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视角下先秦至两汉游侠形象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会议名称：《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会议日期：2023年
学科分类：040304[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0403[教育学-体育学] 060204[历史学-中国古代史] 04[教育学] 06[历史学] 0602[历史学-中国史]
摘 要：研究目的:先秦至两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游侠,他们不事生产、游离于中央集权与法制之下,却是协调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默然存在,更是武术侠义精神的历史原型。从史料记载来看,史家通过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阶层等社会功能的视角展开对游侠的评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出史家的主观性,同时也说明游侠的存在是当时上下层社会不相协调下的一种社会需要,即社会发展规律下必然形成的矛盾体。由先秦至两汉,随着社会的逐步一统,游侠的形象和特质也由最初的纯真走向功利;而且在深受政治打压的社会环境下,从东汉末期游侠的行为与精神逐步走向文学化的发展,成为文人以及社会底层寄托的精神理想。因此,研究以期通过对先秦至两汉时期游侠与社会互动的深入探讨,揭示游侠的群体形象及其精神内涵,厘清文学中侠义行为与精神的原型,从而寻求新时代中华崇武尚德精神的重构之策。研究方法: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关注游侠群体在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间的互动与阶层流动;运用文献资料法、史料分析法收集、分析有关游侠以及先秦至两汉平民社会的文献记载和研究;通过逻辑分析法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现象的出现进行联系,解读呈现出更加全面的游侠形象。研究结果:(1)先秦至两汉时期游侠的行为模式。游侠的行为模式践行在自身对义的理解,是将自身某些行为正当化合理化的行为理念,例如先秦时期游侠的行为以恩义为宗旨,以超道德的行为模式诠释侠义,是仗义疏财、礼贤下士,是随时慷慨赴死,是以报恩为目的的肆意妄为,始终以义为出发点,在强调等级秩序的社会环境下,游侠无视律法和规则的行为模式是强调着一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至后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游侠群体中出现借势谋利的状况,偷盗、掘冢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再是单纯的报恩行义。(2)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先秦至两汉时期游侠的形象之变。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带动着人们思想的丰富性,也是分封制环境下所不不可避免的多样化,正是游侠群体形成初期,无论生活还是思想都追求着自由,坚持自己的行为理念敢于与一切相冲突的事物作斗争;而从秦一统后,法家思想下的军功制和严厉的法律严格控制着游侠的生存土壤,到汉初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又再次对社会层面进行了解放,再到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下践行的外儒内法的管理模式,在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威下,不再允许社会层面存在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游侠群体的发展之路受到影响,一部分朝着的与体制相结合的方式,步入势利的阶层;一部分成为侠之末流从平民社会阶层汲取利益,侵扰着社会秩序,成为政府重点打压的对象;还有一小部分依旧怀抱着游侠最初的本质,活跃于民间。(3)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先秦分封下允许权力的纷争和抗衡,再到郡县制的过渡下,游侠从割据下列国诸侯强大势力的拉拢者,到帝国君主的打压者,从先秦独立清晰的人格特征下获得广泛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打压社会不平事,到两汉后模糊不清的侠性特点,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是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的地方势力。(4)从社会环境变化来看游侠的义利之辨,在重农抑商的时期,平民百姓必须依靠土地谋生,生活水平相差无几,转至允许商业成为民生的另一个选择时,当贫富差距拉大,便有人不甘贫苦,想要改变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于是逐渐趋于利益化,行侠的目的在恩义的基础上增加了谋利的因素。在后期游侠势力逐渐被统治秩序打压下,游侠的生存环境遭受制约,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慢慢的其发展逐渐走向体制内部或依附体制,侠官的出现便是有力的证明,游侠在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下,由于其群体本身没有明确的原则、规则和强制性的特质,于是其风格特点灵活且复杂,后期在对义和利的权衡下开始发生转变。(5)游侠群体是国家结构变化、社会风气以及阶层流动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受社会环境变化和文化交流影响的社会群体,其后期的文学化走向保护了群体所诠释的侠义内涵,但夸大了其群体中的某些人格特征以及行为模式,逐渐影响着人们对侠义的理解,便扭曲了侠者的形象。所以我们需要将真实的侠义进行框定和限制,任何行为的出发点无论是义还是恩都应建立在保护他人利益上,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