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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既遂标准研究

受贿罪既遂标准研究

作者：邹瑛广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即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间的区分界限,不同的区分界限,涉及到刑法其他基本理论的属性认定,同时也对司法实务中罪数形态、共犯理论以及法定刑等的适用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是一项兼具重要理论意义和实务影响的研... 详细信息

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即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间的区分界限,不同的区分界限,涉及到刑法其他基本理论的属性认定,同时也对司法实务中罪数形态、共犯理论以及法定刑等的适用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是一项兼具重要理论意义和实务影响的研究论题。但由于立法的简洁性要求,我国刑法没有对犯罪既遂作过多的规定,而仅仅是在《刑法》第23条中稍有提及。理论界引发了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诸多争议,本文在厘清犯罪既遂的基本问题之后,展开受贿罪既遂认定标准的论述。文章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在对犯罪既遂和受贿罪既遂进行概括描述后,对目前理论界关于受贿罪既遂标准的不同学说进行梳理和评析,得出结论认为,要准确认定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就必须对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和犯罪实行行为具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因此,笔者在对此二者进行分别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受贿罪既遂的通说标准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也造成了一定的实务困扰,相比之下,阶段行为说针对不同的受贿行为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犯罪既遂认定标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应当以为阶段行为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第一部分,对犯罪既遂的理论意义、实务影响作用以及目前关于犯罪既遂各种不同学说进行分析阐述之后,认为应当以法益的侵害程度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第二部分,对目前理论界关于受贿罪既遂通用标准的学说以及其他学说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总结出影响受贿罪既遂认定标准的两大因素,即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和受贿罪的犯罪实行行为。第三部分,对目前理论界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几种不同学说进行剖析研究后认为,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直接表明了受贿罪的处罚依据,公私财产所有权则是索取贿赂情形下特有的保护法益。第四部分,笔者阐明了犯罪实行行为在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与作用之后,结合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中的因果法则进行探讨,通过“受贿罪犯罪实行行为之一---‘取得贿赂行为’”和“受贿罪犯罪实行行为之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部分来展开论述。认为收受型受贿的犯罪实行行为是“取得贿赂行为”,而索取型受贿的犯罪实行行为则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第五部分,结合犯罪既遂的法益侵害标准,认为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标准应当考虑行为的非法性和法益侵害的程度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并总结出两种不同行为类型下的犯罪既遂标准：收受型受贿中已行为人取得贿赂的行为作为犯罪既遂的标识;而索取型受贿中,则以行为人索取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第六部分,具体阐述了在收受型受贿、索取型受贿、间接贿赂以及收受回扣四种情形下受贿罪既遂的认定。

关键词：犯罪既遂受贿罪既遂不足和缺陷阶段行为说提倡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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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既未遂判断标准研究

受贿罪既未遂判断标准研究

作者：张添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受贿罪的研究自始以来都是我国刑法的研究重点,伴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高压态势,受贿罪也愈发受到关注。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受贿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的障碍。众多学... 详细信息

受贿罪的研究自始以来都是我国刑法的研究重点,伴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高压态势,受贿罪也愈发受到关注。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受贿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的障碍。众多学者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对于受贿罪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主要集中于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受贿罪成立主客观要件、受贿范围等相关领域展开。在有关受贿罪的众多研究分支中,关于受贿罪既遂和未遂标准的探讨则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的判断也是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之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犯罪停止形态的基本原理,将犯罪既遂和未遂的判断标准与受贿罪相结合,结合实践案例深入探讨我国受贿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以期为我国司法实践献言献策。本研究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化的研究方式,旨在通过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深入阐释研究主要内容,对不同观点进行评价,提升论证的合理性。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停止形态的判断依然在适用层面存在观点的不一致,导致适用标准不明确,造成同案不同判以及罪刑不相适应等消极后果。受贿罪既遂和未遂判断标准研究必须依托于我国刑法理论中既未遂的区分标准。纵观相关文献资料,在学理上我国认定犯罪既遂的学说观点主要包括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符合说、法益侵害说等。不同学说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通过详尽地分析和阐释,法益侵害说与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相协调,也与犯罪的本质相协调,运用法益侵害说的主张判断犯罪的既遂具有妥当性。在主张法益侵害说的前提下,则需要充分考虑受贿罪的既未遂判断标准。认定受贿罪是否既遂则需要根据不同受贿类型进行区分,以此为基础的阶段行为说具有合理性。根据阶段行为说的主张,收受型贿赂的既遂判断不需要考虑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而只需要考虑是否收受了他人财物;索取型贿赂的既遂判断同样应当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标准;商业贿赂则应当以受贿人取得回扣,手续费等不法利益作为既遂的判断标准;斡旋受贿则应坚持适用实际受贿论与承诺请托论结合的理论,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结合目前司法实践,受贿罪的类型愈发多样,为受贿罪既遂判断带来一定的障碍。分析新型受贿罪既未遂的标准适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主要的新型受贿类型包括收受财物未登记变更、收受干股、合作投资等一系列新样态。有必要通过阶段行为说进一步明确不同受贿类型的既未遂标准,以便司法实践的操作。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停止形态阶段行为说新型受贿法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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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

论受贿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

作者：黄新政中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伴随着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进程的推进,受贿犯罪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许多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规制,犯罪手段“推陈出新”,各种非典型的犯罪形式不断涌现,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认定难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详细信息

伴随着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进程的推进,受贿犯罪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许多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规制,犯罪手段“推陈出新”,各种非典型的犯罪形式不断涌现,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认定难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有关机关根据现有问题,制定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或其他规定,但仍未能解决受贿罪在实践中的问题。如除了司法解释规定的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等新型受贿方式外,实践中又出现了“约定受贿”,将谋利时间和收受贿赂时间进行分离,打破了原有直接性权钱交易模式。基于此,理论界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包括对受贿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客观要件以及各类新型受贿罪的探析等,其中关于受贿罪既遂、未遂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相关内涵也有待明晰。通过对案例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发现之所以对于此问题产生分歧,是因为欠缺明确的探讨基础,即受贿罪中的相关概念尚未厘清,“财物”的界定也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目的进行解释。对于“着手”的界定,要注重其行为对法益是否造成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而“收受”应当按照其字面含义解释为收到且接受,对财物存在事实上的占有和控制状态时,才完成了收受。在概念厘清的基础上,分析受贿罪侵害的客体,以犯罪未遂判断标准为基础,得出法益侵害说更加适用于犯罪既未遂的判断的结论,并逐一解构受贿罪既未遂判断标准的利弊,对阶段行为说予以肯定。在系统地分析了受贿罪未遂的相关问题后,结合该标准,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受贿人和行贿人达成受贿的约定后,应当认定其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由于其并未对财物实际控制,根据阶段行为说的理论标准,应当认定该行为人受贿罪未遂。(正文共18044字,参考文献25篇)

关键词：受贿罪未遂实际控制说阶段行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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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既遂标准研究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4年第6期26卷 66-71页

作者：邹瑛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广西北海536000

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在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犯罪既遂认定标准的不同。应当以阶段行为说作为受贿罪既遂认定标准,即在收受型受贿中,以行为人取得他人贿赂行为作为犯罪既遂认定标准,而在索取型受贿中,则以行为人向他... 详细信息

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在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犯罪既遂认定标准的不同。应当以阶段行为说作为受贿罪既遂认定标准,即在收受型受贿中,以行为人取得他人贿赂行为作为犯罪既遂认定标准,而在索取型受贿中,则以行为人向他人索取贿赂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受贿罪既遂阶段行为说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