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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论——兼论杂捐与地方财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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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33卷 90-99页

作者：王燕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咸丰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各项财政支出剧增,财政收入变态性增加,新增杂税、杂捐不断涌现。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征收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关系到财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晚清新增的杂税、杂捐税种,一般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且有对杂税... 详细信息

咸丰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各项财政支出剧增,财政收入变态性增加,新增杂税、杂捐不断涌现。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征收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关系到财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晚清新增的杂税、杂捐税种,一般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且有对杂税、杂捐认识混淆的现象。从广义上讲,晚清的杂税与杂捐可以归为"杂税"一类,但杂税与杂捐毕竟有诸多不同:一是杂税的名目较为单一,命名正式,杂捐则往往名目繁杂,命名随意。二是杂税的征收,一般要经过户部的批准,杂捐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各州县议定。三是杂税的征收较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杂捐的征收则具有随意性,多呈现纷乱之象。四是杂税一般由地方统一征收汇解上缴,大多属于中央财政或国家税性质,杂捐则多为地方征收,并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

关键词：杂税杂捐税收晚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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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苏州的杂捐（1901-1937）

清末民国苏州的杂捐（1901-1937）

作者：蒋晅正苏州科技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杂捐作为一种特定税收种类的称呼,出现于清末清理财政运动之中,它指的是那些有别于正项赋税的、“事非经制、异乎正供”的税收,具有临时性、非正规性的特点。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的深入展开,杂捐逐渐演变为地方税的重要组... 详细信息

杂捐作为一种特定税收种类的称呼,出现于清末清理财政运动之中,它指的是那些有别于正项赋税的、“事非经制、异乎正供”的税收,具有临时性、非正规性的特点。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的深入展开,杂捐逐渐演变为地方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二十二年(1896),苏州城外开始马路建设,主要用于维持警察队伍及道路养护的杂捐随之而起。北洋时期,吴县杂捐的征收主要由警察厅及工巡捐局负责;进入国民政府时期,除一段时期内城区杂捐由苏州市政府征收外,吴县杂捐主要由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公安局等四局分散征收。在苏州警察厅征收期间,杂捐主要充作省预算经费,在杂捐收归工巡捐局征收后,部分杂捐充当地方事业经费。至国民政府时期,吴县杂捐主要用作县教育专款、建设专款、公安经费、县税款等,在使用上呈现出分散性与专款专用并存的特点。1934年,吴县政府开始对杂捐进行整理,主要从杂捐征收与管理的统一、苛细杂捐的废除以及存留杂捐的规范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整理后,杂捐由隶属于县政府的捐款征收处统一征收。同时,吴县政府通过县金库制度对杂捐进行预算与审核,使杂捐真正被纳入到县财政体系内,但杂捐专款专用的特性没有改变。在杂捐分散征收时期和杂捐整理时期,围绕着杂捐的废存与征收问题,纳捐人、中间代征机构、承包商与收捐机构之间,以及县建设局、教育局与县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斗争,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省厅与县政府逐渐获得更多的决定权。民国时期,房捐与车捐在吴县杂捐中占有绝对比重,达到近百分之八十。杂捐在吴县各事业经费中所占比重不尽相同,杂捐在建设专款中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为教育专款与县税款,在公安局经费中所占比重最小。在民国吴县财政体系中,杂捐所占比重呈逐渐增长的趋势,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收。这反映出吴县财政从原先主要依靠农村地区的田赋,转向逐渐依靠主要分布在城区的杂捐。民国吴县杂捐的主体是商业税,吴县杂捐比重的增加反映的是吴县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吴县城区地位的提升。

关键词：苏州杂捐专款专用征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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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前后华北灾害中赈捐与杂捐变动研究

庚子前后华北灾害中赈捐与杂捐变动研究

作者：宋庆超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受气候、地形、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影响,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即是灾害多发之地。时至晚清,受灾范围广,多种灾害或并发、或相继,持续时间长,天灾人祸相互交织,成为清末华北灾害的特点。庚子前后,一方面黄河决口、庚子大旱等自然灾害接连爆... 详细信息

受气候、地形、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影响,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即是灾害多发之地。时至晚清,受灾范围广,多种灾害或并发、或相继,持续时间长,天灾人祸相互交织,成为清末华北灾害的特点。庚子前后,一方面黄河决口、庚子大旱等自然灾害接连爆发;另一方面秘密社会运动、地方民变、土匪蜂起、政府镇压等内乱,列强入侵、军民抗击外敌的对外战争相交织成人为灾害;两种灾害合力推动了清末的社会巨变。赈捐所筹款项并非全部用于赈灾,一些赈捐款被用在其他领域,如山东赈捐款中即有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庚款,顺直善后赈捐中部分款项被袁世凯拨作新军军费。此外,还有一些捐输款项随着不断延期逐渐完成了向杂捐的转化,其具体步骤可归纳为:先出现突发性的高额财政支出;而政府为筹集此支出款项需要在未来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采取非常例性筹款手段;随后,时限期满政府或以所筹款项不足、或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等理由将筹款延期;最终,随时间推移,非常例筹款成为政府常例性财政收入,捐输向杂捐的演变即基本告成。但连年赈捐早已使百姓疲惫至极,并最终被民间义赈取代,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一起成为历史。随着赈捐的衰落与灾害频发,杂捐愈发为地方政府所青睐,在华北地区迅速扩张。杂捐除继续为铁路、学堂、巡警、医院等新政事业提供经费支持外,还以附捐、特捐的形式成为华北各省谘议局经费的重要来源。一些杂捐款项还为地方政府开办新式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华北,山西的杂捐数量最多,而百姓抗捐时又多采用暴力手段,这正体现出了山西社会的贫困:官府无法通过商业、海关、厘金等其他正常手段筹足所需之款,只得多征杂捐;百姓则贫困已极,官府征捐过多加剧民艰,不少地区遂爆发了大小各异的抗捐运动,百姓以暴力手段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相较之下,直隶抗捐运动多且斗争手段各异,山东的抗捐运动在鲁东和鲁西又有明显差异,鲁东地区除莱阳民变外,斗争手段相对平和;鲁西单纯性抗捐运动少,且多与民间秘密社会相结合,以盗匪、民间宗教等形式表现出来。由于清末官场腐败,官绅常借征收杂捐之机中饱私囊,因此,当政府试图裁捐时,他们不仅不会放弃财源,甚至会在政府裁捐时从中作梗。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税,杂捐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但对清政府而言,其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之内,裁之却可大收民心,故多次下令裁减。然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旦杂捐尽数裁撤,便难以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作。因此,尽管杂捐不断引发社会问题不断,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皆无力将之尽数裁撤。

关键词：庚子灾害赈捐杂捐抗捐运动

正额杂捐体制的变迁与绅士的浮沉——以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代上海南市的财政治理为中心(1905—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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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研究 2020年第1期 143-160页

作者：祁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梳理1905年至1923年间上海华界南市地区的财政治理情况,试图分析这一时段内与财政相关的租界与华界、正额与杂捐、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城区与乡区、军人与绅士等因素。受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的影响,上海南市建立起县市分... 详细信息

本文通过梳理1905年至1923年间上海华界南市地区的财政治理情况,试图分析这一时段内与财政相关的租界与华界、正额与杂捐、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城区与乡区、军人与绅士等因素。受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的影响,上海南市建立起县市分立、市在县下的地方自治体制,由绅士、商人主导,管理1905年至1913年间的各项市政,并建立起正额县税和自治市捐双轨并立的财政体制。自治绅士通过捐税承包和公产租售,较成功地运作其财政收支,而并未引起像在农村推广自治时那样的抗捐抗税风潮,这背后与上海通商大埠的商业优势有很大关系。1914年袁世凯取消全国地方自治,并命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仿照天津体制,在上海华界建立工巡捐局,代替原有的自治机构治理市政。由于工巡捐局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军人补充军费的工具,1914年至1923年间南市的财政收支成为一个黑箱,而遭遇征税合法性欠缺与过度征税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况下,工巡捐局的领导只能通过利用其私人关系的网络,动员被取缔了原有行政权的绅士、商人,进行财政摊派和垫付事宜,而绅士此时亦阳奉阴违,勉力维持其与军人当局之关系,仍致力于夺回地方自治行政权的工作。

关键词：正额杂捐南市财政绅士

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论——兼论杂捐与地方财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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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和公权的社会化:晚清杂税杂捐征管中地方士绅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 2018年第8期 90-99页

作者：王燕

咸丰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各项财政支出剧增，财政收入变态性增加，新增杂税、杂捐不断涌现。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征收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关系到财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晚清新增的杂税、杂捐税种，一般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且... 详细信息

咸丰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各项财政支出剧增，财政收入变态性增加，新增杂税、杂捐不断涌现。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征收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关系到财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晚清新增的杂税、杂捐税种，一般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且有对杂税、杂捐认识混淆的现象。从广义上讲，晚清的杂税与杂捐可以归为“杂税”一类，但杂税与杂捐毕竟有诸多不同：一是杂税的名目较为单一，命名正式，杂捐则往往名目繁杂，命名随意。二是杂税的征收，一般要经过户部的批准，杂捐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各州县议定。三是杂税的征收较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杂捐的征收则具有随意性，多呈现纷乱之象。四是杂税一般由地方统一征收汇解上缴，大多属于中央财政或国家税性质，杂捐则多为地方征收，并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

关键词：杂税杂捐税收晚清财政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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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论丛 2022年第1期37卷 305-326页

作者：王燕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晚清时期,军费剧增以及巨额赔款、偿还外债和举办自强新政,造成财政支出的变态性膨胀。在财政极端困窘的情事下,杂税杂捐的征收成为引人注目的财政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杂税特别是杂捐的征收和管理中,地方士绅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多以... 详细信息

晚清时期,军费剧增以及巨额赔款、偿还外债和举办自强新政,造成财政支出的变态性膨胀。在财政极端困窘的情事下,杂税杂捐的征收成为引人注目的财政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杂税特别是杂捐的征收和管理中,地方士绅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多以民间身份办公家之事,呈现出皇权和公权的社会化倾向。光宣年间地方士绅参与税捐“征管”,主要体现在有些新税捐的开征、加征,由县令与士绅共同议定,有些税捐的开征及征收税则,直接由士绅议定,有些税捐的征收局所,由士绅参与或主持等方面。

关键词：公权社会化士绅杂税杂捐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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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捐征收看清末大同府的商业状况

沧桑 2009年第4期 32-33页

作者：张月琴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清末为筹办新政,捐税名目繁多。《山西全省财政说明书》之《山西省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中所记各项虽难免有所疏漏,但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清末,晋北商铺数目相当可观,商品种类因受地域限制,粮食为晋北市场中主要交易商品。

关键词：清末大同府杂捐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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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28卷 139-150页

作者：段旭颖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88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 详细信息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升税收总额的历史过程。文章以杂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税加征困境缘由的探究以及该困境纾解办法的提出——征收杂捐,来讨论清代社会受财政压力驱使通过征收经制外的非正式税款来提升赋税总额用以补充正式税款的情况。文章力图通过杂税加征这一视角来探究清代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这一作用的讨论来对杂税和清代财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杂税杂捐原额主义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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