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握手——层次分析视角下中以建交原因研究

作     者：王虹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陈广猛

授予年度：2016年

学科分类：030207[法学-国际关系] 03[法学] 0302[法学-政治学] 

主      题：中以关系 历史原因 层次分析 

摘      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色列1950年予以承认,1992年中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虽然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但却是最后一个与之建交的国家,中以两国历经40多年才真正“握手成为国际关系史上非常罕见的案例。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错综复杂,一些影响因素产生于冷战时期,具有典型的冷战烙印,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另一些影响因素虽产生于冷战时期,但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中以建交进程虽以历史为轴线,但也存在着超越历史解释的范畴。目前学术界有关中以建交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历史进程的梳理,很少有结合方法论进行的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从层次分析的视角来探究中以建交的历史进程,将史料的具体实证分析与国际关系领域著名的科学分析工具层次分析法有效的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史上这一特殊案例进行层次化、多角度的深度研究。从层次分析的视角来切入分析中以建交进程中的一系列复杂影响因素,可以使各种影响因素条理化地分布在分别对应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决策层个人三个层面上。首先,从国际环境层面上分析,在冷战大背景下,世界权力的分布出现了两极对抗的特征,加上中东地区深度的地缘政治破碎性,使得本无直接冲突的中以两国建交进程出现了停滞,随着冷战的结束该进程又开始重新启动。其次,从国内政治层次上分析,虽然中国方面的“阿拉伯国家因素和以色列方面的“亲美因素是中以两国建交的障碍因素,但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色列面对周边敌对环境而想摆脱孤立的强烈愿望,加上以色列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作用,使中以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前进。最后,从决策者个人层次上分析,中国方面,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但两位决策者对犹太人民的态度是友好的,区别对待以色列国家和犹太人民,承认犹太人的生存权。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基本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外交政策也随之变得务实和灵活。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推行全方位外交政策,对中以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方面,由于犹太人的苦难经历和以色列的建国背景,使得从本-古里安、沙米尔到佩雷斯的历任领导人大多对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重要性保持着相对客观的判断。另外,以色列的民间人士和组织也为中以建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的来说,在中以建交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和决策者个人因素对两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看,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归根到底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只有当两国利益正面重合时,才有可能使双边关系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另外,在中以建交进程中,类似朝鲜战争、万隆会议、海湾战争和中东和会等偶然因素的刺激转化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继而可见,预判和掌控偶然事件也是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