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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云南社会科学 2024年第1期 137-146页

作者：张文孙世达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 详细信息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朱子社仓南宋乡村共同体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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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 2024年第4期 200-210页

作者：尉佩云李皓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 详细信息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关键词：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史于尔根·科卡批判社会史学派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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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

近代史研究 2024年第2期 13-28,M0003页

作者：王志通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 详细信息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东北木材至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造成东北木材运销到华北、华东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产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花旗松木材输入中国的数量则逐年增加,以致漏危日深。为挽救利权流失和开发国产木材,中国林学家在西部边疆的川康甘边区寻找到大量优质林木资源。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木材需求量猛增,木材商、伐木公司和木材使用单位派人前往川康甘边区大量采伐和运销林木,供给抗战大后方军事、工矿企业和交通通信各项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利用,彰显了中国面对外来侵略危机时具有的强大自救能力。

关键词：抗日战争林木资源东北林木西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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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与晚商疆域形态

历史研究 2024年第6期 102-125,M0005,M0006页

作者：邹芙都唐英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晚商时期“封疆”观念成熟,相对稳定的统治疆域已经形成。通过解读甲骨卜辞中“封”、“封方”蕴含的殷商疆域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及殷商考古证据,可证商代晚期作为王朝核心统治疆域的“王畿”确实存在;在商人的疆域观中,“王畿”边缘有... 详细信息

晚商时期“封疆”观念成熟,相对稳定的统治疆域已经形成。通过解读甲骨卜辞中“封”、“封方”蕴含的殷商疆域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及殷商考古证据,可证商代晚期作为王朝核心统治疆域的“王畿”确实存在;在商人的疆域观中,“王畿”边缘有相对明确的“封疆”。殷商时期国家形态的发展促进“广域”国家疆域的成形;商王对“王畿”与“四土”采取的不同统治模式,折射出殷商王朝“核心一边缘”两层分化的疆域形态。

关键词：商代王畿封疆疆域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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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1937年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

抗日战争研究 2024年第2期 101-112页

作者：王悦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二事件源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斗争是表面现象,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真正裂痕和重大隐患,也是导致王以哲被杀的主要因素。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张学良从始至终皆未放弃其... 详细信息

二二事件源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斗争是表面现象,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真正裂痕和重大隐患,也是导致王以哲被杀的主要因素。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张学良从始至终皆未放弃其两面性,这激化了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也催化了二二事件的爆发。就后果来看,二二事件严重挫伤了张学良的个人威望,令东北军高级将领有充分理由摆脱他的辖制并肃清维系“三位一体”的牵制力量,但在客观上也用一种意外的方式促成西安事变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西安事变二二事件张学良王以哲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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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天津社会科学 2024年第2期2卷 164-173页

作者：李鹏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 详细信息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倘若结合人类世、生态环境史视角加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拓展当下主义概念的外延,为超越其限度提供一种借鉴。然而,无论是当下主义还是人类世、生态环境史,都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未来危机。面对这种时间危机,以历史伦理学、生态时间学、星球史等视角思考历史未来或许可为历史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途径。

关键词：历史时间当下主义人类世生态环境史历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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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术”论新探

人文杂志 2024年第2期 83-97页

作者：王宏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韩非子“术”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法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控制,二是“术”对“重臣”的重点控制。前者为官僚系统确立明确的行动规则,划定臣僚的行为边界,通过将臣僚行为“确定化”来实现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的“效率”;... 详细信息

韩非子“术”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法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控制,二是“术”对“重臣”的重点控制。前者为官僚系统确立明确的行动规则,划定臣僚的行为边界,通过将臣僚行为“确定化”来实现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的“效率”;后者则聚焦于防范、伺察并清除对君权有威胁的一切力量,关注的是君权的“安全”。前者注重君之“宣明”,后者则强调君之“周密”,但在实际运用中“明法”往往反噬于“暗术”。韩非子的治道设计意在佐助“中主之治”,使“中主”摆脱能力有限、才德不足的个人缺陷,在有效治吏的基础上实现高效治理,但能够得当用“术”者绝非“中主”,而恰恰是具有极高修养和超凡智慧的“明主”,于是“术”的有效性最终完全取决于君主一人是否“圣明”,以佐助“中主之治”为旨归的“术”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个体有限性与国家事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韩非子术治吏中主之治明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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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河北学刊 2024年第4期44卷 92-102页

作者：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 详细信息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义义举结义宋代

制造“诬”“间”叙事——北宋与西夏交往交流中的话语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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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05期 145-152页

作者：何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宋与西夏交往交流的叙事话语隐含着重要的文化理念与秩序追求，双方都秉持君、臣纲常这一基本的刚性原则，但是表面的臣属及“君仁臣忠”的理想君臣话语却也很难概观宋夏间复杂的争斗。因此，既能维护君臣关系，又能调适理想与现实冲... 详细信息

北宋与西夏交往交流的叙事话语隐含着重要的文化理念与秩序追求，双方都秉持君、臣纲常这一基本的刚性原则，但是表面的臣属及“君仁臣忠”的理想君臣话语却也很难概观宋夏间复杂的争斗。因此，既能维护君臣关系，又能调适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套“诬”“间”叙事话语便应运而生了。“诬”“间”话语的核心是将责任推向君臣之外的“第三者”。北宋朝廷方面常以此来“含容”西夏，西夏方面则常借以推卸责任和维护大宋天子权威。宋夏双方都借由“诬”“间”话语来维护“斗而不破”的君臣伦理关系。认真梳理宋夏君臣之间的“诬”“间”叙事话语，对于正确认识传统君臣伦理对宋夏关系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对宋夏战争性质、和解模式等的宰制，以及北宋偃武修文国策对宋夏缘边地区边臣与武将的约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宋西夏交往交流叙事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