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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的行使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4年第8期37卷 896-902页

作者：苏琦张静王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2488

为充分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真实意思与自主决定,《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赋予了提供者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即同意撤回权。“随时无条件退出”意味着提供者有权在任何阶段撤回其同意并无需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为确保人类遗传... 详细信息

为充分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真实意思与自主决定,《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赋予了提供者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即同意撤回权。“随时无条件退出”意味着提供者有权在任何阶段撤回其同意并无需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为确保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得到法治实现,应充分告知以保障提供者的知情权,同时建立机构管理体系与撤回机制,并加强伦理审查,最终形成提供者终止参与、遗传资源销毁或删除及不再利用等法律效果。

关键词：同意撤回权自主决定遗传资源知情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撤回权:法理阐释与规则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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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38卷 85-94页

作者：丁凤玲周佳琦福州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同意撤回权法律规定简洁,加之其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与统一的实践标准,仍存在着理解与适用困境。该权利应理解为个人信息主体通过撤回同意使得有效意思表示归于消灭,从而单方面限制他人介入其人格领域,其实质上是具有人格权属性的撤销权... 详细信息

同意撤回权法律规定简洁,加之其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与统一的实践标准,仍存在着理解与适用困境。该权利应理解为个人信息主体通过撤回同意使得有效意思表示归于消灭,从而单方面限制他人介入其人格领域,其实质上是具有人格权属性的撤销权。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行为能力,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已具备个人信息同意能力,其有权随时以便捷的方式同意将个人信息全部或部分撤回。对于现行法中同意撤回规则存在的利益失衡问题,可以在重塑信息处理者的同意征求机制、完备其风险评估及告知义务的同时,分情况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并同步配备赔偿责任的例外规则,以期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同意撤回权撤销权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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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同意撤回权的现实困境与完善建议

财贸研究 2021年第11期32卷 62-71页

作者：叶敏玛丽亚木·艾斯凯尔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个人的同意撤回权,但也划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即仅适用于“基于个人同意”收集信息的情形,保护范围偏窄。同时,立法中未对该权利行使渠道的建立、提供同意撤回的义务人... 详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个人的同意撤回权,但也划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即仅适用于“基于个人同意”收集信息的情形,保护范围偏窄。同时,立法中未对该权利行使渠道的建立、提供同意撤回的义务人违反该规定的法律责任及权利受损后的个人救济措施进行更详细的规定。鉴于当下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个人信息泄露变成了常态,而普通大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与能力都并不充分,该条立法虽然赋予了信息主体同意撤回权这一新的权利,但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却可能面临“同意撤回的心理障碍”和在博弈中形成“撤回困境”。为使同意撤回权发挥实效,一方面在今后的法律实施中应降低权利行使成本,鼓励信息主体积极行使同意撤回权;另一方面也有必要通过政府加强监管,强制介入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加大信息处理者的违法成本,从激励信息主体、约束信息处理者的行为、促进信息处理者的能力与责任相匹配等角度入手,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同意撤回权认知失调撤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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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

作者：李晋霞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民法典》未对同意的定义和同意撤回权作出规定,但是我国2021年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15条、第16条和第47条第1款第3项首次在法律层面且直接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做了相关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对同意撤回权应作... 详细信息

《民法典》未对同意的定义和同意撤回权作出规定,但是我国2021年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15条、第16条和第47条第1款第3项首次在法律层面且直接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做了相关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对同意撤回权应作广义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个人撤回同意蕴含着撤销的意思,但是鉴于民事理论中撤销权的行使多为例外情形且需存在特定事由,而撤回权的行使多无条件限制,从法律衔接和通俗理解的角度《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采用同意撤回权而非同意撤销权的表述更容易提高个人信息主体行使该权利的积极性。而同意撤回权作为同意的退出渠道和矫正手段,必然会受到同意的法律性质的影响,但当前我国学界对同意的法律性质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意思表示说、持续代理行为说、类似于知识产权许可使用中的同意、授权说和双重属性说等。对同意撤回权的法律性质也存在一定争议,主要有人格权请求权说和人格权体系下的撤销权说之分,而总的来看,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应该属于形成权中的单纯形成权,相比于形成诉权,其更偏重于保护个人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的自由、便捷和低负担性且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同意撤回权在个人信息权利体系中应隶属于决定权,不属于限制处理权,也不同于拒绝仅自动化决策权。同意撤回权在补足同意规则、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规则的完整逻辑链条应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设计隐私提示条款和提供灵活便捷的同意授权和撤回程序,个人(用户)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自愿有效的同意,并可随着时间或条件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其同意授权。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普遍、无偿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和民法典视域下个别、有偿同意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情形进行进一步区分的基础上,从对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以后是否需要对个人信息处理者信赖利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等问题的不同回答的角度可进一步将第15条规定的同意撤回权细分为一般情形下的任意撤回权和特殊情形下的撤销权。同意的任意撤回权是第15条规定的、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时的主要权利类型,也是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着重探讨的权利类型,其主要适用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一般网络产品或服务“无偿”提供和同意使用的场合,个人可任意行使且多无需担忧承担对信赖利益等损失的赔偿责任。而同意的撤销权主要适用于有专门合同约束的有偿同意的场合,是与《民法典》相衔接的部分,非为本文探讨的重点。另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必要义务以保障个人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主要分为部分撤回和全部撤回两种,全部撤回主要是指在线注销账户,其在当前很多产品或服务都要求注册会员的情形下也具有重要意义。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将主要产生停止处理个人信息、不具有溯及力、在存储期限届满或一定时间段内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或应个人请求而立刻删除个人撤回同意的个人信息等法律效果。在个人信息处理关系中,由于个人信息主体基数大且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故为进一步保障个人同意撤回权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应当强化“第三方”监管力量介入同意撤回权的法律实施,包括加强行政监管、行业监管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保护负责人的监管力量;另一方面,应当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单纯侵害个人同意撤回权的情形具有追究其合同责任的可行性,但一般不具有追究其侵权责任的可行性。

关键词：个人信息处理同意同意撤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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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撤回权

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撤回权

作者：熊倍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信息主体的基本信息权利之一,同意撤回权的体系定位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由于同意撤回权是同意规则项下的特殊规范,故判断同意撤回的价值基础应以同意规则的规范目的为出发点。若将同意所蕴含... 详细信息

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信息主体的基本信息权利之一,同意撤回权的体系定位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由于同意撤回权是同意规则项下的特殊规范,故判断同意撤回的价值基础应以同意规则的规范目的为出发点。若将同意所蕴含的“变革性的创造自我”,以及“同意者希望自己的行为在其意志支配下产生效力”的道德内涵引入法学领域,可以认为同意规则在本质上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以此为前提,同意撤回亦以意思自治为法理依据,意在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权;尊重同意规则的信任内核以及维护个人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其二,同意撤回具有缓解同意规则在实践层面所产生的适用困境的功能。例如,个人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可以有效缓解大数据的宏观环境对同意规则的冲击,及时为个人信息主体作出的不知情、不自由和不理性同意止损。其三,同意撤回与意思表示制度之间的体系冲突本质上是关于同意撤回的性质争议,仍然需要回归同意和同意撤回的规范意义,仅以同意规则存在问题便否定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合理性,与同意规则的哲学内蕴不符,亦有违人们对同意规则在促进意思自治方面发挥更多作用的期待。基于此,同意撤回应当被视为个人信息主体对其先前持续性授权的撤回,但同意撤回不适用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规定,同意的撤回与同意的撤销可能出现竞合。在保障信息自决、尊重信任基础和维护人格尊严的价值指导下,个人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的条件尚待厘清。就行使主体而言,同意能力由行为能力衍生而来,但考虑到个人信息处理的特殊性,两者设置了不同的年龄标准,同意能力实际上是行为能力制度的特别法,需得优先适用。不满8岁的未成年人应遵循监护人同意撤回模式;8至14岁未成年人的同意撤回为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不受同意能力的限制;14至18岁未成年人的同意撤回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欠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丧失能力前作出的同意原则上继续有效,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撤回同意,监护人须依正当理由撤回本人同意。若本人未在丧失能力前作出同意,监护人有权代为同意和撤回同意,但要考虑本人的愿望、价值和信念;本人的信息利益、福祉以及本人的自主意见等因素。就行使范围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至第7项关于个人信息处理法定许可的规定阻却了同意撤回权的适用,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优位保护。在同意和法定许可并存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择一适用。当涉及合同交易场合时,同意是个人信息主体履行提供个人信息的合同义务的表现。若该义务为主给付义务,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撤回权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体现对合同拘束力的尊重;若该义务为从给付义务,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构成“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法定事由而不得撤回;若该义务为附随义务,个人信息主体方享有完全的同意撤回权。就行使辅助而言,通过扩张同意规则中的告知义务,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同意撤回权亦负有告知义务,包括同意撤回的方式和影响。此外,个人信息处理者还有义务促进同意的撤回与同意的作出一样便捷实现,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设置额外的限制条件、更复杂的路径或者让个人信息主体以遭受损害为代价撤回同意。个人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将产生两方面的效力。其一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删除效果,即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在个人信息主体撤回同意后删除其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基于同意撤回的删除是一项法定义务;对个人信息主体而言,当个人信息处理者未主动删除个人信息时,基于同意撤回的删除是个人信息主体所享有的请求权。针对删除权中“删除”的含义,应按照“实质删除”的标准理解,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将所有存储载体中涉及特定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不可逆转的删除。同意撤回所衍生的“删除”效果还应与同意撤回的“撤回”效果相区别,前者是指永久性地退出个人信息处理,后者只产生丧失处理权的暂时性静止效果。其二为当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入合同领域时,个人信息主体撤回同意对合同关系的实质性变更。以个人信息处理与合同的二分构造为前提,个人信息主体对订立合同的“同意”和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具有性质上的独立性和效果上的单向牵连性。然而,这不代表撤回同意不会对合同关系产生影响。例如,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通过行使拒绝权来实现合同关系的变更,拒绝权在性质上可能构成法定解除权,也可能是对合同非要素的变更。当个人信息主体提供信息的义务构成主给付义务时,个人信息主体对同意的撤回可视为一并包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关键词：同意撤回权同意规则个人信息处理意思表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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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

中国法学 2021年第1期 167-188页

作者：万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中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基本保护模式。告知属于兼具公法及私法性质的行为,而同意属于私主体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处分。由于告知同意存在诸多问题,引入同意撤回制度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应有之义。同意撤回权与... 详细信息

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中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基本保护模式。告知属于兼具公法及私法性质的行为,而同意属于私主体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处分。由于告知同意存在诸多问题,引入同意撤回制度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应有之义。同意撤回权与消费者撤回权不同,同意撤回权属于人格权体系下的撤销权,其撤销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也不应适用除斥期间,除个人信息主体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外,不应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在适用中应当注意厘清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后与受托人及第三方的关系,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同意撤回权上的经验,构建我国的同意撤回权体系。

关键词：告知同意同意撤回权个人信息保护撤销权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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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研究

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研究

作者：玛丽亚木·艾斯凯尔江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智能终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极大便利的生活与服务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信息的安全与隐私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国《个... 详细信息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智能终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极大便利的生活与服务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信息的安全与隐私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知情同意”模式实现了信息“选择进入”,通过“删除权”及“同意撤回权”实现了信息“退出”,但这些制度并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切实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本文细究域外相关经验发现,美国采取“opt-out”模式,通过信息处理者可以直接获取用户信息,除非用户在特定情形下选择反对来建立“宽泛收集+选择退出”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而欧盟则选择经典的“知情同意+同意撤回、被遗忘权等选择退出”的模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一些方面能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有效参考。鉴于此,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为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个人信息的“进入”与“退出”过程中发挥实效,提出如下制度完善建议:在“选择进入”的模式中,应完善知情同意的规则,调整知情同意机制的授权方式,使信息主体能够在个人信息“进入”商业利用之初就能够自主地为自己的个人信息上一把“控制锁”;在个人信息从商业利用的“退出”上,细化删除权的行权规则,确立明确、可操作的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渠道,同时,细化同意撤回权的适用规则并构建相应的行权渠道;明确数据企业商业利用个人信息中应受到的限制并且完善数据商业利用中个人信息侵权的救济制度等。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商业利用知情同意机制同意撤回权删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