为在受托人若在实质上已经产生了公司成员的权利,外观则无需相关的形式要件予以补充。第二部分是民事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的理论争议。“肯定说”主张将民事委托关系中受托方纳入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范围内,主张受托方虽未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但是其本身在公司具有了相关的职务地位,可以利用其职务地位的便利性将单位的财产据为己有,可以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而“否定说”的观点则表明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的限定下,民事委托关系中受托方不具有主体资格,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特殊的身份,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相关的职务地位,因为职务侵占罪的“职务”代表着公司与员工之间形成了行政隶属性关系,而民事委托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属于一种民事关系。第三部分民事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的证成。可以从刑法实质性评价、行为人支配财物之可能性和因果关系,三个不同的视角去论证受托方成立职务侵占罪主体的观点。在刑法实质评价上,判断受托方是不是属于单位人员公司的员工并不在于其有无签订相关形式要件,而是有无连续重复履行工作岗位上的义务或进行了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其次,在行为人支配财物之可能性上,应当考虑受托人是否具有相应的主体身份、是否对财物具有管理或支配的权限;最后在因果关系上,应当以受托人在委托关系当中所取得的特殊职务地位和非法占有的公司财产因果关系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第四部分是民事受托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的具体适用。首先,应当考察受托方获得职务便利的地位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权力有瑕疵等情况;其次,相关人员在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以何种形式进行呈现要从实质评析评价上进行分析,在实质上有没有承担对公司财物处置的职责,并且利用所形成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最后,从形式和实质两者结合来看,受托方和委托方有无建立起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受托方基于委托方的信任,取得了对公司财产所有权或者是保管的权限,利用这种信任及其便利对公司财产进行侵害,受托方应当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关键词：民事委托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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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问题研究

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问题研究

作者：陈丽锟兰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我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的一个特殊性罪名。从我国环境监管失职犯罪司法判例的数据来看,近十年来环境监管失职犯罪呈现一种从上升到下降的趋势,且多与破坏环境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相交杂,其不仅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 详细信息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我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的一个特殊性罪名。从我国环境监管失职犯罪司法判例的数据来看,近十年来环境监管失职犯罪呈现一种从上升到下降的趋势,且多与破坏环境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相交杂,其不仅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而且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但由于理论上的观点不一,对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范围的认定在理解上存在差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本文立足于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的基本理论,详细探讨环境监管失职罪理论的特点,对我国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环境监管失职犯罪主体认定难问题的建议。本文共分为4章,各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立法、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一章,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认定存在问题和理论基础。本章首先阐明本罪关键核心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概念,并论述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征及其性质。从目前法律体系中梳理出对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的有关规定,对各个法律规定的环境监管罪主体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相关司法数据的分析,提出目前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认定存在的问题。第二章,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认定理论借鉴。本章就“身份论”、“公务论”等四种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的识别标准进行了系统阐述及研究。“身份论”主张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就是国家机关工作者;而“公务论”表明应以当事人是否从事公务为标准对其是否应界定为国家机关工作者进行判定。第三章,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认定的路径及分可行性析。本章结合典型司法案例,对环境监管失职主体认定中环境监管职责的界定问题、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认定的路径,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关键词：犯罪主体监管职责国家工作人员环境监管失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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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问题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45卷 76-82页

作者：袁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情绪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典未将正常的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而且其对精神病的严格限定导致许多病理性情绪难以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将情绪纳入刑事... 详细信息

情绪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典未将正常的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而且其对精神病的严格限定导致许多病理性情绪难以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有利于推动刑法将相关心理因素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推动刑法的人道化发展。参考域外的立法,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典第18条第一至三款中将"严重的精神不安"列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

关键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情绪精神不安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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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与《刑法》衔接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付英山北方工业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监察委在动态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定位与审判机关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性,以及《监察法》的法条规定中既有对刑事实体法的借义,也有对刑事程序法的考量借鉴,这使得其在实施主体和法律规制两个源头性问题方面,自然延伸出监察工作中的一系... 详细信息

监察委在动态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定位与审判机关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性,以及《监察法》的法条规定中既有对刑事实体法的借义,也有对刑事程序法的考量借鉴,这使得其在实施主体和法律规制两个源头性问题方面,自然延伸出监察工作中的一系列分支性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时间短、实践探索周期循环慢、暴露问题不全面等问题,造成了《监察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等现实性问题。以《刑法》对标《监察法》进行法法衔接适用疑难思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主体被扩大到“公职人员”使得两者的权力主体范围边界不明晰、“其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这一兜底条款与《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旨意相比模糊,以及单位这一犯罪的特殊主体在监察范围的缺失。其次,《刑法》中“自首”,“立功”与《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在刑事实体意义上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再次,《监察法》中缺乏《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实体性规定,没有追诉时效中断、追诉时效延长等制度设计,对于特殊情形的适用也存在障碍;复次,在监察人员履职期间的违法行为规制,对监察人员主体身份的入罪匹配困难,且相关刑事责任的出罪门槛过高,导致传统《刑法》“定罪+量刑”的模式的无法适用。《监察法》与《刑法》的规范使用衔接必须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应当在宪法的同一性视角之下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充分考虑《监察法》和《刑法》的阶梯性位次关系,正确理解《监察法》与《刑法》具有一致的内在规范运行逻辑。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倡导《刑法》解释路径优先,基于文义进行目的性规范解释,将监察人员纳入《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并进一步通过立法解释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将“自首”的时间节点认定为监察机关初核或在被调查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时,考虑“立功”规定将被调查人也列入从宽处罚的主体;通过立法修正案,增设《监察法》追诉时效的中断、延长的规定,追诉时间定为3年较为适宜;修改《刑法》中司法人员的认定范围,将监察人员纳入职务犯罪的打击范围,并增设预防性的《刑法》罪名,实现预惩并轨的立法目的,促进政务处分和刑事责任的合理过渡,继而确保深化腐败治理的体系化和法治的现代化。

关键词：规范适用冲突犯罪主体时效制度自首与立功法法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