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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产欺诈行为刑民界分的认定标准

学术探索 2024年第7期 119-128页

作者：杨晶王昭武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破产欺诈行为既可能构成民事违法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破产欺诈行为的刑民界分是指以何种标准将破产欺诈行为中构成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两罪论处。司法实务中因对虚假破产罪与妨害清算罪做了不合理的限制解释导致对... 详细信息

破产欺诈行为既可能构成民事违法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破产欺诈行为的刑民界分是指以何种标准将破产欺诈行为中构成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两罪论处。司法实务中因对虚假破产罪与妨害清算罪做了不合理的限制解释导致对破产欺诈行为做出了不合理的刑民界分,破产主体、破产欺诈行为所处何种程序不应当成为刑民界分时的筛选标准;破产欺诈行为的刑民界分除了数额、情节等可作为筛选标准外,可从破产欺诈的行为类型上进行筛选,也可从破产欺诈行为与破产状态的因果关系上进行筛选。

关键词：破产欺诈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刑民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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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民界分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民界分

作者：吕思雨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侵犯商业秘密罪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可以说是将“重大损失”修改为了“情节严重”,“情节严重”作为刑法客观违法阶层中的一种整体性评价要素,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能够突... 详细信息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侵犯商业秘密罪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可以说是将“重大损失”修改为了“情节严重”,“情节严重”作为刑法客观违法阶层中的一种整体性评价要素,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重大损失”所带来的唯数额论困境,但是对“情节严重”具体应当如何解释,应当站在何种角度进行解释,“情节严重”的适用是否会不当扩大犯罪圈,这都是修法后需要在后续司法适用中解决的问题。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全文约3万4千字。第一部分,标题系问题的提出,即指出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修改,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的呼声,更加适应新时代知识产权的发展,符合知识产权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大损失”所带来的“唯数额论”困境,但是“情节严重”的解释适用,本身存在一定的误区,且如果不能站在刑法谦抑性和商业秘密的限缩性角度去解释“情节严重”,很有可能会导致司法适用中不当扩大犯罪圈,将一些仅仅需要民事处理的案件,不当纳入刑法的处置范围,从而限制知识产权的创新发展。第二部分系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民界分的探索论述,主要包括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探索。实践上的探索主要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及司法解释对此的认定,而理论上的探索主要阐述了侵权人获益说、权利人损失说、商业秘密许可费、研发成本说和多元适用次序说以及侵权行为与认定标准相结合说这五大类型。侵权人获益说的问题在于,侵权人的获益与权利人销售利润的减少,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等同性,侵权人所获得的非法收益并非都是通过使用商业秘密行为所带来的,还可能与侵权人的营销手段或者市场因素有关;权利人损失说应当是最能体现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所带来的侵害的一种计算方法,但却也是司法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的一种方式,但是站在权利人本位角度,该种计算方式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商业秘密许可费、研发成本说的问题在于,其没有考虑到商业秘密最大的价值在于其能够为权利人带来收益,所谓的研发成本,即前期投入,并不能准确的衡量商业秘密的实质价值;多元适用次序说是提供一种阶梯式适用顺序,以此对不同的侵害行为,适用不同的认定规则,这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可行性,但重点还是不同认定规则的具体内容;最后侵权行为与认定标准相结合说最能适应现阶段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但具体如何将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第三部分系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民界分之困境和成因的阐述,指出“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并不能当然将数额认定排除在刑民界分标准之外,数额大小依然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具有关键作用。而数额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对“重大损失”的认定方式至今没有形成统一定论,学术上讨论诸多,司法实践上各地各院的适用情况也不一致。另一方面,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网络犯罪交织的当下,数额认定也更加疑难。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健康良好发展建立在人才创新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味地对“情节严重”进行扩张性解释,未能正确理解商业秘密本身的限缩性,那么会使得司法适用不当扩大犯罪圈,限制人才创新性发展,从而阻碍知识产权良好发展。第四部分系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民界分问题司法适用的阐述。首先提出应当站在刑法谦抑性和商业秘密本身的限缩性,这两个角度对“情节严重”进行实质性解释。其次指出刑民界分标准,即“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应当围绕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益,即商业秘密权利人基于掌握商业秘密这一竞争优势所能够合理预期获得的商业机会而展开;再者以该法益为指导,对商业秘密的概念、对“情节严重”进行实质性解释,从而构建综合性标准。就商业秘密的概念而言,应在相对秘密性的基础上增加适度新颖性的要求;对保密性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借鉴日本司法实践中的五项原则、四项标准;对商业价值的判断应当以法益为基础进行实质判断。就数额的认定而言,应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对“重大损失”的解释基础上予以完善和修正;其中对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但尚未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时的“重大损失”,应以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对非法获取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时“重大损失”的认定,应当以权利人的损失予以计算;对商业秘密灭失或丧失秘密性时重大损失的认定,应按照商业秘密的价值性予以认定,而商业秘密的价值性不能按照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进行判断,应采用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收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市场标准。最后围绕案例对上述标准进行司法适用。

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刑民界分刑法谦抑性情节严重

涉财案件刑民界分研究——以违背公序良俗给付行为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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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财案件刑民界分研究——以违背公序良俗给付行为为视角

作者：刘伟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刑民界分问题从公私法出现分裂以来就不断引起人们的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涉财行为也愈发常见,但是对于涉财案件的行为定性却引发了司法实务部门的争议,突出表现为对于同一类型的涉财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至相... 详细信息

刑民界分问题从公私法出现分裂以来就不断引起人们的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涉财行为也愈发常见,但是对于涉财案件的行为定性却引发了司法实务部门的争议,突出表现为对于同一类型的涉财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至相同的法院会作出相异的实体界定。本文以案件刑民定性的疑难案件为研究对象,对司法实践中违反公序良俗给付行为的定性提出自己的观点。文章的第一部分以概念厘清为主。该部分以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分为出发点,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在刑民界分的研究中,以程序法和实体法为基础,存有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角度,本文以行为的实体法定性为主,对于程序性处理不做讨论;同时,涉财案件的实体界分以法律冲突、适用法律为中心,位于刑民交叉案件的范围之下。文章第二部分以财产法益为主,提出涉财案件的界分标准。本部分以刑民界分考量的相关因素出发,讨论了刑法与民法的基本关系理论、刑法与民法的关系。继而对财产犯罪保护的财产法益提出观点,做了重点了论述:以德日刑法中的财产法益为样本,参照我国关于财产保护的法律规定,主张财产法益首先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租赁权、借贷权等本权,其次是“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没收的利益”。以财产法益为基础,以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判定涉财行为的实体性质,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财产犯罪的认定,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下侵害财产法益,符合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达到立案标准,则涉财行为构成财产犯罪。第三部分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出发,对违背公序良俗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判定。国外民事法上存有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原则上排除给付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仅在受领人一方存有不法原因时享有,但是对于给付人是否仍享有物权、给付物是否应予收缴存在争议。我国民事法上尚未明确规定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相关问题的解决可以参鉴国外制度的合理性,并以我国的法律规定为主做出定性。笔者认为,在给付人丧失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情形下,并不必然丧失物权①。按照物权法上的规定,法律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等原因不发生法律效力,归于无效,物权不发生变动。在尚未触犯行政法、刑法等明文规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时,不应收缴,否则违背公权力机关“法无规定不可为的法理”。对于不法原因给付和委托的争议,本文认为并无影响,则区分为受给付人委托和受受领人委托。在受给付人委托的情形下,物权尚未转移,参考上文思路处理;在受领人委托的场合,交付委托人等于交付受领人,结论无影响。第四部分在对违背公序良俗给付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界定之后,给付物的所有与占有产生了分离,此时给付人的物权受财产法益的保护,受领人在拒不返还的场合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可以构成侵占罪;受领人非法占有给付物,给付人未行使物权请求权要求返还的场合,其他人侵害受领人的占有亦可能构成财产犯罪。第五部分是结语,笔者仅从违背公序良俗的给付行为进行分析,为其他涉财类案件提供一种分析思路,在对其他涉财案件进行刑民界分时,可以参照该思路,但不排除其他财产犯罪在认定中存在疑点和难点。

关键词：公序良俗刑民界分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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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的刑民界分问题研究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的刑民界分问题研究

作者：胡平辉南昌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指行为人明知所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但仍然购买,购买后直接向商家主张或者诉至法院请求前述主体向其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行为。其中有些索赔行为,诸如向商家索要巨额赔偿、临期产品藏匿后相威胁、采取暴力威胁手... 详细信息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指行为人明知所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但仍然购买,购买后直接向商家主张或者诉至法院请求前述主体向其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行为。其中有些索赔行为,诸如向商家索要巨额赔偿、临期产品藏匿后相威胁、采取暴力威胁手段等,已经从民事领域的维权异化成了刑事领域的恐吓和敲诈。有的司法机关将上述行为认定为民事维权或者民事不法行为;有的司法机关则将上述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做有罪处理。对于该争议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涉及到刑民界分的理解和适用问题。理论上,刑民界分主要是指法律事实的界分;关于刑民界分问题的判断,学者倾向于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出发去寻求解释刑民界分问题的基本原理。在“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大致从主、客观角度进行分析判断,并在主体身份、索赔数额、索赔方式这三个要素的认定上存在争议。立法上,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索赔存在相关规定,但在非食品药品领域却存在空白,这影响着索赔行为的判定。司法实务上,“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的索赔标的主要分为食品药品和非食品药品两类,索赔类型有不同数额的索赔和不同的索赔方式两类,并且在符合相关构成要件标准后可能进入涉罪判断。经过分析,本文将“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的刑民界分路径分为三步:第一步为索赔行为主体身份的判定。“消费者偶尔进行的‘知假买假’索赔”和“行为人在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索赔”符合索赔主体身份要求;而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其“惩罚性赔偿”是不被支持的,但可以通过向国家管理机关举报的形式以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非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可以以“良性”“恶性”的索赔为标准进行认定。第二步为索赔数额标准的判定。在“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的刑民界分中引入索赔数额标准这一维度,能直观且具体地得出刑民界分的依据,以三千元为参考区分刑事和民事。第三步为索赔行为方式的判定。综合考虑索赔行为是否具有紧迫性以及博弈性和索赔行为是否达到足以引起他人恐惧的程度才能做出刑民的最终界分。

关键词：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刑民界分敲诈勒索

民营企业民间融资法律风险探析——以“刑民界分”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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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期20卷 44-51页

作者：梅传强李璐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民间融资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因其"非正规金融"的尴尬属性,增加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和法律风险。在法治经济建设阶段,有必要从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现状出发,剖析民营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与外... 详细信息

民间融资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因其"非正规金融"的尴尬属性,增加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和法律风险。在法治经济建设阶段,有必要从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现状出发,剖析民营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与外部的法律风险,以经营风险作为"刑民界分"的临界点,探索民间融资的风险防控及法律规制路径,为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供协调完备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民间融资民营企业刑民界分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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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类刑民交叉案件判定基准及原理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4年第5期32卷 147-161页

作者：黄文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办理股权投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本着坚持鼓励市场交易与维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共识,准确界分刑民案件。针对股权转让、对赌协议、股东协议、股权代持常见股权投资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可以从非法占有目的、投资风险责任、案涉财产性质、股东行... 详细信息

办理股权投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本着坚持鼓励市场交易与维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共识,准确界分刑民案件。针对股权转让、对赌协议、股东协议、股权代持常见股权投资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可以从非法占有目的、投资风险责任、案涉财产性质、股东行使权利方面构建刑民案件判定基准。在遵循原理上,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违法判断相对性规则出发,将民事上合法及民事上不法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不认定构成犯罪;对进入刑事程序的刑民交叉案件,需要认识“先刑后民”“刑民并行”的先天弊端,积极运用“先民后刑”模式,防止将民事案件错误定性为刑事案件。

关键词：股权投资刑民交叉刑民界分先民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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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认定标准差异研究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48卷 72-75页

作者：李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1997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了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分属不同章节的立法体例,这一立法体例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逻辑构造和认定标准。诈骗犯罪因其独特的刑法特质,对其研究古老而常青,诈骗罪和金融... 详细信息

1997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了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分属不同章节的立法体例,这一立法体例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逻辑构造和认定标准。诈骗犯罪因其独特的刑法特质,对其研究古老而常青,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又是刑民交错较为复杂的犯罪,坚持刑法谦抑性,只对实质意义上的诈骗进行刑事规制,刑法应当对生活领域的诈骗罪实行严格保护,对商事领域保持必要距离。

关键词：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刑民界分刑法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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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类案件刑民法律规制的界分与衔接

集资类案件刑民法律规制的界分与衔接

作者：张紫薇中国海洋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为明确界分集资类案件刑法和民法的不同规制,使二者合理衔接,促使刑法、民法各自发挥其调整作用,对于集资类案件刑民法律规制的界分与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部分,将集资类案件分为民事上的民间借贷和刑事上的集资类犯罪,将集资... 详细信息

为明确界分集资类案件刑法和民法的不同规制,使二者合理衔接,促使刑法、民法各自发挥其调整作用,对于集资类案件刑民法律规制的界分与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部分,将集资类案件分为民事上的民间借贷和刑事上的集资类犯罪,将集资类案件特征归纳为涉及人员、资金面广,手法多样,利率畸高,并介绍我国理论界研究内容。第二部分,通过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及其不足,境外立法现状,为集资类案件制度设计提供参考。第三部分,进行集资类案件刑民界分,明确界分的价值在于确立罪与非罪的界限,提高民众对于相关行为的可预期性;界分的原则性界限和标准是保持刑法谦抑性以及确保入罪标准的明确可操作;界分的具体性界限一是集资类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合法金融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二是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判断是否达到侵犯客体的标准要看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吸收存款的资格,吸收存款的行为是否脱离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以及行为是否给金融秩序造成了现实的危险。三是客观方面的界分标准,判断公开性,需要把握主客观一致原则,公开性不等同于真实性以及明确宣传类共犯;认定社会性,需要从对象的可替换性和逐利性角度判断;考量利诱性,需要把握交易目的的投资性和收益的被动性;认定违法性,需要危害行确已造成金融秩序可能失衡的现实危险。第四部分,设计集资类案件刑民衔接制度,明确衔接的价值在于确立法律体系的阶梯关系,发挥刑法的保障性作用;衔接应当坚持的原则及方法是通过法律用语、法律规则、法律程序上的衔接实现静态衔接,通过调整入罪标准和适时进行出罪来实现动态衔接：具体的衔接制度一是规范模式应以建立合法民间借贷规范体系为目标;二是严格民间借贷主体资格;三是进行利率控制,高利贷行为入罪;四是拓展民间借贷融资途径。

关键词：民间借贷集资类犯罪刑民界分刑民衔接

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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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问题研究

作者：黄珍珍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网络消费信贷账户是由于互联网信贷业务的发展而产生的用于支付和消费的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个人账户,在带给人们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用网络消费信贷账户进行套现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关平台例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的初衷是为了方... 详细信息

网络消费信贷账户是由于互联网信贷业务的发展而产生的用于支付和消费的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个人账户,在带给人们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用网络消费信贷账户进行套现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关平台例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有需求的用户享受“这月花,下月还”的便利,并且可以分期还款,在一定期限内也可享受免息的便利,但这一消费信贷服务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其套现的工具。对于此种套现行为在刑法定性上还尚未明确,因此本文将围绕利用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在刑法上的定性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概述。首先是对于网络消费信贷账户的内涵进行简单的归纳与介绍,并且在明确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利用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在实践中出现的三种常见行为模式,具体包括“组织型”套现行为模式、“串通型”套现行为模式、“冒用型”套现行为模式,通过总结归纳套现模式,可以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识别此种类型犯罪;对于网络消费信贷账户的法律属性,学界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是信用卡,但笔者认为网络消费信贷账户不属于信用卡,因为从发行主体、具体功能、发行形式和实质上来看,都不符合信用卡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网络消费信贷账户本质上还是属于用户与相关平台签订的消费信贷合同所获得的账户,仍属于网络账户的范畴。第二部分: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的危害和刑法定性中的问题。对于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的危害,本文首先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被法律允许存在的,虽然我国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对于信用卡套现行为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网络消费信贷平台对于套现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这种行为是应当被禁止的,其次利用网络消费信贷账户进行套现将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对于实行套现的行为人来说,为了一时贪欲,将导致其社会信用受损,波及到贷款、买房等工作生活方面,情节严重的,还将负刑事责任;对于网络消费信贷平台来说,会导致平台经营困难,资金流动困难,降低人们对于该平台的信任度,从而使得该平台发展难以为继;对于我国金融管理秩序来说,套现行为会扰乱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从而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对于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在刑法定性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刑事与民事之间的界分较为复杂,因为这种行为不会构成犯罪,因此哪些情形下构成民事违约、在哪些情况下构成犯罪是需要重点去区分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我们还未出台专门的关于规范网络信贷套现行为的法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衔接上较为困难,相关规定也不够完善,在实体衔接上和程序衔接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三部分:“组织型”套现模式的刑法定性。在组织型套现模式中,主要探讨的是套现中间商的刑法定性,也即应当如何追究套现中间商的刑事责任,本文认为套现中间商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套现中间商并非从事“资金结算业务”,也并未“违反国家规定”,其应构成相应犯罪的帮助犯。第四部分:“串通型”套现模式的刑法定性。在串通型套现模式中,主要探讨的是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合法所有人与他人串通实行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本文认为其如果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一定情形下可能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去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倘若其构成犯罪,本文认为应当构成诈骗类犯罪。第五部分:“冒用型”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冒用型套现行为模式中,主要探讨的冒用他人消费信贷账户进行套现的冒用人的刑法定性。冒用型套现行为涉及的问题较多也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在此种模式下,被害人是网络消费信贷账户的合法所有人,而不是相关金融公司;被害人需要还款的财产性利益属于犯罪对象,即便不是有形的财产,不具备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也属于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范畴;机器不可以被骗,有些学者认为机器可以被骗是一种误解,本文认为,被骗的不是机器,是机器背后的设计者和控制者;冒用行为构成诈骗罪,其行为模式符合三角诈骗的犯罪构成;冒用行为可能会滋生其它犯罪,需要根据冒用人是否在他人帮助下侵入他人手机系统或者电脑客户端系统来确定具体的罪数问题。

关键词：网络消费信贷账户套现行为刑民界分 “组织型”套现模式套现中间商 “串通型”套现模式 “冒用型”套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