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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的功能与制度价值——兼评《民法总则》法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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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2017年第6期37卷 152-160页

作者：夏利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捐助法人在法人分类体系中应归属于财团法人,以此分类构建法人分类体系,能够相当地满足我国法人分类规范体系的逻辑自足性;彰显捐助法人制度之意志永久性、财产安全性的法律价值。为捐助人"永久性"地从事公益事业,充分发挥其满足社会多... 详细信息

捐助法人在法人分类体系中应归属于财团法人,以此分类构建法人分类体系,能够相当地满足我国法人分类规范体系的逻辑自足性;彰显捐助法人制度之意志永久性、财产安全性的法律价值。为捐助人"永久性"地从事公益事业,充分发挥其满足社会多元利益需求,克服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中的"政府失灵",宜制订《捐助法人法》,从立法技术层面弥补《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不足;且需在《捐助法人法》中具体规范法人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规则,促进其功能与价值之实现。

关键词：捐助法人财团法人法人分类完善规制《捐助法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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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组织架构的制度缺陷及完善进路

法学 2017年第10期 51-62页

作者：罗昆武汉大学法学院

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捐助法人组织架构的规定明显有悖于有关财团法人的基本理论共识和比较法成例,无法使捐助人产生足够的制度信心。这主要是因为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错误规定的影响,还在于立法者忽略捐助法人的私法本质,而且对... 详细信息

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捐助法人组织架构的规定明显有悖于有关财团法人的基本理论共识和比较法成例,无法使捐助人产生足够的制度信心。这主要是因为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错误规定的影响,还在于立法者忽略捐助法人的私法本质,而且对我国基金会实践中业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规律性认识不足。解决此问题需依循民事基本法的法律解释和特别法立法两条进路。名为"决策机构"的捐助法人理事会应被解释为执行机构,而"执行机构"应被解释为日常事务执行机构如秘书处。作为捐助法人特别法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应作相应修订以落实上述职能定位,在规定捐助法人重大事务决定制度的基础上,将捐助法人理事会的职权限定于重大事务提议权和其他事务决议权。捐助法人组织架构制度的完善进路可以成为解决《民法总则》类似问题的一种典型方案。

关键词：《民法总则》捐助法人基金会组织架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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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研究

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研究

作者：陶玥云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我国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作为慈善事业重要主体之一的捐助法人最初规定在《民法总则》中,又在《民法典》中得到确立。信义义务的核心是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相关条文在我国非营利法人的内部治理中数量虽然不... 详细信息

近年来,我国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作为慈善事业重要主体之一的捐助法人最初规定在《民法总则》中,又在《民法典》中得到确立。信义义务的核心是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相关条文在我国非营利法人的内部治理中数量虽然不多,但也能体现出对信义义务的要求。理事会是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由于决策机构的权利、义务设置对法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及限制影响很大,在捐助法人内部治理中,决策机构发挥着引擎的作用。纵观我国对捐助法人的认识及捐助法人的发展历史,“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人的根本特征在捐助法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得到体现,而信义义务可以根据捐助法人实际需要而发生调整和变化,在处理和协调捐助法人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合理规范并对捐助法人内部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实现捐助法人的职责和功能,对作为承担捐助法人信义义务主体的捐助法人理事会的各种规定都应当进一步得到细化。但当下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适用问题不够明确清晰,依然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本文探索我国捐助法人关于信用义务的适用问题。现有制度对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规定不够具体进一步造成了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困境。在传统理论之上,可适当细化制定捐助法人的信义义务规则。本文对捐助法人信义义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最后提出以下建议:明确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主体,完善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具体规则,细化违背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救济措施和程序,落实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监管机制。全文通过案例等引出捐助法人信义义务存在的问题,梳理我国法上现有与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相关的分散规定,剖析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现状的成因,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信义义务的制度缺陷完善措施及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适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本文中对捐助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慈善捐助性质的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同时也希望它能够对同为捐助法人且又具有一定共性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与依法设立的宗教场所这二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理事会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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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治理问题研究

捐助法人治理问题研究

作者：徐志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在我国民法中设立了捐助法人制度,将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等以财产为基础成立的法人统一纳入捐助法人的范畴进行特殊规制,成为我国民法典编撰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长期以来,基... 详细信息

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在我国民法中设立了捐助法人制度,将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等以财产为基础成立的法人统一纳入捐助法人的范畴进行特殊规制,成为我国民法典编撰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长期以来,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等特殊类型的法人在我国的法人分类体系中一直存在着定性困难的问题,导致实践中捐助法人面临着主体资格模糊、业务范围不明确的尴尬境地,且由于立法对捐助法人的设立和运行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指引,捐助法人长期存在着运行效率低下、内部治理混乱、外部监管疲软等诸多发展障碍,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央地带,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困境和信任危机。同时,以基金会代表的捐助法人数量不断增多且在我国的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众多捐助法人利用自身信息和资源优势在筹集善款、募集物资方面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因此对捐助法人治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我国学者结合大陆法系中的财团法人制度与我国的相关立法实践创设了捐助法人制度,将基金会等具有财团性质的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进行分别立法,以发挥财团法人制度在保障捐助人意志实现和促进公益事业方面的重要制度价值和功能。但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捐助法人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捐助法人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现行法如何衔接的问题,即现有的捐助法人需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相关法律、法规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立法之间的统一和协调,才能为捐助法人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指引。因此,本文结合捐助法人在治理中面临的制度障碍,针对捐助法人概念、业务活动的规范、理事会的性质、监事会会功能以及监管模式的转变五个方面中存在若干问题,借鉴大陆法系的财团法人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中的基金会治理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构建起以法人自治为核心的,外部监管制度服务于内部治理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捐助法人治理框架,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协调各方的权利义务实现捐助法人在自治和他治之间的平衡,保证捐助法人经营运作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从而发挥其在我国公益捐赠事业中的重要制度价值,促进社会公益目的实现。

关键词：捐助法人财团法人法人治理社会公益

论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及其制度完善--以《民法典》第94条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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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100-108页

作者：李德健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杭州310023

《民法典》第94条确立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以强化对捐助法人监督力度,维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但尚存撤销权行使主体冲突、程序不明与责任模糊问题,容易最终损害公益目的。其原因在于,现行法忽视了撤销权行使与利害关系人道德风... 详细信息

《民法典》第94条确立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以强化对捐助法人监督力度,维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但尚存撤销权行使主体冲突、程序不明与责任模糊问题,容易最终损害公益目的。其原因在于,现行法忽视了撤销权行使与利害关系人道德风险、捐助法人自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的公法职责与特殊公益诉讼双重属性,以及内部机构成员的慈善受信人特质。据此,应明确利害关系人行使撤销权时主管机关共同参与机制,并适当限缩解释利害关系人范围;明确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的法定职责,并创设撤销权行使行为与公益诉讼衔接机制;规定内部机构信义责任,并赋予主管机关以责任减免权。

关键词：捐助法人公益目的主管机关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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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治理机制研究

捐助法人治理机制研究

作者：朱童语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捐助法人在我国公益事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政府职能在公益事业领域的重要补充。与营利法人相比,捐助法人所有者缺位、利益相关者不易确定、经营状况难以量化评价、更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导致捐助法人的治理问题存在一定特... 详细信息

捐助法人在我国公益事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政府职能在公益事业领域的重要补充。与营利法人相比,捐助法人所有者缺位、利益相关者不易确定、经营状况难以量化评价、更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导致捐助法人的治理问题存在一定特殊性。探索一套适应捐助法人特征的治理机制不仅能为捐助法人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从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进步;更有助于《民法典》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捐助法人相关的规定相衔接,使捐助法人法律制度得以体系化。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的历史逻辑及现实安排暴露出捐助法人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私法治理起步较晚、行政管控过严,立法规范结构零散、缺乏整合性,内部制衡薄弱,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实践中,捐助法人相关纠纷的产生也与治理机制的不健全存在很大关联,故需构建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以防控捐助法人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而防止冲突与纠纷的产生。同时,通过对捐助法人相关纠纷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捐助法人提起诉讼的主体受限,法院对于捐助法人存在认知偏差,擅用“参照适用”,缺乏统一的裁判尺度,司法裁判权与行政管理权存在“冲突”,这些导致法官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无所适从。因而在构建捐助法人治理机制时,纠纷化解机制也必不可少,需要对捐助法人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探索纠纷多元解决路径以及时化解捐助法人相关纠纷。本文共分四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以捐助法人治理机制的一般理论作为切入点,阐明捐助法人及其治理机制的内涵、捐助法人法律治理的制度价值以及捐助法人治理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为后文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通过比较法考察,对德、日两国的公益财团法人制度及英、美的非营利组织制度进行考察,对其可供借鉴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对于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的启示。第三章从我国捐助法人治理模式的历史逻辑出发,对捐助法人治理相关的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梳理,着重分析《民法典》与捐助法人治理相关的规定。在此基础上,结合捐助法人治理机制的运行现状对当前的制度安排进行检视,归纳出现有捐助法人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捐助法人的治理需平衡行政管控与私法自治的关系,相关规定需要进行细化,并就建构动静结合的风险防控机制提出建议。第四章对捐助法人治理中出现的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通过对裁判文书的研读,把握捐助法人相关纠纷的成因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提出捐助法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纠纷需要通过纠纷分流、打通诉讼的救济渠道以及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本文的结论是从风险防控与纠纷化解两方面完善捐助法人的治理机制。

关键词：捐助法人财团法人法人治理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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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法律问题研究

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吴张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或者政府是社会救助事业的法定主体,但仅仅依靠国家并不能追求社会救助效益的最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不仅有法律支撑,更是社会救助的现实需求,而捐助法人作为社会力量中的主要力量,... 详细信息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或者政府是社会救助事业的法定主体,但仅仅依靠国家并不能追求社会救助效益的最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不仅有法律支撑,更是社会救助的现实需求,而捐助法人作为社会力量中的主要力量,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增加社会救助效益。在参与社会救助中,捐助法人的行为属性应符合公益目的以及满足自身逻辑自足性,并以直接和间接的参与路径不断优化社会救助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按照现行法律之观点,捐助法人指以公益为目的,经依法登记并具备法人条件的非营利法人,可以细化成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宗教服务场所三类,但第三类主体具有成立及运转上的特殊性,应做专门研究。而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组成的捐助法人在社会救助领域比较活跃,出现的法律问题也亟待解决。在成立阶段,管理体制和准入条件的束缚限制了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发展,加上传统官民思想的渗透,捐助法人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而法律的修改也并未明确社会救助之要义,捐助法人适格性和功能性受挫。在运行阶段,尽管法律文件纷杂,但捐助法人的内部治理及退出机制仍不够成熟,且社会救助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难以完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跨越。政府保障上,政府购买社会救助和税收调节作为政府保障捐助法人救助效益的两大利器,但这对利器也并未打磨锋利,政府保障职能未能更好地促进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政府规范上,救助基金作为捐助法人最重要之救助基础,但粗放型监管降低了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效能,且相关主体职能错位、权责不明,社会问题频现。法律问题层出并不能否认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功效,结合我国国情,移植域外优秀法律成果,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才是关键。首先,重塑社会救助要义。在未来立法中明确社会救助含义,捐助法人应针对社会救助特点区分贫困界定标准,以不同救助给付标准参与社会救助。其次,完善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运行及退出规则。强化捐助法人在社会救助中的独立地位,明确捐助法人内部治理系统中各主体职权,借鉴其他法律改进捐助法人退出规则,从内外两部分改善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环境。再次,建立协调及信息共享机制。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契机,深化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变革,并通过救助信息各环节的有机串联实现社会救助信息的共享。复次,重新定位政府的法律地位,落实政府对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保障义务。在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合同中产生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政府应是权利义务并存的结合体,而在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及执行上,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执行细则不仅有利于捐助法人更好地参与社会救助,更是政府救助职能的延续。最后,加强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中的基金监管。捐助法人救助基金的监管应以优化救助效能为基础,实现监管集约化转型,并理顺相关主体监管权限,明确责任范围,促进捐助法人参与社会救助的稳健发展。

关键词：捐助法人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政府购买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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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研究

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研究

作者：李亚平华侨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宗教财产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宗教活动的经济基础,如何保护和管理宗教财产将会影响到宗教活动场所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我国宗教活动场所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民事主体地位,导致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财产制度要么缺乏配套的财... 详细信息

宗教财产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宗教活动的经济基础,如何保护和管理宗教财产将会影响到宗教活动场所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我国宗教活动场所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民事主体地位,导致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财产制度要么缺乏配套的财产规范,要么已规定的财产制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落实。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诸如宗教活动场所商业化、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权益受侵害但救济困难等宗教财产问题。因此,在《民法总则》初步解决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全面的构建我国的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的财产制度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的理论和现状分析,发现我国宗教活动场所在财产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域外宗教活动场所财产制度的经验和启迪,寻找完善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的出路。以期为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除引言和结语外,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概念操作化,明确本文研究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内涵和对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及其财产制度的理解,为后文提供理论铺垫。第二章:问题分析,从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的现状入手,结合实际案例着重说明当前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在财产管理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原因。第三章:域外镜鉴,通过分析德、日、英、美四国关于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的有关规定和做法,为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提供经验和启示。第四章:研究建议,通过上述分析尝试从统一制度前提、确定归属办法、探索特色管理方式以及落实完善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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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的构建

论中国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的构建

作者：叶熙昊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中国《民法典》对法人制度的重大调整,使“非营利法人”的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捐助法人”的概念也首度被创制,隶属于非营利法人的集合项下。然百废待兴,《民法典》只为捐助法人提供了一般性的规则与法源依据,内部的私法... 详细信息

中国《民法典》对法人制度的重大调整,使“非营利法人”的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捐助法人”的概念也首度被创制,隶属于非营利法人的集合项下。然百废待兴,《民法典》只为捐助法人提供了一般性的规则与法源依据,内部的私法关系仍缺乏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有关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也尚未深入。捐助法人治理程式的构筑可以借鉴公司法中业已成熟的制度基础与理论研究。因所有者缺位,捐助法人内部理事（会）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加之内部监督机关设置简单,理事（会）履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基于理事（会）类似于公司董事（会）的机关地位,理事也有被课以信义义务的可能性。但对公司治理相关理论的借鉴并不意味着仅是简单临摹,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的构建仍有必要遵循非营利法人场域的内在机理。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构建的依据与路径,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其简述内容为:第一章侧重法律解释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论证非营利法人与营利法人的本质区别、与捐助法人功能类似的域外制度以及理事会的职能权限。非营利法人之于营利法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股权缺失/所有者缺位,捐助法人自然继受这一特征。中国捐助法人虽然与德国法上的传统财团法人相比,存在外延范围较窄、若干细节规定的不同,但法律本质与制度机理却是如出一辙。《民法典》93条将捐助法人理事会定位为决策机构,依据法律解释的澄清,理事会并不享有修改章程、决定组织合并、分立、终止等重大事务权力,其只能被定位为执行机构意义上的决策机构。第二章分析捐助法人理事负担信义义务的必要性。对理事课以信义义务有两个层面的思考:一是静态的学理分析。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理性经济人逐利等实然因素仍依附于以理事会中心主义为特质的捐助法人中,理事随时存在因获过大裁量权限而引致的道德风险。依从弗兰克（Frankel）信义关系的解释框架,捐助法人及其理事受信人的地位可以证立。二是动态的场域审视。中国捐助法人治理模式的转变为理事信义义务的构建奠定了制度根基。对捐助法人行政管制的放松促使其逐步迈向法人治理型的治理模式,也为司法介入捐助法人治理提供了可能。同时,捐助法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立法态度逐步放缓,这使得捐助法人可能进一步暴露在投资风险中,对理事设定信义义务能够顺应这一趋势的演变。第三章窥探美国法上非营利法人理事义务规则的发展。美国法对待非营利法人理事义务规则的态度从早期的豁免原则,更替至参照信托受托人标准,再到选择商事公司董事的义务标准为镜鉴。非营利法人理事义务规则在全面承继商事公司相关标准上也产生了排异反应,这表现为理事义务指向对象的不明晰。因非营利法人股权构造的缺失,理事应当对谁负有义务呢?美国法学界将此现象归结为“无本人的代理人”（agents without principals）。美国法上理事义务标准的嬗变反映了该国特定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非营利组织效仿商事组织的运作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阶段,本土化的信义规则建构应当警惕过度非理性的商业化倾向,遵循非营利法人制度的内在规律,把握志愿性与公益性的最高价值。第四章探究非营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相较公司董事义务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法对捐助法人理事义务的基本定位。非营利法人集合项下各法人的多样性造成了各法人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结构,恒定的信义规则显然无法满足这些组织体差异化的需求。非营利法人理事受资本刚性约束的影响远不如商事公司董事,理事信义义务应比董事信义义务更为严格。捐助人、雇员、受益人、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使其自身或选派代表进入非营利法人的理事会应为常态,理事背后代表的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将对统一的信义义务范式造成冲击。在义务的定位上,捐助法人的准公共性质（Quasi-Public）决定了其内部理事的问责机制与政府官员问责机制具有类似性。理事信义义务的对象有必要扩张至外部利益相关者甚至社会公众,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大众都能够主张诉讼问责。理事的信义义务内容有必要在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之外创设第三极的义务——顺从义务,这是基于越权原则对非营利法人仍有一定的规制作用,以及顺从义务能够庇护理事遭受其背后利益群体的非难。第五章阐释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的具体表现。捐助法人理事异质化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其设定统一的义务范式,这是考虑到完全改用约定信义义务的方式将带来更大的道德风险,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并非现阶段主要矛盾。理事信义义务的展开将划分为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宗教活动场所两个部分。对于前述组织中的理事,在忠实义务上,除非涉及到特别事由,一般不得从事关联交易;禁止篡夺法人的商业机会;禁止欺诈募捐;不得侵吞法人财产等行为。在注意义务上,应当遵循谨慎投资的义务;确保公益事业支出的必要限度等。理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原则应为一般过失原则。顺从义务的要义对理事追责机

关键词：非营利法人捐助法人理事信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