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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法律评论 2022年第1期14卷 291-342页

作者：拉姆西·伍德考克梅鑫(译) 丁粮柯(译) 肯塔基大学法学院和盖盾商业与经济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不断扩张的大数据价格歧视对反垄断法维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消费者信息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程序算法等分析工具的不断强化,企业将能够几乎无误地分析出任一消费者在特定时间购买任一商品时所能承受... 详细信息

不断扩张的大数据价格歧视对反垄断法维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消费者信息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程序算法等分析工具的不断强化,企业将能够几乎无误地分析出任一消费者在特定时间购买任一商品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化价格,并通过价格定制来攫取消费者的所有经济剩余。未来的大数据价格歧视必将使现行的反垄断机制失效,因此反垄断法必须放弃总福利标准,采用消费者福利标准。反垄断法需要将定价权的形成、存在和行使过程纳入监管范围,具体而言,有三种解决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通过美国反行业经营者集中运动直接削弱企业的定价权,从而限制企业价格歧视时对消费者设定尽可能是最高价格的能力。第二种方案是政府运用大数据来保护消费者福利。第三种方案是直接禁止商品价格定制行为。其中前两种解决方案并不禁止企业定制价格,但是禁止企业实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简言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标志着自由市场的终结,反垄断法有必要从美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出适合大数据价格歧视的监管模式。

关键词：大数据价格歧视价格定制经济剩余价格监管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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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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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琳华中科技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大数据价格歧视是指平台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计算机技术,将其从多种渠道采集挖掘到的用户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最终筛选出平台所需要的数据,构建个性化的用户画像以分析其群体类型、需求、购买力,通过不正当的差异... 详细信息

大数据价格歧视是指平台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计算机技术,将其从多种渠道采集挖掘到的用户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最终筛选出平台所需要的数据,构建个性化的用户画像以分析其群体类型、需求、购买力,通过不正当的差异化定价、差异化营销等手段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与过去的价格歧视相比,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公司利用算法技术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更难察觉、更易隐蔽、更具危险性。平台方没有正当理由,就同一产品或服务向不同用户群体展示了不同价格,甚至采用欺诈、虚假宣传、未尽到披露告知义务等违法手段诱导用户为不合理的溢价买单,一方面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个人信息权益、公平交易权乃至市场经济与信用体系,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法律仍有不完善之处,且算法技术本身在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无法被大多数普通民众理解,导致监督困难、追责困难,受害者损失小但维权成本高、取证难度大,因此很少愿意借助法律工具进行大数据价格歧视维权。因此,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亟待规范。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推动建立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确保告知义务、改进同意方式;细化信息保护领域相关标准;赋予用户更为宽泛的知情权。其次应当通过算法有限公开机制和备案制度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同时在监管方面,首先应该由平台内部建立起完善的实时监测系统,其次政府部门应当培养高效、统一、先进的大数据监管团队,也可引入行业组织等第三方监管机制,赋予其适当的审查权以增强对算法技术的管控能力。在社会方面,应当通过宣传推广让消费者意识到自身敏感隐私信息的价值,加强警惕性和防范意识,正视不正当价格歧视行为潜在的危害性并主动维权。只有从多方面入手对大数据时代价格歧视问题进行规制,才能确保大数据技术能被用于造福社会,实现其应有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价格歧视法律规制算法治理个人信息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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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语境下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语境下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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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晨露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前对于价格歧视行为,多以《消费者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进行规制,但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不一定百分之百契合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无法为遭受价格歧视行为损害的一方提供法律救济。因而探索《反垄断法》语境下的规制路径成为... 详细信息

目前对于价格歧视行为,多以《消费者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进行规制,但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不一定百分之百契合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无法为遭受价格歧视行为损害的一方提供法律救济。因而探索《反垄断法》语境下的规制路径成为当务之急。但当将价格歧视这一行为置于当代大数据语境下时,由于社会成本的减少,若是继续对其适用在传统经济领域中孕育而生的规制路径,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不适应性的发生。但从客观上看,价格歧视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会扭曲各方间本应合理而公平的利益分配,使得市场内经济效率与实质公平间的冲突愈发明显,因此反垄断法对此进行规制无疑是势在必行。同时大数据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反竞争效果的标准模糊、抗辩理由无据可循。因此本文提出反竞争效果判定标准和正当理由厘清两个问题。法益损害是大数据价格歧视反垄断法规制的逻辑起点。学术界和实务中往往以竞争受损和消费者受损作为判断法益损害的标准。两类标准都有其正当性,但也存在一定瑕疵。对于竞争受损,我国反垄断实务存在“竞争者损害”倾向;对于消费者受损,实务中存在滥用倾向,甚至把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终极目的绝对化。消费者与竞争者利益损害与否是考量竞争是否有效的核心因素,反垄断法应当对其着重关注并且进行调衡。即便可以认定经营者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存在反竞争效果,经营者还以“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但“正当理由”的抗辩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目前缺乏对正当理由的规范阐述和类型化。二是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行业滥用行为通常“有据可依”,比如是为了产品或服务创新、为了应对竞争对手等,这些抗辩理由使得企业行为不具有可责难性,限制了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的可行性。因此,需要对正当理由规则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大数据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需从价值导向、规则逻辑、实施路径等方面完善规制方案:在价值层面,重拾反垄断上的公平价值目标,坚守公平竞争底线;在规则层面,基于经济效果规制大数据价格歧视,反竞争效果应仍然以竞争损害为第一判断标准,消费者福利标准作为补充适用的判断标准。但在价格竞争不明显甚至无价格竞争的市场,特别是在平台竞争盛行的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者福利标准作为首选标准,通过经济效果分析判断市场行为会造成竞争损害后,还要考虑正当理由的抗辩,可以借鉴国外立法上的“成本抗辩”、“应对竞争与情况变化”两个“绝对抗辩”理由以及“切实可得性”非法定抗辩理由对我国正当理由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增设正当理由的分类条款并细化各类型认定标准;在实施层面,注重反垄断与数据保护、算法治理的有效衔接,积极推进反垄断规制与个人数据保护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大数据价格歧视反竞争效果消费者福利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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