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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权束重组模型的浙江省水资源流转实践解读 ——Based on the Model of Water Right Restructuring

作者：高欣佳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总量短缺同时地理分布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总量的短缺需要政府干预进行行政分配,分布的不平衡要求引入市场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研究如何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水资源分配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如何促进这种机制的不断完善从而... 详细信息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总量短缺同时地理分布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总量的短缺需要政府干预进行行政分配,分布的不平衡要求引入市场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研究如何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水资源分配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如何促进这种机制的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一个健康稳定运转的水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首先在产权理论框架内,分析一般性水资源流转的内在机理,构建一个适合中国水资源流转研究的水权束重组模型,进而提出水权束分权问题与分权逻辑;其次,通过对浙江省水资源流转经典案例的再解读论证水权束重组模型的适用性与分权逻辑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在水权束重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干岛湖一杭州引水工程的综合影响,最后总结以上研究结论给出相关政策启示。本文研究表明,：(1)水资源产权从本质上讲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是一组权力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本文称之为水权束集合。水权的各种表述形式就是水权束集合内部分割为不同子集的过程,由于水资源流转的不确定性与水资源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不同的经济学者对水资源有不同的表述,本文认为这种表述的多样性是水资源流转本身复杂性的外在表现,水权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固定不变的表述形式,但对水权束集合进行分权产生子集的过程必须保持“可分性”与“合法性”两大原则。(2)水资源流转过程也就是水权束重组的过程,水权束重组过程中既有促进水权束重组的动力也有阻碍其顺利进行的阻力,水权束重组的发生意味着动力大于阻力否则阻力大于动力;同时水权束重组又是一个过程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权力主体、权力特征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必须从时间角度跨时段对整体重组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对水资源流转而言,静态的均衡背后隐藏着动态的动力与阻力的调整过程,动态的发展是长期市场与政府双重作用的结果。(3)政府在我国水资源配置中仍然具有市场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在水资源配置的初始阶段,采用政府主导用正式制度安排代替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市场主导不可比拟的低协调成本优势,因此如果大范围水资源流转确实能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地方政府应该促进这种流转的顺利进行。(4)在对浙江省水权流转经典案例“中国第一包江案”的再解读中,我们发现楠溪江整体包江案由观念上的“双赢”演变为现实中的“双输”主要是由于狭长的流域与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化导致村民机会主义盛行,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问冲突不断导致法律惩罚实际效果甚微,因此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这一部分可视为对水权束重组框架适用性的实践检验。(5)干岛湖--杭州引水工程本质是杭州市利用特殊行政地位采用政府行政动力替代水资源经济租值动力强制实现水权束重组的-次科层性质的资源配置,引水工程的顺利实施意味着整体水权束重组动力大于阻力,水权束完成重组过程;但这不意味着水权束重组到此结束,也不能断言非正式制度能遵循正式制度安排;本文唯一能确定的是如果杭州市不能正视由于过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与自然严重不协调,不对钱塘江流域水资源进行彻底有效的治理,不从根本上改变不科学的用水方式那么下一个引水工程将不可避免!本文在水权“多权说”的基础上构建了分析水资源流转的水权束重组模型,并从数理、理论、实践三个层次论证了多权说的分权逻辑同时提出了分权依据,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检验验证了这种逻辑与依据的合理性与适用性。水权束重组模型的构建可视为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分权逻辑与分权依据的提出则是对“多权说”理论框架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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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不平等测度及其分解 ——基于CHNS数据

中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不平等测度及其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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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勇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水体污染不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居民家庭已经面临不同程度的安全饮水困难。另一方面,我国各区域存在自西与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供水设施建设和自来水服务覆盖面相应地也存在相当大的... 详细信息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水体污染不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居民家庭已经面临不同程度的安全饮水困难。另一方面,我国各区域存在自西与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供水设施建设和自来水服务覆盖面相应地也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异,我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本文在梳理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分析我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现状之后,利用1989～2011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以我国东、中、西部的9省居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先测度后分解的研究思路,基于总体视角、收入分层次视角和地区层面视角,采用集中系数对我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进行测度发现,我国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亲富的不平等,且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减弱,具体而言,收入越低的阶层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水平越低,越不平等。而较高、高收入阶层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接近于平等状态。同时,地区、以及城乡间比较发现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程度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区则比较接近;城镇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水平及其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农村地区,并且东部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城乡差距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对1989～2011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相关变量的样本均值和集中系数测算,发现各地区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且收入更多地集中在高学历教育、有工作、非农（林、牧）职业等群体。基于OLS回归模型对中国城、乡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不平等进行分解,家庭人均收入、供水服务、农村、西部地区、家庭规模、教育、农（牧、林）职业、家庭设施对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不平等的贡献度为正,对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起强化作用。其中,供水服务和家庭人均收入是各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不平等最主要的因素。基于各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不平等测度及其分解结果,本文进一步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改善农村、中低层收入群体、西部地区居民的饮用水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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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贫困”的经济增长阻力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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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奇兰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中国水资源问题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农业用水不断增加,水体污染愈发严重。在面临着如此严峻的水贫困问题的同时,中国传统的经济贫困问题亦亟待解决。因此,本文在阐述水贫困理论基础,分析水贫困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作用后,利... 详细信息

中国水资源问题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农业用水不断增加,水体污染愈发严重。在面临着如此严峻的水贫困问题的同时,中国传统的经济贫困问题亦亟待解决。因此,本文在阐述水贫困理论基础,分析水贫困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作用后,利用2003～2014年中国各省区面板数据,以我国30个行政单位(除西藏和港、澳、台)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主成分分析法,基于总体层面、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采用水贫困指数对全国水贫困程度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回归分析中国水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国各省区水贫困的经济增长阻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通过对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区的水贫困指数测算发现,中国水贫困指数逐年上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排名上升较快,说明中西部地区的水贫困程度有所降低;同时东中西部水贫困状况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水贫困程度顺次增强。这一结果与水贫困各组成成分得分有着必然的联系。(2)运用测算所得的水贫困指数对中国29个省区的水贫困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水贫困、资本变量在回归结果中系数均显示为正数,说明各地区水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的。在此回归结果基础上计算所得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阻力皆为正数,表明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水贫困对经济的阻碍作用。(3)通过水贫困五个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发现使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但并未发现水贫困的资源、设施、能力和环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地研究表明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用水量对总产出的影响则并不显著。(4)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影响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向,且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东中西部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的影响是顺次加强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关于水贫困测度的文献中,用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相对主观,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避免了对权重的主观判断,同时也减少了信息的重叠性。第二、本文通过加入了广义意义上的水资源要素——水贫困,建立相关的生产函数模型,重点分析水贫困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阻力,并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克服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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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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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媛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饮用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它不仅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比较稀缺,而且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区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 详细信息

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饮用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它不仅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比较稀缺,而且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区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2013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高出农村地区25.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最高的上海(100%)和最低的陕西(40.2%),两者相差59.8个百分点。截止2014年,我国约有1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严重危害到农民的身体健康。本文在梳理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现状,总结历年来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历程以及成效和问题之后,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28个省450个村的面板数据,建立Logit模型分别从总体上、收入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国家政策差异四个视角,就家庭收入,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试图为政府更有效的改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农户家庭所在地区、户主性别、户主教育程度、家庭住房面积、家庭人口规模、室内整洁程度、村交通便捷程度、村地形以及国家改水政策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户主年龄、家庭人口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2)从我国农村总体上看,家庭收入和地区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关系都在1%水平上显著。农户家庭平均年收入每增加1%,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就相应的提高了11.9%。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比中西部的高出1.7倍以上。另外,户主是女性的家庭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男性的家庭高出14.7%,并在10%水平上显著;户主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的可及性,户主文化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低于高中程度的高出37.2%;家庭住房面积每增加1%,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就提高66%;针对居民环境卫生素养和习惯而言,室内越是干净,居民越有可能使用的是安全的饮用水;道路类型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所在地区道路类型是柏油路或是砂石路的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土路的地区高;平原、高原和山地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高于盆地和丘陵。(3)更深层次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收入层次影响下,各因素对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也是有变化的。对于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而言,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农户自来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中高等收入组家庭中,户主学历与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在中高等收入组里,室内整洁对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低收入组,该因素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在低收入家庭组里,村地形比在中高收入组家庭更能影响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在农村总样本下,农户到农贸市场的距离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不相关。但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村到农贸市场距离的减少能够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4)在不同地区,各因素对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家庭人口规模而言,总体上对农户是否获取安全饮用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不同地区下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的减少能够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的可及性,但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现在东部地区;在东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年均收入与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该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中部地区;对于居住在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而言,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农户自来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东西部地区,户主的学历并没有提高饮用水可及性的作用。(5)农村家庭参加改水能有效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在参加改水的农村家庭中,室内整洁程度和户主的教育水平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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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安全饮用水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农村家庭安全饮用水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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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书田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安全的饮用水对儿童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将其作为与儿童健康相关的研究主题深入剖析。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统计描述我国儿童健康现状、城乡儿童健康不平等性的基础上,梳理回顾了国内外有关于儿童健康的相关理论以及... 详细信息

安全的饮用水对儿童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将其作为与儿童健康相关的研究主题深入剖析。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统计描述我国儿童健康现状、城乡儿童健康不平等性的基础上,梳理回顾了国内外有关于儿童健康的相关理论以及安全饮用水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并就现有分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假设。然后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年—2011年5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托,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途径分析安全饮用水对儿童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总体视角、不同年龄结构视角、性别视角、家庭收入视角以及母亲受教育程度视角具体分析安全饮用水对儿童的健康效益。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相关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四周患病率、患病天数、年龄别身高（HAZ）指数和年龄别体质（BAZ）指数4个衡量儿童健康状况的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和营养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但儿童的四周患病率和患病天数在逐渐增加,地区间儿童健康同样存在不平等性,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儿童健康水平差距明显。（2）利用家庭是否拥有自来水作为衡量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衡量指标,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安装自来水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但比例依然不高。地区间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省际之间的数据差距也十分显著,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了83个百分点。（3）对比家中覆盖了自来水与没有自来水样本儿童的四个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指标发现,家中覆盖有自来水的儿童健康都要优于家中缺乏自来水的儿童。对比两组家庭的基本特征同样差异性显著,家中覆盖有自来水的农户家庭经济条件以及父母的教育水平更加出色。（4）通过构建倾向得分模型并利用最近邻匹配、半径（0.01）、半径（0.5）、半径（0.1）匹配和核匹配法进行匹配之后,在控制样本儿童其他特征条件一致的前提下,自来水至少使样本儿童的患病天数降低0.132天,HAZ值提高0.104、BAZ值提高0.122,至多使四周患病率降低2.5%。（5）进一步从年龄结构层面、性别层面、家庭收入分层次和母亲受教育层度四个方面研究安全用水可及性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来水对儿童身体健康状况的提升效果存在着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来水为样本儿童带来的健康正效应也逐渐加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独从农村家庭的安全饮用水角度深入研究其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第二,选取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个健康指标拓展研究视角,降低了以往数据区域化、健康指标和研究视角单一化可能存在的研究偏差;第三,在实证研究中,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安全饮用水可及性与儿童健康的直接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内生性偏差与共线性产生的偏倚,具有更高的稳健性。同时还从年龄结构层面、性别层面、家庭收入以及母亲受教育程度四个视角考察其与健康的关系,寄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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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创业选择的影响机制及城乡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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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权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创业活动除了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自身价值,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增加就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情关系型”社会,以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及社会规范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在创业活动中发挥着相... 详细信息

创业活动除了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自身价值,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增加就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情关系型”社会,以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及社会规范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在创业活动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与创业选择的必经流程相结合,我们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机制。又因为中国所具有的特殊城乡二元格局可能会使得社会资本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存在城乡差异,本文将以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格局为切入点,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构造出最为全面科学的Putnam社会资本及其分量的基础之上,研究社会资本及其分量对于个体的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可能存在的城乡差异。本文研究结果发现:1.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CFPS数据中社会资本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创业者个体的社会资本呈现倒“U”型分布。2.实证结果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创业概率,且对农村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城市。3.具体到社会资本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机制上来说,社会资本会通过信息机制、风险机制以及融资机制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4.就社会资本对创业选择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而言,造成社会资本影响个体创业选择的信息机制存在城乡差异的核心原因是社会网络,造成社会资本影响个体创业选择的风险机制存在城乡差异的核心原因是社会规范,造成社会资本影响个体创业选择的融资机制存在城乡差异的核心原因是社会信任。与现有文献相比较,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1.我们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出了最为真实全面的Putnam社会资本变量及其三个核心分量。2.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以及各种机制所存在的城乡差异。3.采用了不同的创业定义及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稳健型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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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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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淑芳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的家用燃料是保障家庭成员健康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多年间,农村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状况虽然得到很大改善,但较之城市,农村自来水、管道煤气、冲水厕所普及率较低。然而,目前我们对环境卫生服务... 详细信息

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的家用燃料是保障家庭成员健康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多年间,农村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状况虽然得到很大改善,但较之城市,农村自来水、管道煤气、冲水厕所普及率较低。然而,目前我们对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和收入三者之间的影响和互动机制还知之甚少。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人力资本理论,构建理论模型深入考察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的影响和互动机理;利用2010-2014年三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分别从全国整体、不同收入层面和分地区层面对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三者的互动影响进行经验验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一)改善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够有效帮助农村居民摆脱“环境健康贫困”。实证结果表明改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健康和收入水平,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每提高一个等级,家庭成员患慢性病概率就会降低,且收入增加一倍有余。帮助贫困地区投资建设自来水工程、天然气管道和卫生设施,能够大大改善居民健康,有力增加家庭收入。(二)收入越低、健康状况越差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状况也相对较差,而改善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更好的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健康和收入水平。根据数据分析,农村弱势群体无法同等机会享受到自来水、冲水厕所和天然气等服务,健康能力被剥夺,健康状况下降,一年内工作的时间相对减少,收入下降。如果改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状况,贫困阶层的边际报酬率高于富裕阶层,所以能更好的帮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改善健康。结果显示,同时提高不同经济阶层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经济基础较差的家庭能比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增加额,对经济状况的提高更有帮助,并且对健康状况的改进效果也愈加明显。(三)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三个变量形成稳定的循环影响系统,彼此存在很强内生性。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可知,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家庭人均收入,而且还能通过影响个人健康水平间接影响收入水平,在双重作用下成为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原因,而家庭收入状况又是影响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家庭成员健康水平的主要解释变量,由此形成了“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收入—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循环效应。(四)在村庄附近有污染企业和没有污染企业两种情况下,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仍然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原因,健康状况对收入的作用在受到环境污染的地区更加突出。由于企业排放废水废气对当地造成污染,损害当地居民健康,影响居民收入,改善健康状况和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程度成为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而且在有污染企业地区,健康资本存量比无污染地区的低,若对两地居民健康改善投入相同成本,则受到污染地区居民的健康收入效应更大,收入增加额更大。因此,要重视污染地区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改善,以及对污染的及时治理。本文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创新。与以往研究健康与收入影响因素视角不同,本文从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入手,分析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健康与收入的影响,并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三者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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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农转非”利益补偿机制 ——以浙江诸暨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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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静慧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水资源“农转非”是促进水资源配置由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转移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调节水资源分配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在水资源结构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事后纠纷,其中对水资源使用权转出者的... 详细信息

水资源“农转非”是促进水资源配置由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转移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调节水资源分配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在水资源结构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事后纠纷,其中对水资源使用权转出者的补偿就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用水减少将伤害农业生产,影响农民的生活。因此,补偿机制的建立在理论、实践上均有重大意义。本文研究已发生的案例,探讨如何实施补偿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还存在什么问题,将怎样完善补偿,从而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以促进水资源重新配置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浙江诸暨市为例,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补偿机制框架。诸暨是浙江首个从城镇供水费中提取部分资金补偿灌区农业节水的地区。通过对诸暨市的实地调研,分析水资源“农转非”对灌区农户的影响;探讨诸暨市政府针对这种影响所采取的补偿措施以及实施效果;并分析这些补偿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探讨如何完善水权交易的补偿机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诸暨市水资源“农转非”对灌区的影响。选择诸暨陈蔡水库灌区作为调研点,以102户农民对调研对象,分析了三部分内容。首先介绍诸暨水资源“农转非”的基本情况,对所获得的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确定影响农户补偿意愿的因素。第二部分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水资源“农转非”对灌区农户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建立模型探讨影响农户补偿意愿的显著变量。第二,分析诸暨市水资源“农转非”补偿机制。首先以制度变革理论为基础,介绍诸暨市从城镇供水费中提取资金补偿灌区农业节水机制是一种制度创新,接着介绍诸暨市所采取的补偿措施的方式、实施情况,并分析这种补偿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展望诸暨市城镇供水补偿农业机制的完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水资源的转移已经对灌区农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长期内,必将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水资源使用的便利性减弱,单位面积农业劳动力投入增多,单位产出成本增加;水资源可获得量减少,农户开始调整种植结构,增加节水经济作物玉米、甘蔗、蔬菜等种植面积;水资源使用纠纷增加,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补偿态度的分析表明,与水库的距离、耕地面积、家庭非农劳动就业人数等变量对农户的补偿态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距离水库越近,耕地面积越多,家庭非农就业劳动人数越少的农户越倾向于得到补偿。因此,补偿机制的建立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经实际调研发现,诸暨的补偿措施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补偿金额不足;补偿资金征收不到位;补偿措施的落实还不深入等。根据当前补偿措施实施的情况,应当发挥政府在补偿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协调水权参与方的利益分配,各利益方共同参与补偿机制的建立,确定补偿的标准,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完善补偿机制。通过建立补偿机制既可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保证农业生产正常用水,又可以刺激农业节水,以节余之水供给非农行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水资源利用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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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海宁市皮革产业集群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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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董媛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块状经济”为鲜明特征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大量形成和迅速发展。然而,近年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攀升、国际贸易壁垒增多、... 详细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块状经济”为鲜明特征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大量形成和迅速发展。然而,近年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攀升、国际贸易壁垒增多、环境压力凸显等问题的出现,经济增长遭遇“瓶颈”,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探索和研究产业集群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就显得极为重要。全球价值链通过整合各个价值生产环节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具有了系统性的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系统中,各企业的地位是不同的,各国企业凭借自己特定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事着相应不同环节产品价值的生产。只有特定的环节才能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这些高附加值环节也就是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谁控制了这些战略环节,谁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控制了该行业,成为该价值链的治理者、领导者或在价值链中占据高端地位;反之,则成为价值链系统的从属者、被领导者。由于全球价值链所具有的系统竞争力主要是被价值链的领导企业、高端企业所利用,因此,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反映了各国企业实力的大小和竞争力的强弱。当前,中国企业整体上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还处于一种从属、被支配的地位,不能控制价值链上主要战略环节,不能有效利用全球价值链所具有的系统竞争力。于是,研究如何沿着全球价值链增值路径提升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价值获取能力和企业的竞争实力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本文借助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对不同链条治理模式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进行理论总结和梳理,提炼出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分析了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模式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认为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是以加工制造环节嵌入了“采购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决定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方式的难易程度。准层级型、层级型价值链治理模式,有助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网络型治理模式则有利于功能升级;市场型治理模式是否有助于功能升级,则应视集群规模而定。对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应根据地方特色、发展现状等,从集群内部和全球价值链两方面入手,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来提出具体的升级措施。只有通过时间积累,综合吸收各种有利外部条件,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内生因素才是集群核心竞争力的来源,由此实现的升级才能持久。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要根据地方实情,走地方特色之路,升级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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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用水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2年省份面板数据

中国工业用水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2年省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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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星星浙江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资源的需求程度越来越大,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严重的用水危机,工业用水是仅次于我国农业用水的第二... 详细信息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资源的需求程度越来越大,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严重的用水危机,工业用水是仅次于我国农业用水的第二大用水大户,2012年我国工业用水总量为1423.9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23.2%,节约工业用水,提高工业用水效率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对工业用水效率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对国内外工业用水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我国水资源的现状,我国工业用水现状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我国工业用水的五大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工业用水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用水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再次基于投入产出的角度,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建立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2004—2012年工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算,总体分析我国9年间的工业平均用水效率,再分地区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地区对工业用水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另外本文还根据测算的工业用水效率值采用聚类分析把我国31个省份分为优、良、差三个质量省份对其差异进行了研究。在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上,本文采用Tobit模型,选取了合适指标,利用2004—2012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得出相关的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所示： (1)根据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我国31个省份的工业用水效率值,从2004—2012年9年用水效率平均值来看,我国工业用水效率值为0.8540小于1,工业用水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9年间全国的工业用水效率值波动较大,但仍呈现出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2004—2012年我国31个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差异较大,不具有趋同性。我国东部省区的用水效率平均值为0.5895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效率值0.5797,而中部省区的工业用水效率又明显高于西部省区的效率值0.5077。东中西部的工业用水效率出现了明显的层次性,工业用水效率呈现出依次下降的阶梯状。 (2)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我国的工业用水效率进行分析,根据工业用水效率值将全国31个省份分为优、良、差三部分进行评价,从2004—2012年9年的数据来看,优质量省份的工业用水效率水平较高,工业用水效率平均值为1.0292,在9年时间里整体波动性不大,这些地区基本上达到了工业用水的超效率水平,未来的工业用水效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良质量省份的工业用水效率9年的平均工业用水效率水平为0.85,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通过工业结构的调整,节水技术的进步,未来仍有可能达到工业用水的超效率水平。差质量省份9年的平均工业用水效率为0.64,且波动较大,工业用水效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未来应该重点加强对这些地区的调控。 (3)建立Tobit模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文章的回归结果,工业结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影响力五大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业结构对工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当八大高耗水行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每下降1%时,工业用水效率将会增长约0.097%。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与工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正相关性,当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每提高1%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将会提高0.176%。水资源禀赋与工业用水效率呈现出负相关性,当人均水资源量每增加1立方米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呈正相关性,当人均GDP每增加1元时,工业用水效率将提高0.001%。政府影响力与工业用水效率呈现正向关系,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时,工业用水效率将降低0.688%。工业用水效率将减少0.001%。工业用水年增长率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性,当工业用水年增长率减少1%时,工业用水效率将提高0.2%,制度结构与工业用水效率呈现出负相关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每增加1%时,工业用水效率就会下降0.083%。工业用水年增长率和制度结构两个影响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本文影响因素的分析仍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我国政府应该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高耗水工业企业的用水量进行限制,取缔那些高污染高耗水的落后型工业企业。引进先进的节水技术,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进一步明晰水资源的产权制度,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人为改变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进一步提高工业用水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工业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另外在政策方面,应该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出符合我国工业实际的节水政策,号召增强企业的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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