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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4期38卷 141-152页

作者：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 详细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关键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贵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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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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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论 2019年第1期 33-43页

作者：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 详细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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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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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法史学 2018年第10期 141-152页

作者：谢红星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 详细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关键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贵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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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引用

法理学、法史学 2019年第5期

作者：谢红星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 详细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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