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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进村”与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建构——基于皖西华县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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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2022年第6期 39-52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旨在向基层提供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国家从人员构成、服务内容(主要职责)、介入渠道、经费支持、服务方式、工作留痕以及监督考核等方面对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规定。华县田野调查表明,当前... 详细信息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旨在向基层提供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国家从人员构成、服务内容(主要职责)、介入渠道、经费支持、服务方式、工作留痕以及监督考核等方面对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规定。华县田野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中存在诸如法律顾问来源单一、法律顾问难以嵌入乡土社会、民众对法律顾问信任度不高、法律顾问服务动力不足、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以及工作留痕流于形式等困境。国家推行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目的在于将法治及其所代表的法权体系延伸至乡土社会。农村法律顾问通过普及性法律服务和个别化法律服务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提升民众总体性法意识”“政治服务”“法治引导”“纠纷分流”等功能。当前应从提升农村法律顾问的精准服务能力入手,提高法治建构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性。

关键词：公共法律服务法律顾问治理能力法治建构法权

网格化简约治理——基于湘北L县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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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20年第5期 61-76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2020年初,湘北L县主要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常规网格架构包括部、网、格、子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发端于城市社区治理,其最初功能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后被赋予综治维稳等功能。常态网格在乡村治理... 详细信息

2020年初,湘北L县主要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常规网格架构包括部、网、格、子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发端于城市社区治理,其最初功能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后被赋予综治维稳等功能。常态网格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L县农村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部地区分散型农村,政府过度依赖常态网格进行乡村治理,疫情防控中常态网格长时间高度组织化运行,治理成本较高,后续防控乏力,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其他乡村治理事务都应充分激活调动网格内自治力量,将组织一元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的"网格化简约治理模式"。

关键词：网格化简约治理疫情防控常态网格乡村治理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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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多元规范的冲突与整合

学术交流 2018年第11期 78-89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类型包括正式规范、准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分别对应于官治系统、官督民治系统、民治系统。各类规范在乡村治理互动中可能会产生冲突,冲突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冲突主要是各类规范体系内部的冲突,外部冲... 详细信息

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类型包括正式规范、准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分别对应于官治系统、官督民治系统、民治系统。各类规范在乡村治理互动中可能会产生冲突,冲突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冲突主要是各类规范体系内部的冲突,外部冲突主要是各类规范体系之间的冲突。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逻辑的差异。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的整合包括内部清理整合和外部结构优化两种方式,内部清理整合主要包括正式规范内部整合、准正式规范内部整合、非正式规范内部整合三个方面,外部结构优化须构建以正式规范为基础、准正式规范为核心、非正式规范为支撑的多元规范结构。

关键词：乡村治理规范冲突整合

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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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7年第5期 108-117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自古以来风俗承载着社会教化功能,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特性。移风易俗的方式既有文化宣教手段又有规约治理手段。从治理论视角来看,移风易俗主要依赖基于"地方性知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通过实证考察黔东南地区瑶白、华寨、黄门三村发现... 详细信息

自古以来风俗承载着社会教化功能,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特性。移风易俗的方式既有文化宣教手段又有规约治理手段。从治理论视角来看,移风易俗主要依赖基于"地方性知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通过实证考察黔东南地区瑶白、华寨、黄门三村发现,村规民约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村移风易俗的原因主要是旧有乡风礼俗过于繁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精神,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集体议定的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不仅内容细致具体,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风俗之治"与"法律之治"的治理范围及治理机制并不一致,"风俗之治"能够弥补"法律之治"的不足;乡村精英强有力地推进了"风俗之治",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具有比较好的实效。

关键词：村规民约移风易俗风俗之治法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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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36卷 80-90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 详细信息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规则嵌入以及行动嵌入三种方式。制度嵌入主要通过"行政权主导乡村自组织制度设计"机制实现;规则嵌入主要通过"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转化"机制实现;行动嵌入主要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实现。基于乡村自组织的"嵌入式法治"是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模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关键。

关键词：乡村治理自组织嵌入式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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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族组织、秩序生产与乡村治理法治化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第4期 65-73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070

田野调查发现,北侗地区房族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内涵较为复杂,既包括类似于汉人宗族中的房支,同时也指涉类似于汉人宗族的组织。房族组织在房族范围、姓氏组成、血缘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明显的治理功能。房族组织主要通过... 详细信息

田野调查发现,北侗地区房族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内涵较为复杂,既包括类似于汉人宗族中的房支,同时也指涉类似于汉人宗族的组织。房族组织在房族范围、姓氏组成、血缘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明显的治理功能。房族组织主要通过协助村务、主导公益、族规引导和纠纷解决四种方式参与乡村治理,主导并生产乡村秩序。房族是典型的乡村自组织,乡村治理法治化应注意运用自组织资源。

关键词：房族组织秩序生产乡村治理法治化

变迁中的习惯法:原因、动力及走势——基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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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第1期 50-58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发现,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导致习惯法变迁的主要原因。乡土法杰推动、基层政府主导及村民日常生活诉求三个方面是习惯法变迁的动力实践机制,单独或共同推进习惯法变迁。习惯法变迁的方式... 详细信息

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发现,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导致习惯法变迁的主要原因。乡土法杰推动、基层政府主导及村民日常生活诉求三个方面是习惯法变迁的动力实践机制,单独或共同推进习惯法变迁。习惯法变迁的方式有改造和摒弃两种,无论何种变迁方式都不会导致习惯法这套规则体系的消亡,消亡的只是个别不合时宜的习惯法规则,这是由习惯法的普遍性、民族性、典型性以及客观性等特质决定的。习惯法变迁的程式就是习惯法续造和重生的过程,变迁的结果走势就是产生出与时俱进的新习惯法,习惯法经过变迁后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呈现。

关键词：习惯法变迁原因动力机制变迁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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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法杰与村规民约的“生长”

学术交流 2015年第11期 96-102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现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法与习惯法融合的产物,习惯法是构成村规民约的重要基础。乡土法杰对村规民约的理解和认识是广泛意义上的,并不局限于村民会议所议订的村规民约。传统社会乡村精英在乡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1949年... 详细信息

现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法与习惯法融合的产物,习惯法是构成村规民约的重要基础。乡土法杰对村规民约的理解和认识是广泛意义上的,并不局限于村民会议所议订的村规民约。传统社会乡村精英在乡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下沉",乡村精英所具备的传统型权威基础受到冲击。尽管改革开放后基层政权呈现出"悬浮"状态,但这并不能恢复乡土精英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当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政权对乡村治理和管控的重要方式,从中可以发现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乡土法杰精通习惯法和国家法律,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乡土法杰在处理日常纠纷中灵活适用习惯法,极大地推动了村规民约的"生长"。

关键词：乡土法杰村规民约习惯法

能人治村及其法律规制——以东中西部地区9位乡村能人为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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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学 2018年第9期36卷 23-36页

作者：陈寒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能人治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持续存在的独特现象。能人类型主要包括经济能人、政治能人以及社会能人,"能人"灵活运用乡村自组织规则进行治理。能人治村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减轻国家治理乡村成本、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整合调动社会资... 详细信息

能人治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持续存在的独特现象。能人类型主要包括经济能人、政治能人以及社会能人,"能人"灵活运用乡村自组织规则进行治理。能人治村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减轻国家治理乡村成本、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整合调动社会资源、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四个方面。能人治村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破坏基层民主、滋生腐败、损益违法等三个方面。针对能人治村的基本情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设计法律规制引导方案,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防范其消极作用。

关键词：能人乡村治理作用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