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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8年第4期2卷 92-106页

作者：王政勋西北政法大学

猥亵行为违法性程度的判定对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和刑罚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判断时应当从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角度进行考察。显著轻微的猥亵是一般违法行为,严重的猥亵是犯罪,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应从... 详细信息

猥亵行为违法性程度的判定对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和刑罚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判断时应当从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角度进行考察。显著轻微的猥亵是一般违法行为,严重的猥亵是犯罪,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应从猥亵的内容、强迫的程度、被害人的情况、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猥亵的场所、所造成的结果等方面来衡量。一部分性骚扰行为属于刑法上的猥亵。亲昵行为在具有社会相当性时不是猥亵。"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是指在公共场所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实施严重的猥亵行为,不包括偷偷摸摸实施的情节较轻的猥亵。在网络公共空间强制猥亵的,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关键词：猥亵违法性程度一般违法行为当众网络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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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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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宁苏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刑事诉讼领域,但随着法治的发展健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也得到了延伸应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起到了敦促和约束的作用,也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程序正义... 详细信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刑事诉讼领域,但随着法治的发展健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也得到了延伸应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起到了敦促和约束的作用,也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程序正义原则。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有关法律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定过于笼统,仅为原则性的规定,且局限于对非法证据获取手段和方式的描述,缺少可适用性。如何认定具体案件中证据的“非法性”,以及如何细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规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越过证据审查而直接作出事实认定的规避适用现象、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不充分、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以及排除标准有待明确等问题。归根结底,这些问题源自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可适用性。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明晰非法证据的认定问题,对“严重违法证据”的程度进行把握、明确“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具体认定。另一方面也要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进一步细化“区分证据违法性程度”的排除标准。同时,也应细化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规则,包括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等问题。从增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适用性的角度而言,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梯式标准,通过四个阶梯式步骤的判断,合理地对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处理,并补充衍生证据的处理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从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内容的角度而言,法院应当区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主体,倾斜保护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一方;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前审查制度以及合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原告承担次要的举证责任,以进一步落实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从完善其他配套制度的角度而言,应当完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并确立相应的非法取证追责处罚制度,同时法院也要加强和充实裁判文书中相应的释明。

关键词：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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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模糊化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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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44卷 148-152页

作者：梅传强张喆锐西南政法大学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重庆401120

对于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把握,司法实务界与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司法人员在面对把握不准的停止形态认定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犯罪既遂,而有学者认为这与刑法既遂理论相矛盾。关于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间关系,可以适当予以模糊。因... 详细信息

对于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把握,司法实务界与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司法人员在面对把握不准的停止形态认定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犯罪既遂,而有学者认为这与刑法既遂理论相矛盾。关于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间关系,可以适当予以模糊。因为贩卖毒品行为本身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在法教义学视角,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别仅在于违法性程度上的不同。在考虑贩卖毒品罪的量刑问题时,只需在认定其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对其结果不法予以考量即可。

关键词：贩卖毒品罪犯罪未遂犯罪既遂违法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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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行交叉视域下国家环境监管工作人员渎职责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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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 2017年第3期33卷 48-52页

作者：秦悦涵山东大学法学院

我国环境监管工作人员渎职责任以违法性程度的高低为判断标准,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要承担方式。我国刑法对犯罪的界定采取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加之行政犯的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特征,使得对刑行交叉的环境监管渎职案件进行行... 详细信息

我国环境监管工作人员渎职责任以违法性程度的高低为判断标准,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要承担方式。我国刑法对犯罪的界定采取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加之行政犯的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特征,使得对刑行交叉的环境监管渎职案件进行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二次评价尤为必要。环境监管渎职犯罪作为具有双重违法性的行政犯,刑法可将多次行政责任的承担作为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以行政处分作为刑事处罚的前置性要求,对环境监管工作人员渎职行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衔接进行立法完善。

关键词：刑行交叉环境监管渎职违法性程度二次评价原则责任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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