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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 2019年第6期 94-106,164,165页

作者：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 详细信息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契丹开国年代阿保机君基太一政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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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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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元史 2020年第2期

作者：苗润博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 详细信息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契丹开国年代阿保机君基太一政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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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时间观研究

《论语》时间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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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舟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本文以《论语》时间观研究为论题,从《论语》所蕴含的代续时间、政治时间和文化时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主体的生命历程并不是简单自然时间中的存在,而是在时间化境域中主体生命突破时间的限制,以仁德为内核实现生命的精神超越过程。... 详细信息

本文以《论语》时间观研究为论题,从《论语》所蕴含的代续时间、政治时间和文化时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主体的生命历程并不是简单自然时间中的存在,而是在时间化境域中主体生命突破时间的限制,以仁德为内核实现生命的精神超越过程。在代续时间观中,个体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性的存在,而是与父母始终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共在。而这种共同体并非只是主体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无法隔绝的血缘关系,而是以孝为载体的精神共同体。“三年”之孝是《论语》认为主体不失其仁的本源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一方面是对主体进行仁爱源头的引导,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仁爱在时间境域中的超越属性,这也就奠定了“慎终追远”的时间延续性基础。在政治时间观中,《论语》中的“好古”政治取向是其政治制度理论的依据,康有为系统的阐述了三代以来的政治发展时间机制,所谓“进化有渐,因革有由”。在“好古”的政治取向中时间的绝对性得以体现出来,政权的变更,政治制度的改制与创新都体现着时间绝对性特征。在文化时间观中,论证主体生命的时间意义,其内在核心是“仁德”的时间化与生成性的内在一致性,并探讨孔子对时间当下决断的思考,对于这种时机的领会,体现在《中庸》的“君子而时中”之中。通过对时间的理解,寻找主体内在生命的超越性可能,所以《论语》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通过致力于内在精神生命的建构,使得主体的精神世界获得时间上的永恒,找到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论语》代续时间政治时间文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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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代议制的成长——以全国人大会期制度化为中心

中国特色代议制的成长——以全国人大会期制度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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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阳凌延安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全体会议会期目前已经进入平稳运行阶段:频率为每年一次,会议时间为每年的第一季度,会议时长一般在十天左右。其参会主体的正式人员为各地区、各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制度体现着国家制度... 详细信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全体会议会期目前已经进入平稳运行阶段:频率为每年一次,会议时间为每年的第一季度,会议时长一般在十天左右。其参会主体的正式人员为各地区、各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制度体现着国家制度的性质,围绕人大制度对其进行制度化研究体现着国家政治逐渐向有序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本文以全国人大的会期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中的会议会期入手,在比较中揭示中国代议机关会期安排的特殊性,并进一步沿着人大会期的发展脉络,从会议会期中厘清人大制度初步探索时期、曲折发展时期、平稳运行时期。在会期“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间找到人大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在会期的梳理和会期分析中窥探人大运行的方向,找到人大独具特色的优势所在。在会期制度的制度化中预测人民代表大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成长路径。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以来,我国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形式。结合理论与实践,将中外对比,把代议机关从社会性质中剥离出来,以对促进民主的工具性思考引出人大会议会期的选择立足于公意。在人大制度的发展上,将人大会期的安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从会期安排中反映人大会议和人大制度的发展进程。统筹分析人大会期“不变”背后暗含的人大会议价值,以及“变”化背后隐藏的对合理化、科学化、合法化的追求和国情阶段的把握,综合“变”与“不变”的原因,深挖人大会期的可预测化以及其反映的民主发展进程渐趋有序化。在会期调整的背景下,会期向着人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目标前进,并且将民主与效率充分结合。在对会议会期的综合分析中,通过会期制度化以小见大,总结规律,找到人大成长节点,探索出一条既坚持制度化方向,又给予适当灵活性调适空间的合理之路,找到契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成长路径。

关键词：全国人大会期会期制度化政治时间制度优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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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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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战线 2018年第2期 91-105页

作者：薛梦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从殷周至东汉,纪时要素渐繁。殷商以纪日为主,周代普遍仅纪月日,西周中期确立王年、月、日连书置于篇首的格式,东周纪时法加入"四时",秦汉官文书标明月朔,武帝时启用年号纪年,数序纪日开始流行,至东汉形成"年号纪年+月+月朔+日数序+日干... 详细信息

从殷周至东汉,纪时要素渐繁。殷商以纪日为主,周代普遍仅纪月日,西周中期确立王年、月、日连书置于篇首的格式,东周纪时法加入"四时",秦汉官文书标明月朔,武帝时启用年号纪年,数序纪日开始流行,至东汉形成"年号纪年+月+月朔+日数序+日干支"要素完备的纪时法。线性发展的同时,纪时法也存在共时性差异。差异的产生既由先秦诸侯各自为政的局势造就,又由书写载体的不同性质导致。纪时法不仅展现时间的工具性,而且也是"政治时间"的表达。秦朝建立后,"战国时间"逐渐归并于统一的"帝国时间"。西汉初期以来,面对王国自行纪年、不奉汉法的局面,自文帝始,即有意识地将时间制度的更新作为统摄诸侯王的手段,以致"正朔"观念日益明晰。武帝太初"改正朔",迈出了实现"大一统"的重要一步。西汉中期以后的纪时法显示,万里一朔的帝国时间秩序最终形成。

关键词：纪时法政治时间大一统书写载体先秦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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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会期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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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2019年第2期 8-18,125页

作者：周光辉赵学兵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长春市130012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会期制度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呈现出显著的制度化趋势,会期制度内容趋于完善,会期制度运作趋于稳定,会期制... 详细信息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会期制度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呈现出显著的制度化趋势,会期制度内容趋于完善,会期制度运作趋于稳定,会期制度效能得到较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实现制度化,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健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构建国家的政治仪式体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增强整个社会生活的可预期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党内会期制度的运行,逐渐实现定期化、定型化,探索出一条稳妥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有效路径。

关键词：政党会期政治时间会期制度化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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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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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秦汉史 2018年第3期

作者：薛梦潇

从殷周至东汉，纪时要素渐繁。殷商以纪日为主，周代普遍仅纪月日，西周中期确立王年、月、日连书置于篇首的格式，东周纪时法加入“四时”，秦汉官文书标明月朔，武帝时启用年号纪年，数序纪日开始流行，至东汉形成“年号纪年+月+月朔... 详细信息

从殷周至东汉，纪时要素渐繁。殷商以纪日为主，周代普遍仅纪月日，西周中期确立王年、月、日连书置于篇首的格式，东周纪时法加入“四时”，秦汉官文书标明月朔，武帝时启用年号纪年，数序纪日开始流行，至东汉形成“年号纪年+月+月朔+日数序+日干支”要素完备的纪时法。线性发展的同时，纪时法也存在共时性差异。差异的产生既由先秦诸侯各自为政的局势造就，又由书写载体的不同性质导致。纪时法不仅展现时间的工具性，而且也是“政治时间”的表达。秦朝建立后，“战国时间”逐渐归并于统一的“帝国时间”。西汉初期以来，面对王国自行纪年、不奉汉法的局面，自文帝始，即有意识地将时间制度的更新作为统摄诸侯王的手段，以致“正朔”观念日益明晰。武帝太初“改正朔”，迈出了实现“大一统”的重要一步。西汉中期以后的纪时法显示，万里一朔的帝国时间秩序最终形成。

关键词：纪时法政治时间大一统书写载体先秦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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