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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24年第7期

作者：王刚

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升法律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但是，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无法兼顾到全部诉讼案件的公正问题。针对其缺陷，可通过证明标准降低予以弥补。将待证事实为真的心证要求予以降低，可以起... 详细信息

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升法律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但是，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无法兼顾到全部诉讼案件的公正问题。针对其缺陷，可通过证明标准降低予以弥补。将待证事实为真的心证要求予以降低，可以起到减轻当事人证明责任负担的效果。证明标准降低的法律性质为证明责任减轻，不免除或者改变原来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降低，不是对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否定，而是以其为前提下的例外规则，两者关系为“一般与例外”。建构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传统及实践的证明标准降低模型，除了坚持“一般与例外”原则外，还应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即确因案件事实本身性质造成证明困难且致实体审理结果显失公正；同时，应对其施以程度和程序上的双重规制，在程度上降低的下限为盖然性优势(超过50％)，在程序上及时公开降低的心证过程及结果并允许当事人论辩与上诉，以防止恣意裁判。

关键词：实体事实证明困难证明标准降低证明责任减轻 substantive facts difficulty of proof reduction of standard of proof reduction of burden of proof rule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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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引用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19年第3期

作者：吴泽勇

考察德国事案解明义务的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事案解明义务是解决民事诉讼信息——证据偏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学界主流并未采纳施蒂尔纳倡导的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而是将其限制在例外情形，即通过从属的主张—证明... 详细信息

考察德国事案解明义务的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事案解明义务是解决民事诉讼信息——证据偏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学界主流并未采纳施蒂尔纳倡导的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而是将其限制在例外情形，即通过从属的主张—证明责任来解决问题。考虑到事案解明义务的自身特点，引入该制度有助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调查的空洞化问题，也不会对辩论主义的确立造成重大冲击。我国未来民事诉讼应在例外性事案解明义务的基础上引入这一制度，同时将事案解明义务的设计和推进纳入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制度体系，以免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事案解明证明责任证明困境证据偏在 Obligation to Clarify Burden of proof difficulty of proof Evidence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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