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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学报 2024年第5期33卷 1362-1372页

作者：刘洋秦学志尚勤林先伟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效应是衡量金融产品设计成败的重要依据。研究对永续债内蕴的风险补偿效应进行剖析与量化,并以风险补偿效应的控制为依据对转股条款进行优化设计:特别考虑了“部分转股”的情景,即在轻度财务困境时可实施部分转股,弥补了现有条款“一刀... 详细信息

效应是衡量金融产品设计成败的重要依据。研究对永续债内蕴的风险补偿效应进行剖析与量化,并以风险补偿效应的控制为依据对转股条款进行优化设计:特别考虑了“部分转股”的情景,即在轻度财务困境时可实施部分转股,弥补了现有条款“一刀切”式的全部转股方式的弊端。进一步,给出了与所设计的转股条款相适宜的各利益方权益价值的结构化定价方法,并构建了可体现各利益方激励相容性的确定转股比例的约束优化模型,以充分体现发行方与投资者之间的“共建共享”特征。数值分析结果表明:适宜的转股条款设计可较好地控制风险补偿效应,既兼顾了永续债投资者的利益,又保护了发行银行股东的权益,且有利于提高发行银行的价值;所设计的转股条款在多种情景下均具有良好的可实施性,进而有望为永续债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银行永续债转股条款设计风险补偿效应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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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高管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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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晏归中央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某些契约存在不完备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层人员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实际掌权者。与一般员工相比,在企业发展决策过程中高管群体的地位和重要性更加突出。《... 详细信息

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某些契约存在不完备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层人员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实际掌权者。与一般员工相比,在企业发展决策过程中高管群体的地位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公司法》规定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某些重大决策领域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长期以来处于持股比例偏低,甚至是零持股的状态(Chen and Yu,2012),相应的在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中收益也一直较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却需要去承担与其剩余收益不对等的企业经营风险。高级管理人员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和普通人决策无异,也会表现出天然的风险厌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代理成本,股东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与高管签订薪酬绩效契约,而管理层人员在风险决策时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牺牲股东利益,诸如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将原本合理的风险策略舍弃,转而衍变为偏好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项目导致股东利益蒙受损失。现实情况下,良性的公司管理机制应该是引导企业选择风险相对较高但是对股东价值有提升的投资活动(John et al.,2008),按照上述逻辑,股东为了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就势必要直面如何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加入企业风险承担因素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现实情况下,难以观测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努力程度导致其非常难以衡量的,同时股东与高管人员有着不一致的利益目标函数也是其代理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监督和激励作为降低代理成本的两大手段历来备受瞩目。具体至高管薪酬激励维度,目前大部分的文献立足于Holmstrom(1979)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讨论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以及薪酬-业绩之间的关联性(Tosi et al.,2000;方军雄,2009)。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目前国内研究的文献则多数将视角聚焦于对其产生明显的作用的影响因素方面,鲜少有文献将研究方向涉及到企业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上。而对于高管薪酬和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目前,由于不同的学者选择的变量、度量指标等的差别,二者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两者或是正相关,或是负相关,或呈非线性相关。但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仍然还是明确了高管薪酬和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关联性。与既有文献相比较,本文的边际贡献之处可能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当前,大多数高管薪酬的相关研究文献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其影响因素维度,以及与其相关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又或者是将企业风险承担作为被解释变量,论证高管薪酬对其的影响,鲜少有文献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考察范围。而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视角出发,验证了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的存在,为高管薪酬契约的决定因素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2)基于对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和市场声誉机制两类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考虑,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考察了经理人市场定价效率作为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的调节因素的作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为进一步理解情境因素作用下的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依据,拓展了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本文采用中国沪深交易所2005—2020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如下所述的两个重要问题:(1)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即是否存在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2)若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存在,那么经理人市场定价效率是否会对风险补偿效应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证明了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存在。具体表现为当以t-2到t年经行业均值调整后的(营业利润/期末资产总额的标准差)作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衡量指标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高管薪酬大致会提高0.4292个单位;而以t-2到t年经行业均值调整后的(净利润/期末资产总额的标准差)作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衡量指标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高管薪酬大致会提高0.5512个单位;(2)经理人市场定价效率在微观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强化了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具体而言,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时,高管薪酬大约会下降1.3019个单位;(3)采用了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调整了企业风险承担变量的衡量方式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说明结果基本上是稳健的。本文对于进一步理解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设计中企业风险承担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具备什么功能,存在一定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以下两点政策建议:(1)重新审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关键性作用。企业在未来的高管薪酬契约制定过程中应该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有利于提高激

关键词：高管薪酬企业风险承担风险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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