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李欣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粗放的生产方式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虽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令人欣喜,但生态环境失衡同样值得重视,亟需转变传统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详细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粗放的生产方式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虽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令人欣喜,但生态环境失衡同样值得重视,亟需转变传统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绿色创新,积极推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全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绿色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时代到来,大数据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不仅为经济绿色化发展开拓新思路,同时也为技术创新提供新契机。鉴于大数据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此后,我国先后设立了贵州、京津冀、珠三角、上海、河南、重庆、内蒙古、沈阳等八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期深化大数据在创新领域的应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绿色化发展。因此,科学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厘清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对于充分发挥数据的创新引擎作用,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首先,采用Super-SBM模型对2008-2020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科学测算,运用核密度估计与Dagum基尼系数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四大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变趋势进行刻画,并揭示效率差距来源;其次,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科技支持三个方面揭示其作用路径,并根据城市所处区位、等级以及特征等不同开展异质性讨论;最后,考虑到城市并非单独个体,存在信息资源的交互,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研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全国及四大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发展水平虽有所上升,但仍有较大进步空间,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发展水平最高,东北地区次之,中部与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全国及四大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内部存在较大的绿色创新效率差距,且东部与中部地区区域内部差距增大;全国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之间,尤其是西部与其他地区,其次为区域内部,主要表现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最后为超变密度。其次,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步,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但表现出一期滞后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其主要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政府创新支持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绿色创新驱动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东北地区影响并不显著;对普通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但对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高等级城市影响并不显著;对老工业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非老工业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最后,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本地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步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周边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的城市表现出较高的抑制作用。综合考虑上述结论与现实发展需求,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持续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其次,健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探索多渠道作用路径;再次,综合考虑各城市自身发展特征因城施策,避免盲目复制相关经验;最后,加强地区协调联动,降低虹吸效应的影响,缩小区域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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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有效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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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雨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式发展,各生产要素的开发与利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在经济发展早期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环境保护意识,对资源进行持续高强度的开采与利用,使得国内资源的稀缺性不断凸显,各生产要素的价... 详细信息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式发展,各生产要素的开发与利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在经济发展早期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环境保护意识,对资源进行持续高强度的开采与利用,使得国内资源的稀缺性不断凸显,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持续攀升。因此,为积极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我国亟待科学识别资源错配的方向与强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各国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汇率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价格信号,并且我国汇率在经历多次“汇改”之后,其自由浮动程度显著增加,各省份间的汇率水平差异性也逐渐加大,那么汇率水平的变化对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研究省际有效汇率对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测算省际有效汇率与各省资本与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梳理了与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相关的研究文献与理论基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核算框架与理论模型。理论建模部分,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成了旨在研究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对产出水平影响的基础研究框架,理论模型发现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的降低会引起产出水平的下降。其次,本文对2003-2020年期间我国30个省份的要素配置效率进行计算,分析测算结果发现不同省份与地区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将各省份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划分,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大多省份存在要素配置不足的情形,而中西部地区大多省份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过度。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汇率的双向波动趋势已成为新常态,各省份间的汇率异质性也逐渐凸显,为进一步细化研究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省份层面的汇率水平考察其对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对改善我国资源配置现状具有指导意义。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前置检验与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分别以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错配指数为因变量构建了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SYS-GMM、DIFF-GMM)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考察,实证结果均表明省际有效汇率升值能够有效降低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错配指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通过替代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应用不同计量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省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能够有效提升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以降低其错配程度。深化研究部分,为全面考察省际有效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路径,本文通过相关机制检验发现省际有效汇率升值能够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程度来改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同时考察省际有效汇率对要素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是否存在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省际有效汇率升值对资本错配指数的影响呈现“倒U型”态势,而对于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影响效应随着分位点的增大,其系数的绝对值也逐渐增大,因此汇率升值对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地区的优化效应更显著。本文还进一步根据地区不同、要素配置方向不同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样本进行划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省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能够有效缩小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异,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要素配置过度与生产效率较高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降低了要素配置不足与生产效率较低地区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最后,本文考虑了省际有效汇率错位时对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应用B-S效应扩展方法测算省际有效汇率高估指数,同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SYS-GMM、DIFF-GMM)有效解决内生性与遗漏变量等问题,回归结果表明省际有效汇率被高估时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前文分析保持一致。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从多个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针对资本与劳动力市场需采用不同的手段与措施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政府也应不断简政放权,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适当干预,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需加强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保持汇率水平的稳定与适当增值。此外,各地区仍需加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深化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水平,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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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对新动能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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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一鸣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然而,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新的挑战如增长动力减缓、创新能力不足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风潮逐步凸显,成为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经... 详细信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然而,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新的挑战如增长动力减缓、创新能力不足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风潮逐步凸显,成为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发展模式的支撑作用逐步减弱,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完全形成,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形势暴露出我国对传统增长模式的过度依赖,表明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政府的角色显得尤为关键。作为经济发展的“领航员”,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这一“助推器”,不仅可以为新动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更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引导科技创新等方面,加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的轨道转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在明确新动能和财政支出内涵的基础上,细致分析影响新动能发展水平的内外部因素,并借助相关经济理论从多方面阐述了财政支出影响新动能发展水平的具体机理,探究了政府债务负担的调节效应及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新能力、绿色发展和结构优化七个维度着手,构建了衡量新动能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揭示了我国新动能发展水平现状和区域差异,并对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现状评估。最后,本文借助2012-2021年间我国三十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多角度验证了财政支出促进新动能发展的有效性,揭示了财政政策在推动新动能发展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新动能的发展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更为突出。对新动能各子系统的路径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总量对新动能的七个子系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出结构除了在结构优化子系统上产生了消极效应外,其他六个子系统均受到了积极影响。地区分析显示,财政支出在东部地区对新动能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可能与东部地区更为成熟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环境有关。然而,在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新动能发展的影响则相对有限。(1)政府债务负担对财政支出在新动能培育过程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尽管财政支出能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新动能的发展,但过高的债务规模有可能会抵消其积极效应,削弱财政支出的正向效益,从而阻碍新动能的进一步发展。(3)财政支出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支出不仅对本地区的新动能发展有显著影响,也对相邻地区的新动能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的溢出效应。据此,我国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持续努力:加强财政支出责任的落实,优化支出结构以更好地服务于新动能发展的关键领域;实施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财政支持策略;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每一笔投入都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防止债务风险对新动能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促进地区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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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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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娴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体系逐渐完善,经济总量越居第二,但是过去粗放式、高消耗式的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逐渐凸显,区域间、产业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当前... 详细信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体系逐渐完善,经济总量越居第二,但是过去粗放式、高消耗式的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逐渐凸显,区域间、产业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当前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发展环境均处于特殊时期,尤其在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挑战。伴随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生产力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期。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由高速增长时期逐渐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巩固发展实效,政府尤为重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数字经济所特有的优势,如信息跨时空传播、数据共建共享、降低交易成本等,可以突破市场经济活动的空间局限,数字要素的空间流动还可以克服生产要素的供需矛盾。抓住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与产业革命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促进中国与全球协作和争夺创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抉择,而且还是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高效发展的重要创新引擎。本文将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进行研究,不仅能丰富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还从数字经济角度提供了一种提高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的方式,更有针对性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本文以相关经济理论和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理论方面阐释数字经济驱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实证的方式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具体地,本文在有关的经济理论基础上总结国内专家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内容、特征、指标体系以及具体实现路径等方面对现有文献加以分析;然后,本文进一步从理论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多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更好地研究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18年我国285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指数;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和模型选择检验,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三种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再利用“偏微分法”和地区异质性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把经济高质量指标进行拆分,具体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分项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证实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空间溢出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上。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东北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而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即东部地区的驱动力更大。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拆分后发现,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较大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最后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进一步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互动协同,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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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对我国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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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俊州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它是提高一国人均收入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详细信息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它是提高一国人均收入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已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降低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些年来,伴随着微观数据库的使用,学者们开始从要素市场资源错配的视角探究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程度。研究发现,如果要素市场得到优化配置,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当前,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金融机构与金融活动不断聚敛产生了金融集聚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高质量阶段,金融集聚作为衡量金融市场功效的重要指标,能够通过整合金融资源与要素,促进区域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影响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本文以金融集聚为研究视角,将有关金融集聚和要素市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依据相关理论基础,阐述了金融集聚对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以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利用Hsieh和Klenow(2009)(1)的理论框架,测算我国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以此来表示我国要素市场配置情况;同时,采用区位熵的方法测算我国各省份金融集聚程度,分析我国要素市场配置以及金融集聚相关特征事实。其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我国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同时,在实证过程中考虑了空间地理因素,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使研究层次更为丰富。研究发现:第一,中国要素市场配置存在严重扭曲,这表明我国要素市场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不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资本市场配置扭曲程度明显大于劳动市场配置扭曲程度;在2008年以前,我国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逐年降低,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明显加剧;地区间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较低,中西部地区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较高。第二,本文用各省份区位熵指数来衡量各省金融集聚程度,结果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区域金融集聚程度较高,尤其是北京与上海等区域。第三,通过实证发现,金融集聚可以显著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促进资源合理配置;金融集聚对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宏观经济剧烈波动时,金融集聚对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的改善作用加强;经济发达与市场机制完善的地区,金融集聚对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的改善作用更大,而经济落后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区域,金融集聚难以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第四,当考虑空间地理因素以后,在经济距离权重下,金融集聚对我国要素市场配置出现了明显的正向溢出作用,即金融集聚总体上可以促进周围区域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改善;在空间杜宾模型(SDM)下,通过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金融集聚都能直接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但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产生偏差,这要归因于金融集聚存在“涓流效应”和“极化效应”两种空间效应,经济协同性更高的区域,金融集聚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步入深水区与攻坚区,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通过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尤其是资本市场配置扭曲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活要素潜力。第二,我们应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契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金融资源按市场机制流动的障碍,建立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金融环境。第三,各区域应因地制宜,促进金融集聚对本区域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的改善作用。第四,在进一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市场机制建设的基础之上,打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地方壁垒”,积极引导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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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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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峰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股票市场的发展满足了工商企业的中长期投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常常会发生股价崩盘,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已经成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促进了... 详细信息

股票市场的发展满足了工商企业的中长期投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常常会发生股价崩盘,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已经成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引起了股东与管理层、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总体偏高,股权较为集中,大股东持有的股权权益价值和公司绩效高度相关,所以股权集中可以激励大股东对管理层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减少代理成本,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同时,股权集中使大股东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股权优势转移上市公司资源,进而加剧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导致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上升。所以,在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因素当中,股权集中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首先,本文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视角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使用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用负收益偏态系数和收益上下波动比率衡量股价崩盘风险,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本文利用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回归检验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关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本文还探究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使用机制检验回归模型进行作用机制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股权集中度可以通过提升市场定价效率、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现金股利平稳性三种途径发挥大股东“监督效应”进而降低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但股权集中度上升并不总是能够缓解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支付掏空了上市公司资金,从而引起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的负面反应,提高了上市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最后,本文探究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环境下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降低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影响在透明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监管层薪酬较低、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更为突出。本文研究结论能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公司治理的深化改革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平抑缓解提供有益的启发,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合理优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发挥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稳定器”职能和提升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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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岚山区政策性金融支持乡镇特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以绿茶产业为例

日照市岚山区政策性金融支持乡镇特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以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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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守尚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里提到: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强调乡村振兴要以产业为基。然而面对广袤的乡镇、乡村,只有“因地制宜、突... 详细信息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里提到: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强调乡村振兴要以产业为基。然而面对广袤的乡镇、乡村,只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乡镇特色产业才能有未来,村民才能够致富,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可持续发展。而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如何评价政府引导下的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效果,重要性不言而喻。乡镇特色产业根植于县域乡镇,政府在引导金融资本注入乡镇特色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因此,以岚山区为例,研究政府引导下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以绿茶产业为代表的乡镇特色产业发展为切入点。第一,以信贷补贴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及雷恩和拉比诺维茨政策执行循环模型为理论依据,厘清了政策性金融带动乡镇特色产业发展的机理。第二,在整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助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岚山区乡镇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岚山区政策性金融发展现状、岚山区政府在近年来政策性金融支持乡镇特色产业发展效果。第三,借助问卷调查方式并选取具体乡镇特色信贷投放等相关指标来进一步实证检验岚山区政策性金融对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并对政府监管和引导政策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岚山区政策性金融在影响乡镇特色产业发展过程起着关键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宏观调控政策乏力、金融机构定位不明确、政策性金融服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加大乡镇特色产业政策保障与供给、创新政策性金融产品和完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提高乡镇特色产业金融基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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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动机对中国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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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哲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新常态下,在国际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和条件不断恶化,以及国内投资拉动作用减弱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动力意义重大。但是居民消费率不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向... 详细信息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新常态下,在国际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和条件不断恶化,以及国内投资拉动作用减弱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动力意义重大。但是居民消费率不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的特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挑战。“未富先老”的特征使得老年人口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需要得到重视,老年人口由于受到代际之间财富转移和遗产动机的存在,消费意愿会受到影响。现实中,经济个体对自己儿孙后代的福利往往比较关心和重视,老年人更愿意把自己的财富更多的遗赠给子女,而不是选择在年老时期完全消费储存的财富,如果老年家庭由于具有遗产动机而抑制了消费,那或将成为阻碍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之一。为此了解老年群体的消费意愿,更好发挥并利用老年群体的人口红利和消费潜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机。本文在生命周期理论等经典的消费理论以及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以个体生命周期和世代交叠模型的扩展为数理模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家庭是否有多套房,家庭男孩子数量占比与中位数的比值以及家庭定期存款是否留给子女的情况来衡量家庭遗产动机的高低,研究了遗产动机对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包括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然后以内生性问题、变量设定问题与模型适用性问题等三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问题中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尽可能的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变量设定问题中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重新定义老年家庭,而模型适应性问题中通过分位数回归、Tobit模型和生成平衡面板数据进行PSM双重差分法。接下来分析遗产动机在城乡、不同家庭幸福感、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家庭类型下对老年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并分析遗产动机的影响机制。最后进一步的,研究了遗产动机与老年家庭消费结构如食品衣着等各分类下的消费的影响,以及遗产动机影响下的老年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变化。遗产动机显著抑制老年家庭的消费,侧面验证了我国“退休—消费之谜”的存在,即进入老年阶段会由于遗产动机的影响而减少消费,遗产动机通过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从而挤出老年家庭的消费。主要结论为:遗产动机显著抑制老年家庭的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在稳健性检验中,内生性问题通过工具变量法和PSM中进行近邻匹配(k=1、k=2、k=4)和核匹配等在解决部分选择性偏差中尽可能的解决了内生问题,变量设定和模型适用性问题中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重新定义老年家庭、分位数回归、Tobit模型和生成平衡面板数据进行PSM双重差分法等方式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其中分位数回归结果还表明,遗产动机对老年家庭总消费和生存型消费的抑制作用随着消费倾向分位数的增加而减弱,但高分位数上的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受遗产动机的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遗产动机对城市和农村、不同幸福感下、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老年家庭类型下的老年家庭消费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遗产动机在房产价值、家庭收入以及预期房价的影响下对老年家庭的消费抑制均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分析中,以家庭是否有多套房以及家庭定期存款留给子女定义的遗产动机会显著增加老年家庭的文化教育类和旅游类消费支出,此外,遗产动机的存在会降低老年家庭的资产财富效应。本文研究结论证实了遗产动机会抑制老年家庭的消费,从侧面为中国老年家庭“退休消费之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合理解释,在“未富先老”的社会进程中,对于恢复和发展老年“银发经济”,促进老年消费提质升级并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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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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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馨菱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感逐步提升;随着收入增加、投资品种的多元化,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提高。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呈现了有限参与的现象,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现金,存款等低风险类金融资产... 详细信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感逐步提升;随着收入增加、投资品种的多元化,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提高。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呈现了有限参与的现象,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现金,存款等低风险类金融资产占比巨大。单一金融市场会导致诸多问题,对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产生极大的制约。在主观领域,个人的情绪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颇深。主观幸福感是居民主观情绪的代表,作为一个新兴的课题,研究幸福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对解决我国金融市场有限参与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家庭金融”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金融市场更是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也有其他因素如通过居民的主观态度,社会互动,金融知识水平等方面研究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随着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逐渐有学者关注居民本身,研究金融市场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等内容,主观幸福感对资产配置的影响等。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幸福感和金融市场参与的研究成果,随后基于资产组合理论,幸福经济学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并构建相关的实证模型。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9年家庭金融数据,选取居民的幸福程度作为解释变量,选取拥有银行存款、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至少一项的家庭为金融市场参与家庭,定义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广度(是否参与金融市场的虚拟变量)和参与深度(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两个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为消除内生性影响,引入降水量这一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和ivtobit模型对幸福感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和风险资金占比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主观幸福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显著负相关的结论。进一步,本文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划分为低风险市场参与和高风险市场参与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幸福感高的居民更愿意参与低风险金融市场,不愿参与高风险金融市场。随后本文通过缩小年龄样本量、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本文通过划分子样本进行风险偏好的机制分析,得出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的家庭幸福感与金融市场参与显著负相关的结论,居民幸福感越高,越愿意保持现状,越不愿意参与金融市场;通过划分子样本进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得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显著为负的结论,这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程度越高,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越低,与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本文的研究为解决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有限参与问题提供了思路,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可以加强领导。幸福感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保障居民幸福感稳步提高的同时,转变居民投资理念,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可以通过研究居民幸福感与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对潜在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抓取,从而提高金融交易的成功率,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在产品推荐的过程中,还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幸福感评级更高的家庭推荐风险较低的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存款等一些稳健型的投资产品;而在面对幸福感评级较低的家庭,更多地推荐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另外,机构可以进行金融创新,使金融产品的创新符合居民的要求。对于居民来说,由于我国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积极性低,因此要加强居民对金融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居民金融教育程度;同时可以开拓更多收益更高,风险更小的金融理财产品,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由储蓄到理财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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