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李书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合作的发生是因为行为体之间进行连续的互动，合作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中日间的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发展的诉求。同时安全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保障安全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基本要求。20世... 详细信息

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合作的发生是因为行为体之间进行连续的互动，合作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中日间的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发展的诉求。同时安全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保障安全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基本要求。20世纪60年代中日开展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保障国家安全。制度的建立能够影响合作的可能性，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框架，作为政经分离政策的延伸，贸易备忘录的签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制度的保障，这是两国未建交前所能做到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最大努力。池田内阁的政经分离政策就是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关系，而只发展贸易关系的政策1。政经分离政策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备实施条件的，将其放置于现在便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本文在第一章中详细论证了池田上台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分析了两极格局对中日两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如何实现单独占领日本并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改革，以及改革遗留下的问题有哪些。在第二章中论述了政经分离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备忘录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协定，并通过介绍民间交流活动，充分阐释了政经分离的含义。在第三章中讲到政经分离政策的特点，一是政治上与中国保持距离，日本政府周旋于大陆、台湾、美国三方之间，二是在经济上利用中国，比较分析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与LT贸易备忘录的不同点。在第四章中分析了政经分离政策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贸易备忘录的签订、互设办事处和派遣常驻记者，最终促使形成了在中日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下“半官半民”的一种局面。另一方面中日未建交的状态仍然持续，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减少，经济的摩擦以及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问题没有解决，这也就为今天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结合现代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解释了政经分离政策无法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以及这项政策带给我们的启示，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角度分析在制定对外政策应考虑的因素和制定的方法，为研究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

关键词：池田内阁政经分离日台关系半官半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研究——基于结构性权力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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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研究——基于结构性权力理论视角

作者：赵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日本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变迁的一个关键分析视角。本文结合IPE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通过运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四个权力结构的分析维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 详细信息

日本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变迁的一个关键分析视角。本文结合IPE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通过运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四个权力结构的分析维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这一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2000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生产结构主导期;2000年-200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知识与金融双结构主导期;2008年-201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安全结构主导期。以1990年到2000年间日本对华ODA中的日元贷款为例,不仅其贷款规模与项目数处于日本对华ODA以来的顶峰期,同时援助重点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表现出受生产结构主导的显著特征,但另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也反映出愈发受到其余三个权力结构的影响与制约;通过分析日本对华ODA支出纯额对比、利民工程援助相关数据发现:2000年到200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突出表现为知识与金融双结构主导特征,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ODA政策发生转变,援助重点与援助地域发生变化。不只如此,同期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安全结构因素亦渐趋上升,金融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负面制约作用,导致日本政府逐步削减对华ODA规模;安全结构主导了2008年到2018年的日本对华ODA政策,直接导致日本政府不断缩减对华ODA规模,并于2018年宣布停止对华ODA。缘于同期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这一阶段的日本ODA政策亦日渐强调对华竞争与制衡考量,不断增加对印度、东盟等“伙伴国”援助,日本对外援助政策凸显安全战略与价值观因素。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ODA政策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关系的相关变化,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定启示与镜鉴。

关键词：中日经济关系日本对华ODA 结构性权力理论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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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贸易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贸易政策探析

作者：陈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针对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言论,并且在多边和双边领域都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政策。这引起了亚太地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忧虑,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有重要... 详细信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针对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言论,并且在多边和双边领域都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政策。这引起了亚太地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忧虑,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给中美关系和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并将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形势。通过对特朗普亚太贸易政策的观察可以看出美国对全球贸易规则和机制的观点和态度,有助于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行判断。因此本文认为,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贸易政策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本文依据美国的对外贸易的理论演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秉持了公平贸易理念,辅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本文梳理了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贸易政策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退出TPP,二是对华贸易政策,三是对日韩贸易政策,四是政策的内容特征。通过梳理,发现美国的亚太贸易政策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弱化多边框架,倚重双边谈判,二是主要使用单边调查手段为政策工具,三是决策模式以政治过程模式为主。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亚太贸易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冲击,发达国家的下层人民对此最为不满,美国社会“反全球化”思潮崛起。二是美国国内的讨论,分析了国会、利益集团和贸易团队的立场。三是美国整体经济政策带来的交互影响,美国政府财政不可持续的状况使它追求一种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方式,缺乏对经济规律的深入探讨,采用了一种简单线性的思维。美国的税收政策变化可能会在供给侧刺激经济增长,这决定了特朗普政府会采取更加激进的亚太贸易政策。对特朗普政府亚太贸易政策的评估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对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对美国与亚太盟国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判断特朗普亚太贸易政策的未来发展,分析着重于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回归TPP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回归的可能性和障碍。二是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对中国可能频繁使用边缘贸易战政策,今后对华贸易强硬的政策可能集中于贸易顺差大的行业,并判断了中美未来的贸易合作方向。三是对盟国贸易政策的走向,美国可能对日本继续采取“收保护费”的政策,对韩贸易政策可能持续强硬。四是影响特朗普政府亚太贸易政策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亚太贸易政策美国经济政策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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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还是降温 ——美国的强制退出决策研究

升级还是降温 ——美国的强制退出决策研究

作者：肖方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既有强制研究较多关注强制作为一项对外政策工具,在促使对手政策转变方面所表现的效果,即强制的有效性,对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当强制无法发挥政策效用,即强制失败后,强制国如何做出战略选择成为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通... 详细信息

既有强制研究较多关注强制作为一项对外政策工具,在促使对手政策转变方面所表现的效果,即强制的有效性,对于一国为何退出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当强制无法发挥政策效用,即强制失败后,强制国如何做出战略选择成为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后冷战时期(1990-2015)美国所实施的强制外交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在大部分强制的失败案例中,美国最终选择兑现自己的承诺,诉诸直接的武力使用;但同时少量案例也显示,在明确发出武力威胁后,美国最终选择退让。为解释强制国在强制失败后为何会采取不同的政策选择,本文提出强制退出决策的概念,即从强制失效到强制结束,构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路径选择的退出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制国面临升级和降级两种退出路径的选择。通过经三参照点理论修正后的多元启发理论的分析,本文认为强制退出包含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在第一阶段,决策是底线启发的,决策者基于三个关键维度对相关方案进行非整体性检索,并排除掉所有可能使自身底线不保的情况;在第二阶段,最终方案将基于目标实现的确定性寻求原则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方案集合中被选出,以使任务成功的概率最大化以及相应的风险最小化。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对2013年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化武事件中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并证实了该假设。由于政治、军事和声誉三个关键维度的制约,奥巴马政府确定了有限军事干预的政策方向;并在理性权衡一阶段所形成各方案的有效性基础上,做出了寻求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决策。随后经俄罗斯斡旋而形成的外交谈判契机由于提供了实现政策目标的可能,并拥有低于升级路径的风险水平,最终导致美国政策的转变。

关键词：美国外交决策强制多元启发理论三参照点理论

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化转型研究（200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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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化转型研究（2000-2020年）

作者：王星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日本是最早正式提出“经济外交”概念并加以施行的国家之一。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活动,日本得以在为本国经济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经贸环境的同时,大大改善自身“二战侵略者”的国际形象,显著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相较于20世... 详细信息

日本是最早正式提出“经济外交”概念并加以施行的国家之一。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活动,日本得以在为本国经济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经贸环境的同时,大大改善自身“二战侵略者”的国际形象,显著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相较于20世纪,21世纪的日本经济外交依旧构成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本研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互动机制出发,通过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范式,尝试探讨经济外交的理论基础。并且,本文试图结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外交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及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2000年至2020年这20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梳理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因素及具体的日本经济外交措施。本研究结论如下:第一,2000年至2020年间,随着日本国家整体战略的发展及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日本的经济外交呈现出愈发鲜明的“政治导向”色彩,战略性质不断增强。日本政府对经济外交的运用方式出现了从策略性运用(tactical utilization)到战略性运用(strategical utilization)的转型趋势,经济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第二,在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型过程中,大国力量对比及关系的变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中日美三国力量对比、国家关系的变化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经济外交政策战略性的增强。第三,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岸田政府在经济外交方面将继续配合拜登政府,联合以美为首的“志同道合国家”,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半导体、ICT等敏感技术的供应链体系,削弱同中国的经济纽带。而且,日本借助钓鱼岛及台海问题兜售“中国威胁论”,试图以此为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合法性”的行为也严重损害了中日之间的安全互信。

关键词：日本经济外交战略化负面经济外交经济安全保障

21世纪以来中、日、美三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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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日、美三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比较研究

作者：申南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海外经济利益作为一项动态性议题,其内容会随着一国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参与国际社会角色的转变,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网络已遍布世界各地。尽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海外经济利... 详细信息

海外经济利益作为一项动态性议题,其内容会随着一国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参与国际社会角色的转变,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网络已遍布世界各地。尽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已初具雏形,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潜力、探索有益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的机制,本文选择了日、美这两个在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和保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得出有利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和保护的有益经验。21世纪以来中、日、美三国分别经历了不同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阶段,其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过程也呈现出了不同特点。美国是最早进行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和保护的国家,其在21世纪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总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海外经济利益的全球扩张期、战略平衡期、“单边”重塑期以及整合竞争期;日本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和保护则晚于美国,其在21世纪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中则经历了海外经济利益的快速发展期、战略竞争期以及变革调整期三个阶段;相较日、美,中国是最晚进行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和保护的国家,其在21世纪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海外经济利益的初步探索期、快速发展期以及变动调整期。从三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特点来看,中、日两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主要由行政部门主导,而美国则由立法部门主导;美国主导着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国际规则有着极强的塑造力,而中、日两国作为现行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力则相对受限;在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原则上,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原则,日本以“竞合”为原则,美国则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手段上,中、日两国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手段温和,而美国则手段强硬且多元。当前,受数字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大国竞争、全球高水平通胀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美两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正处在不断调整和更新的过程中。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中国应当精准研判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系统规划并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数字化”的战略目标,持续深化“五位一体”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培植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软实力“厚土”。

关键词：海外经济利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全球经济治理

“安全化”在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中的体现 ——以半导体利益集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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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在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中的体现 ——以半导体利益集...

作者：赵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本研究从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和发展角度出发,系统回顾了从个人日常使用的消费电子产品到国家安全关键设施的应用,阐述了半导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或缺性。通过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梳理,特别强调了经济全球化对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 详细信息

本研究从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和发展角度出发,系统回顾了从个人日常使用的消费电子产品到国家安全关键设施的应用,阐述了半导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或缺性。通过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梳理,特别强调了经济全球化对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尤其是第三和第四阶段的产业转移。本研究指出,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半导体争端成为重要转折点,涉及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议题。与中美科技竞争不同的是,美日在半导体的争端中半导体企业率先提出国家安全问题,并以此为理由游说政府介入以取得对日本半导体的企业的竞争优势。后来的美日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也证明了美国利益集团游说的有效性。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美国半导体利益集团在美日和中美竞争中对国家安全的态度和游说策略存在差异,其游说目标围绕减少美国政府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半导体竞争中干预行为。在此次对外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中,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似乎“失效”了。因此,本研究关注到两次游说效果的差异,就此差异提出了有关半导体利益集团游说效果缘何差异的问题。同时,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假设,即发动“安全化”动议,将议题“安全化”是推动游说目标实施的关键变量。为论证此假设,本文拟从美日和中美两个就半导体竞争而展开的游说案例出发,深入探讨安全化对游说机制的影响。本文在对美日和中美就半导体展开的竞争案例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在美日案例中,美国半导体利益集团将半导体议题安全化,并因此获取了政府的大力干预,从而在对日的半导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然而,在中美半导体竞争的案例中,就半导体议题发起“安全化”动议的是美国政府。由于美国政府率先将该议题“安全化”,美国利益集团因此受到“安全化”策略的束缚,致使其游说目标受到“安全化”政策的限制和牵制,最终难以实现。在此基础上,通过结合两个案例在实施议题“安全化”的时代背景,本研究发现国内的经济压力与国际上的大国竞争环境是议题“安全化”发生的前提。本文认为将议题“安全化”会利于施动者在政治资源上索取“特权”并提高议题在议事日程上的优先性,从而推动游说目标的实现。然而,“特权”与优先性的获取并不可以随意实现。本文认为,其游说进程中,缺少大国竞争与经济压力所组合的前提条件就无法有效地将议题“安全化”。综上所述,该研究以美国半导体利益集团的两次游说为例,通过探析发动安全化动议在利益集团游说过程实现游说目标的效果差异,揭示了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中将议题“安全化”的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为了解半导体行业中利益集团与政府互动关系提供了深入理解。同时,确立了美国政府在目前中美半导体竞争中实施了安全化策略,也为破除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

关键词：半导体安全化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