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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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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 2024年第2期 74-82,157页

作者：连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 详细信息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新诠释者无神论政客宋明新儒家(学) 耶儒交涉

儒家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互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与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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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 2023年第4期 138-155页

作者：胡翠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英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于1835年在美国出版,收录在《凤凰:古书珍宝录》中。孔子思想与美国本土思想第一次发生自觉而系统的交流和融合,当属超验主义者对“孔子的道德”及马士曼和柯大卫的孔子译作所做的系统... 详细信息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英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于1835年在美国出版,收录在《凤凰:古书珍宝录》中。孔子思想与美国本土思想第一次发生自觉而系统的交流和融合,当属超验主义者对“孔子的道德”及马士曼和柯大卫的孔子译作所做的系统阅读、使用和传播。爱默生发表在《日晷》上的21条“孔子名言录”中有4条摘自“孔子的道德”,呼应了爱默生对“雄辩”“沉默”和“天道”的思考。梭罗摘录自“孔子的道德”的名言印证了其对深思熟虑的生活的关注,而“齐人失盾”所体现的儒家大同理想则成为爱默生、梭罗和康威世界主义思想的一贯主题。超验主义者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之间的关系,既是“儒家注我”,也是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

关键词：《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孔子的道德” 超验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世界主义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译介《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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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译介《周易》研究

作者：黑永健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在儒家经典西译史上,1687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序言部分,首次对《周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译介。在此之前,虽然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于十六世纪初即已来到东亚,但此时期的西文涉华著作中,很少见到对《周易》的... 详细信息

在儒家经典西译史上,1687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序言部分,首次对《周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译介。在此之前,虽然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于十六世纪初即已来到东亚,但此时期的西文涉华著作中,很少见到对《周易》的记载。十六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并接触到《周易》。利玛窦还在其中文著作中,引用了一些《周易》的内容。但其叙述仅局限在中文范围内,西文著作和书信中仍然看不到对《周易》的介绍。十七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撰写的西文著作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周易》的描述。如陆若汉简略地提到了太极、无极、乾坤等与《周易》相关的概念,曾德昭明确了《周易》为五经之首,并对《周易》的性质、作《易》之人、《易》之内容等作了简略的叙述。卫匡国对阴阳、八卦与六十四卦生成、天地之数等问题作了解释,并列出了六十四卦卦象图,是《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之前,正式出版的西文文献中对《周易》的最为详尽的介绍。但总的来看,这些早期记载的详尽程度与准确性,都无法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相比。《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对《周易》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由殷铎泽撰写的第一部分第六章至八章,与由柏应理撰写的第二部分第一章中。在第一部分第六章中,殷铎泽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卦象,并以“一分为二”法为主,描述了其生成过程。此外还列出了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以及与中国传统的大方图形制类似、而位置不同的六十四卦方图,并标出了卦名的读音、译义等内容,由此弥补了卫匡国只列出卦象,而不标卦名的缺失。殷铎泽和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中,都谈到“太极”问题,但理解不尽相同。殷铎泽更倾向于从所谓“元气浑沦”的角度去理解“太极”,将之视为上帝创世所用的物质,而柏应理则是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帮助欧洲读者理解“太极”这一概念,并强调“太极”不属于孔子及其学生的重要概念,而是后来的宋代新儒家创造出来的。龙华民《灵魂道体说》中的“太极道体说”明显与殷铎泽的“太极元质说”和柏应理的“太极质料因说”有很深的渊源。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特重谦卦。为了介绍排在第十五位的谦卦,殷铎泽特意在第一部分第七章,讲乾至大有的前十四卦作为铺垫,而第八章则详细解说谦卦,并顺带讲到排在其后的豫、随二卦。其译介谦卦的内容包括卦名、卦象、卦辞、爻辞、《彖传》与大小《象传》,还强调该卦是六十四卦中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特重谦卦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在“谦”的问题上,天主教与《周易》的思想有结合的可能,从表述中能看出殷铎泽借翻译谦卦而为自己的“合儒”传教策略辩护的用意。其对谦卦的理解,基本持肯定态度,且肯定的内容基本近似于天主教“谦卑”的美德或称“谦德”的观念。《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对《周易》的译介,在欧洲汉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书出版之后,很快即被传教士与汉学家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欧洲人了解《周易》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尽管当时也有索隐派传教士,选择了另一条诠释《周易》的思路,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序言》在《周易》译介史上,仍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

关键词：《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柏应理殷铎泽《周易》

《大学》西译的流变 ——以《中国哲学家孔夫子》、马士曼和马礼逊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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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西译的流变 ——以《中国哲学...

作者：牛迪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从16世纪到20世纪,《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被翻译成了各国语言的多个版本,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中文水平不同,其译本的呈现也是千差万别。《大学》原文与译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语种译本之间的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大... 详细信息

从16世纪到20世纪,《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被翻译成了各国语言的多个版本,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中文水平不同,其译本的呈现也是千差万别。《大学》原文与译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语种译本之间的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大学》西译的过程中,来华传教士功不可没,其中16-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和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是两大重要的译者群体,由于他们所处时代背景和传教理念不同,其《大学》译本的呈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溯清传教士内部从天主教到新教所著《大学》译本的变化情况,本文重点选取了三个译本: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四位耶稣会士共同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的《大学》拉丁文译本、181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大学》（Ta-Hio）英译本和1814年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父子的《大学》英译本（Ta-Hyoh）。《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17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亦是“四书”最早经由天主教耶稣会士翻译的代表成果;马士曼和马礼逊的《大学》译本则是英语世界最早的英文全译本,尽管皆宣称“直译”,实际上翻译风格迥异,且都代表19世纪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成果。本文通过梳理和对照上述三个译本来探究《大学》从原本到拉丁文译本再到最早的英语全译本,在经由天主教传教士和早期新教传教士翻译时内容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缘何产生这些变化,基于此来纵观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群体内部在翻译《大学》时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并分析相关变化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特点以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的绪论主要包括《大学》西译史的梳理、选择三个译本的原因、研究意义和论文的写作思路。第二章主要研究17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大学》这一拉丁文译本,剖析《大学》原文在经由天主教耶稣会士翻译时儒学内涵发生的变化,并探究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大学》历代有多个注疏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和王阳明的古今本之争。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对于“经”“传”的划分和引用,可以确定耶稣会士在翻译《大学》时是以朱子的《大学章句》和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成书于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下,耶稣会士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出发,试图证明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一致性,从而维护其在华践行的文化适应路线。耶稣会士在“三纲八目”的翻译中引入了“灵魂”“理性”“智力”等经院哲学术语来诠释儒学概念,使儒学思想融合在基督教文明之中。本文第三章探讨的是从《大学》拉丁文译本到英译本所发生的变化。19世纪初,英国早期来华传教士面对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为了宣教需要,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出版领域。终身未能入华却一直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致力于汉语学习和译经活动的马士曼和新教早期来华的先驱马礼逊都将《大学》翻译成英文,这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大学》英语全译本。从拉丁文译本到英译本,在传教士内部针对同一部中国经典的翻译策略却发生了改变。19世纪,西方社会对中国已不再充满纯粹的好奇和美好的想象,传教士也抱有以基督教文明来改变中华文明的希望,这种态度自然地流露在英译本中,使其风格较之前人发生了变化,新教传教士与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儒学译词的选择、遣词造句、行文结构上均存在差异。虽然马士曼和马礼逊在其《大学》英译本沿袭了许多拉丁文译本中带有宗教色彩的译词,但已经逐渐褪去经院哲学的内核,趋向更加世俗化的解释。二马的英译本在遣词造句上更加忠实原文,虽然也存在错译、理解浅显的疏漏,但为之后英语世界专业汉学家对《大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围绕《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大学》与《大学》原本的差异,马士曼、马礼逊的英译本《大学》与拉丁译文的差异展开,通过文献对比分析和译词的谱系研究,直观地反映不同时期《大学》西文译本发生的具体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致使差异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译者翻译的动机和思想文化原因。希望通过梳理《大学》不同语种译本对于原文的“改写”以及不同语种译本之间的差异,进一步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国文化经典成为世界文化经典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大学》译介《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耶稣会士马士曼马礼逊

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书写的孔子形象 ——以《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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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书写的孔子形象 —...

作者：徐明佳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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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于1687年问世,是由四位耶稣会士编纂的一部主要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的著述。该书收录了《大学》《论语》《中庸》的拉丁译文和欧洲首幅孔子肖像,集中传播了孔子思想,对17-18世纪欧... 详细信息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于1687年问世,是由四位耶稣会士编纂的一部主要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的著述。该书收录了《大学》《论语》《中庸》的拉丁译文和欧洲首幅孔子肖像,集中传播了孔子思想,对17-18世纪欧洲社会影响深远。本文以形象学和“他者”为理论方法,以文化翻译观为视角,研究该书中耶稣会士书写的孔子形象。首先,本文梳理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产生的源流,分为历史背景、孔子的原儒思想和宋明理学（新儒学）、主编神父们的儒学观,简要论述了此书在儒学译介上的特点,为后续章节形成铺垫。其次,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孔子生平和思想术语的译介,揭示耶稣会士塑造的孔子形象。耶稣会士既接受和忠实传递了作为道德教育家和政治学家的孔子,塑造了堪称完人的中国思想家,但也用基督教神学与经院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了孔子学说,将其改写为古希腊哲人、天启先知和经院神哲学家。这一改写的原因是耶稣会士的基督教本位文化心态和礼仪之争中的现实考虑。孔子形象的篡改映证了“形象”的本质——对他者的消解性书写,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和宣扬。最后,本文置《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于欧洲近代化脉络中,展现作为“自我”的欧洲在塑造孔子（中国）这一“他者”时的想象和体认。《中华帝国全志》再现了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和“孔教理想国”的中国,映射出杜赫德及耶稣会的宣教意图;《中国人信札》和《世界公民》表明18世纪的文人学士希冀通过征用和改写孔子与中国,来反衬与修复社会弊病,孔子教理也成为了支持本国改良的重要思想力量源泉;从欧洲历史角度,“孔子”更是承载着欧洲国家早期帝国远东扩张话语的象征。由此,充分显示“孔子（中国）”对于欧洲近代化发展的他者之镜价值。同时,它也对中学西渐和汉学发端产生了里程碑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耶稣会士他者形象学文化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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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肇庆学院学报 2021年第3期42卷 8-19页

作者：蒋向艳徐明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200062

文章以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考察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耶稣会士们通过对孔子思想关键术语与《孔子生平》的再诠释和译介,书写了作为经院哲学家、古代哲人和天启先知的孔子形象,同时也投射了耶稣会士... 详细信息

文章以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考察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耶稣会士们通过对孔子思想关键术语与《孔子生平》的再诠释和译介,书写了作为经院哲学家、古代哲人和天启先知的孔子形象,同时也投射了耶稣会士自身的宗教身份。这主要是由于耶稣会士们对于“适应策略”的维护和路易十四的赞助。耶稣会士们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在17世纪欧洲人塑造中国形象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孔子《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耶稣会士文化翻译

中国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识场的典型路径:《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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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2023年第1期 168-182页

作者：凌敏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

与国内报道不同,所谓《论语导读》并非17世纪的出版物,而是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1688年遗作的抄本,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这份法文抄本的准确译名应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译自1687年来华耶稣会士在巴黎刊行的... 详细信息

与国内报道不同,所谓《论语导读》并非17世纪的出版物,而是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1688年遗作的抄本,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这份法文抄本的准确译名应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译自1687年来华耶稣会士在巴黎刊行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本文以耶稣会士的拉丁文著作为参照,分析贝尼耶法文译本的不同取向,认为贝尼耶法译本虽脱胎于拉丁文本,但转向儒家哲学的政治学方向,强调孔子的“立法者”身份,赞赏以“孝道”为基石的中国古代治理模式,构建出一个无需仰仗基督信仰,仅靠儒家伦理道德就能实现良好治理的中国形象。《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如何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界,参与到知识全球化的构建之中。

关键词：《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弗朗索瓦·贝尼耶《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学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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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述略

国际汉学 2022年第1期 8-16,199页

作者：罗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实为中欧之间首度就彼此的文化信仰差异,展开深入对话并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次尝试。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儒学西传的译介主体,亦成为当时欧洲中国知识和信仰的代言人。践行文化适应政策的来华耶稣会士与... 详细信息

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实为中欧之间首度就彼此的文化信仰差异,展开深入对话并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次尝试。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儒学西传的译介主体,亦成为当时欧洲中国知识和信仰的代言人。践行文化适应政策的来华耶稣会士与其反对者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为证明自身立场的正确性而撰就的一系列各执一词的辩护文书、宣誓证词及报告,既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实用倾向,又质疑了其中有别于西方启示宗教的特殊宗教性,从而激发欧洲启蒙思想家深入了解中国并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审视欧洲文化、建构自身思想学说的重要“他者”。本文试图对此段历史的践行主体、重要文献、社会影响及其对当下的启示意义予以概述和反思。

关键词：儒学西传传教士汉学礼仪之争启蒙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中国哲学家孔子·前言》对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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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研究 2020年第1期 187-213页

作者：汪聂才肇庆学院政法学院

《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在巴黎付梓。其出版与1667-1668年间的"广州会议"以及从中国席卷欧洲的"中国礼仪之争"有着莫大的关联。"广州会议"之后,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加上后来柏应理... 详细信息

《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在巴黎付梓。其出版与1667-1668年间的"广州会议"以及从中国席卷欧洲的"中国礼仪之争"有着莫大的关联。"广州会议"之后,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加上后来柏应理的编辑工作,《中国哲学家孔子》才得以面世。这本译介中国经典的巨著,其目的其实在于为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做出有力辩护,这尤其体现在柏应理所修改和补充的《前言》部分。《前言》第一部分从哲学角度系统介绍了宋明理学的诞生、思想源泉和基本原则,指出因为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使得以理学为代表的近儒思想陷入了偶像崇拜和无神论的思想;鉴于当时中国"三教合一"的思潮,该书延续利玛窦的思路强调回到先秦儒家和古代经典中的自然理性与一神论。在第二部分中,柏应理从历史的角度试图将中国古代历史纳入圣经历史的框架之内,继而证明中国古人认识了真神,并以自己的语言命名了他;同时,追溯使徒与教父们的传统和权威,为利玛窦的传教政策辩护。

关键词：《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四书》翻译利玛窦传教策略译名之争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