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刘宇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辩诉交易是指控方与辩方就是否达成有罪诉讼而进行的司法交易。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目前在许多国家作为提高司法效率、缩短诉讼期限的有力手段，发挥着巨大的法律作用。辩诉交易已经成为一项广泛... 详细信息

辩诉交易是指控方与辩方就是否达成有罪诉讼而进行的司法交易。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目前在许多国家作为提高司法效率、缩短诉讼期限的有力手段，发挥着巨大的法律作用。辩诉交易已经成为一项广泛适用的司法实践制度，它的实行能够体现法律的正义、效率和民主的特点，缓解司法资源匮乏的现状。辩诉交易作为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诉讼制度，对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虽然尚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但在现行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格局上，已表现出对辩诉交易制度的需求。我国有引进辩诉交易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辩诉交易提高诉讼效率，减轻目前积案的情况，有利于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合理的运用辩诉交易也可以减少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的情况，保障被告人利益，鼓励被告人认罪，进而弥补简易司法流程的不足。经过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在刑事诉讼上对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体系的借鉴，已经逐渐具有了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思想、文化以及制度基础。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奠定了思想基础;契约文化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引入奠定了制度基础;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式辩诉交易应当在吸收传统辩诉交易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基于本国国情进行发展和改良。中国式辩诉交易应当确立起被告人自愿明知、被害人同意、有限适度、法院审查和交易公开的原则。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具体设计，应在交易的主体、范围、内容、程序、效力方面立足本土文化，从而保证辩诉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能够发挥其应有作用。此外，我国在诉讼制度上对于辩诉交易的引入仍然存在着缺失，在引入辩诉交易之前，还应建立庭前控辩双方证据展示制度、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确立被告人沉默权制度、扩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和完善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论文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述，来分析我国引进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探讨该项制度如何在我国具体建构。论文的重点在于，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对国外辩诉交易的制度设计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具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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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学位论文库评论

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预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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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世文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对提升国民经济水平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暗藏着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更是触碰了法律底线。因此... 详细信息

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对提升国民经济水平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暗藏着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更是触碰了法律底线。因此,要注重对于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风险预防,使民营企业家合法合规经营,进而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基于此,本文以犯罪学角度为出发点,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针对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多发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现状,从多角度分析引发犯罪的成因,并依此提出一系列的具体化预防措施,以期对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预防有所裨益。通过整理统计2016年至2018年的案例,可发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产生原因主要可归为四类:一是民营企业家层面,文化水平与经营能力较低,观念落后存在侥幸心理。二是民营企业层面,企业治理结构欠缺,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部分行业经营环境不健康导致腐败犯罪发生。三是政府层面,存在着过于重视政绩,市场干预手段不合理的问题。四是法律层面,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缺乏严格、针对性的治理手段,量刑失衡导致腐败多发。为使民营企业家所遇到的腐败问题得以解决,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作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进行预防:首先,民营企业家应主动预防腐败风险发生,主观上要树立法治观念,并在客观上提高个人知识储备以规范管理行为。其次,民营企业要进行内部预防,积极构建企业文化、创新管理方式并依法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再次,政府在外部积极预防,贯彻政府改革要求、压实自身管理职能并要创新行政手段打造“服务型政府”。最后,法律层面多元化预防,贯穿于立法、监察、司法整体之中,完善立法内容、合理行使监察机关职责,并加强司法机关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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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变相吸收”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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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子鉴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几年来,全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变相吸收”的案件数量也大大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变相吸收”,给司法认定工作增加... 详细信息

近几年来,全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变相吸收”的案件数量也大大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变相吸收”,给司法认定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带来了不小压力。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对“变相吸收”进行规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上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漏洞与冲突,导致实践中适用时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文章从实践出发,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索实践中如何认定“变相吸收”,发现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变相吸收”的法律概念可溯及至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伴随着1997年《刑法》的出台正式进入了刑法典的规制范围。在经过酝酿期、起步期和完善期后,立法内容更加详细却同样暴露出很多问题,引发学界争议和思考。针对“变相吸收”的去留和认定,学界的理论争议可分为“改变现状说”“维持现状说”“限制现状说”三种学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作用于理论。选取浙江省和东北三省2011至2019年司法实践中的427起涉及“变相吸收”的案例为研究材料,梳理司法实践列举的“变相吸收”类型和认定倾向,发现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兜底条款适用存在问题,立法上规定笼统,未准确界定其内涵,司法上认定也存在不清晰的现象。第二,“民间借贷”与“变相吸收”的界限不明确,混淆了吸资性民间借款行为与民间借贷行为,变相扩大了打击范围,成为了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第三,“变相吸收”与“非法吸收”未明确区分,二者在实践中经常混淆,裁判文书说理论证薄弱,规避了司法认定的重点和难点,不能起到识别形式、内容更加隐蔽的“变相吸收”的作用。完善“变相吸收”的认定,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运用同质性解释方法适用兜底条款,在认定“变相吸收”时注意兜底条款的适用;从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考察资金用途、合理判定责任三个角度规范“变相吸收”的入罪门槛,做到精确打击;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讲究说理的逻辑性和针对性,尤其是把握好“变相吸收”与“非法吸收”的区别,提高识别“变相吸收”的能力。此外,由于审判人员裁判的疏忽,导致实践中出现法条扩张适用、同案不同判等问题,需要审判人员夯实理论功底,提高知识水平,做到依法公正裁判。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提供完善的保障,合理识别和认定“变相吸收”,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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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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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庆东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本文主要从交通肇事罪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交通肇事罪进行概述,包括交通肇事罪的概念、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及交通肇事罪立法发展。交通肇事是指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 详细信息

本文主要从交通肇事罪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交通肇事罪进行概述,包括交通肇事罪的概念、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及交通肇事罪立法发展。交通肇事是指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交通肇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特点,即交通肇事具有危险性,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本文从传统的四要件出发,论述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要素。最后介绍了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立法发展和变化。从整体上给读者一个有关交通肇事的清晰脉络。使得读者对交通肇事罪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第二部分:这部分对交通肇事逃逸后又自首的行为分析,关于交通肇事能否适用自首制度在学理上存在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行为人肇事后报警、保护现场、救治被害人履行了行政义务不构成自首,肯定的观点认为履行行政义务与构成刑事自首并不相互排斥,对于符合自首条件的应当认定为自首。通过交通肇事逃逸后又自首的行为性质分析,对此进行准确理解把握。第三部分:讲述了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二次碾压,笔者区分两种不同情况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一种是肇事后行为人为了减轻自己多次赔偿责任,直接对被害人的二次碾压;另一种情形是肇事后,被害人在肇事现场被后续经过车辆二次碾压,并结合第一次被害人被撞后是否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及后肇事人主观故意及客观情形,来确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分析了各行为人与被害人所受伤害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第四部分:讲述了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找人“顶包”代替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以保住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交通肇事与找人“顶包”是前后两个连续的行为,先是交通肇事、后是找人顶包,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争议:第一种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二种以交通肇事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第三种以交通肇事罪和包庇罪处罚。笔者围绕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逐步分析,从肇事后找人顶包的理论争议出发,对找人顶包行为定性,最后给出处理建议都一一阐述,通过阅读本文能够让读者在司法实践中找到处理问题的一把钥匙。第五部分:讲述了交通肇事共犯的问题,交通肇事作为过失犯罪,在我国刑法罪名中有着“过失之王”的称号,但我国刑法总则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共同协作行为的危险性日益增多,并对社会构成危害,如果对行为人不加以规制,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笔者从我国共犯理论的立法沿革,刑法典规定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过失共犯争议的理解把握,提出交通肇事过失共同犯罪的处理建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共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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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刑法立法研究——以单位固有责任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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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红涛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企业合规”是近年来的重大理论课题与实务热点,而刑事合规激励机制正是剥离于“企业合规”并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刑事责任的最新理论成果,其目的在于使得企业在满足合规的条件下免受诉讼和刑事责任的困扰,更好保障一国企业的良性发展。... 详细信息

“企业合规”是近年来的重大理论课题与实务热点,而刑事合规激励机制正是剥离于“企业合规”并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刑事责任的最新理论成果,其目的在于使得企业在满足合规的条件下免受诉讼和刑事责任的困扰,更好保障一国企业的良性发展。刑事合规激励机制在域外已有较为充分的实践经验,在我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主导的有关机关也在大力推进这一机制的试点工作,因此对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刑事合规激励机制虽然在我国已经开始了试点工作,但随着试点的深入,逐渐暴露出合规激励效果有限、适用罪名不明确、适用对象不明确等问题,因此需要刑法来对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实践工作予以保障和指引,但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专门针对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相关规定。如果强行推行该制度,容易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因此有必要针对刑事合规激励机制进行刑法立法构建。对刑事合规激励机制进行刑法立法构建需要先明确其适用基础,进而才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具体设定和落实刑事合规激励机制。所谓的适用基础也就是单位犯罪认定理论,即单位因何原因而入罪。只有厘清单位入罪逻辑这一前提和基础性问题,才能辨析刑事合规在该理论下有无出罪激励或者量刑激励的适用空间。主流的单位犯罪认定理论包括替代责任论、整体责任论等,这些理论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而不适宜作为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适用基础。基于此,单位固有责任理论便有了提倡的必要。单位固有责任论实现了单位责任从行为责任向组织责任的转变,从组织管理层面认定单位犯罪,即在单位成员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考察单位是否存在组织管理义务的缺失,如果存在缺失就认为单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单位固有责任论具备创新性的同时也可以解决上述主流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因此应以单位固有责任论作为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适用基础。在单位固有责任论基础上,通过对刑法第30条、第31条、第72条作出修订可以实现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刑法立法构建。与此同时,需要明确构建刑事合规激励机制不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是否构建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弥补组织管理义务的缺失,因此刑事合规激励机制应平等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单位犯罪案件,且只能适用于企业本身等重要问题。由此,可以从根本上发挥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效能,实现刑事合规激励机制与我国刑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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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终身监禁适用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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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刚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为应对当下腐败犯罪的高发期,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进行了修改,对以往贪污贿赂犯罪按"固定数额"入刑的模式修改为了"概括性的数额"标准和"其他严重情节"这种双轨制的入罪模式。此次修改引人注意的就是在保留了贪... 详细信息

为应对当下腐败犯罪的高发期,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进行了修改,对以往贪污贿赂犯罪按"固定数额"入刑的模式修改为了"概括性的数额"标准和"其他严重情节"这种双轨制的入罪模式。此次修改引人注意的就是在保留了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背景下,在该罪名上引入了终身监禁。所以目前在贪污贿赂犯罪上的刑罚梯度由重到轻就是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得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一般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我国过去对于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重刑惩处,一直以来保留了死刑,过去因贪污贿赂犯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不在少数。随着经济的发展,死刑立即执行的缺陷不断显现,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废除死刑的浪潮,呼吁用终身监禁取代死刑。这次在贪污贿赂犯罪上面引入了终身监禁,一方面是顺应世界废除死刑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我国目前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势背景而做出的选择。截止目前,已经有三名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国内学者对其研究发现终身监禁在实践审判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终身监禁是否具有溯及力,终身监禁适用的对象,以及法官在判处终身监禁时依据的条件是什么等问题。对于溯及力必须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分析,法官决定适用终身监禁时,一定要对比新旧法看哪个对罪犯更为有利。如果依照旧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也就是一般的死缓能够做到罪责刑相一致的,就不能适用终身监禁。对于依旧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表现出罪责重而刑罚轻的,依据刑法判处终身监禁能够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的,则适用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设置在贪污贿赂犯罪,它的适用对象也就先天性的被限定了,仅适用于贪污罪和受贿罪,终身监禁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可以有效弥补因限制经济犯罪死刑导致对腐败犯罪处罚力度不足的缺陷。虽然终身监禁可以充分发挥其功能,但终身监禁的适用也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否则就会出现刑罚滥用和处罚过重的问题。从新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来看,要使用终身监禁首先得满足"数额特别巨大"的要求,因为数额大小直接决定了刑罚的范围,其次再看是否具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最后再看罪犯的客观行为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达到需要判处终身监禁的程度,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决定适用终身监禁。从我国当下对经济犯罪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来看以及对判例的研究,本文对终身监禁制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提出了将来用终身监禁取代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设想,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以及限缩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不应随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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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殴案件中正当防卫认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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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凌雪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正当防卫制度成为社会关注度相当高的一个热点话题。互殴案件可以说是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重灾区”,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案例仅以互殴为由否认正当防卫的成立。针对二者适用混乱的... 详细信息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正当防卫制度成为社会关注度相当高的一个热点话题。互殴案件可以说是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重灾区”,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案例仅以互殴为由否认正当防卫的成立。针对二者适用混乱的现状,司法机关发布了有关司法解释对审判工作进行指导。2020年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为区分相互斗殴和正当防卫提供了指引,2022年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又对互殴和正当防卫的界分进行了细化,但即便如此,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适用仍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正当防卫的适用率仍旧处于较低水平,且行为一旦涉及互殴,便难以认定正当防卫。通过对互殴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出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中认定正当防卫时对防卫人要求严格,例如要求防卫意图的纯洁性甚至存在“道德洁癖”、要求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先行退避等;其二,将损害结果作为单一考量因素;其三,滥用互殴否认正当防卫。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裁判机关对“互殴”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把握严格以及存在“唯结果论”的裁判逻辑等。正当防卫的本质对如何界分互殴与正当防卫以及如何解释互殴案件中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有指导意义。正当防卫与互殴在外观上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均表现为双方互相攻击、互相殴打,但二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互殴可以定义为参与者在斗殴意图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互相伤害的行为,同时根据个人保护原则与法秩序原则统一的理论,可以以行为人是否具有绝对优势的伤害故意来作为互殴与正当防卫界分标准。对于互殴案件中正当防卫如何认定,还需要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进行解释:首先,对于防卫意图是否包含防卫意志这一问题,应当采取折中说的观点,以防卫认识为核心进行判断,只要行为人具有防卫认识则肯定其防卫意图,只有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存在斗殴意图时才能否认其防卫意图,且基于防卫权本位的原则,允许行为人在非理智的情况下产生有道德瑕疵的其他衍生意图。其次,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提倡“必需说”的观点,这与个人保护原则与法秩序原则统一的理论相契合。同时,在考虑防卫限度时,为纠正“唯结果论”的惯性逻辑,应坚持先考虑行为限度,再考虑结果限度的逻辑顺位,只有二者同时过当,才能否认正当防卫的成立。另外,为使“法不必向不法让步”的理念落到实处,应当对正当防卫的认定采取较宽的标准,明确行为人在受到攻击时无退避义务。最后,裁判者的目光应从结果转移到行为,肯定互殴案件中后动手一方行为的防卫性,如此才能警示行为人在面临冲突时应尽量保持冷静和克制,否则将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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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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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增华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3条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刑法修正案(六)》增设骗取贷款罪。行为人采用欺诈方式获取贷款,主观上没... 详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3条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刑法修正案(六)》增设骗取贷款罪。行为人采用欺诈方式获取贷款,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证明其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最终无法归还的贷款的,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两罪本质区别就是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也是难点。非占有目的的含义存在争议,日本刑法界的“排除意思说”、“利用意思说”和“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说”对国内研究影响较大。结合贷款诈骗罪的设立目的,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兼采的折衷说更为合理,国内称之为不法所有。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性质,有学者主张可以通过犯罪客观行为直接认定,其包含于犯罪故意之内;有学者主张非法占有目的是超过的主观要素,独立于犯罪故意外。非法占有目的是超过的主观要素说更为合理,否则将难以区分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存在诸多问题。依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定罪,客观归罪严重;有司法极简主义倾向,忽视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对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区分不明,导致法院对“以新贷还旧贷”情形的判决不一致。司法认定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0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文件的性质不是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具体适用时存在应用教条、客观归罪和兜里条款滥用的问题。为解决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存在的问题,建议引入刑事推定,完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法律依据,完善认定方法。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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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区矫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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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海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人类刑罚的历史演变规律是,从普遍的使用肉刑、死刑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代监禁刑再到罚金、缓刑、暂缓替代刑等中间刑法及社会化行刑方式。由于社区矫正契合了教育刑、行刑社会化等理念而在英美等国家迅速发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属... 详细信息

人类刑罚的历史演变规律是,从普遍的使用肉刑、死刑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代监禁刑再到罚金、缓刑、暂缓替代刑等中间刑法及社会化行刑方式。由于社区矫正契合了教育刑、行刑社会化等理念而在英美等国家迅速发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属新生事物。我国于2011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随着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广大农村地区也开始大面积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笔者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究。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增,使得农村人口的犯罪率居高不下,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农村的开展,对农村在减少和预防犯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村社区矫正的概述。首先阐述了农村社区矫正的相关概念,之后从刑事制裁性、非监禁性、社会(区)的参与性、恢复性和人道性等方面分析了农村社区矫正的特征,最后对农村社区矫正的意义作了介绍,认为充分开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有利于促进我国行刑制度与国际接轨。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农村社区矫正现状的分析,并结合笔者对榆树市调研材料和其他农村地区社区矫正运行情况,具体介绍了我国农村社区矫正的部门配合、工作队伍、工作内容、规范体系、法治环境、经费保障的相关情况。第三部分研究的是我国现行农村社区矫正制度出现的若干问题。本章节通过对农村社区矫正运行实践的考察,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由于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而导致社会公众对农村社区矫正的认识存在偏差;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工作部门的配合不畅;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导致其适用范围与执法主体存在争议;农村社区矫正内容在执行中未能配套实践;农村社区矫正的经费保障尚不到位。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第四部分是对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言。笔者通过对我国农村社区矫正的现状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并借鉴域外以及我国相关地区的先进经验后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进行完善。认为《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尚不明确,提出了立法建议。《社区矫正法》的缺位不利于彻底解决制约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问题,建议立法予以重视;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薄弱,对加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农村社区矫正的各工作部门配合度不够,笔者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以提高各部门的认识,协调各部门的配合;建议建立“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提高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我国目前刑罚观念比较落后,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更新刑罚观念,以营造农村社区矫正气氛;最后对如何建立完善的财政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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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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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婷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尤为凸显，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益是新时代法治的需要。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状，该类犯罪在司法... 详细信息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尤为凸显，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益是新时代法治的需要。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状，该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仍有许多需要探究、厘清之处，且尚有诸多方面需要完善、补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制需求。本文共分四章,主要从刑事法律角度展开研究、探讨，并经过分析、论证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章通过分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现状，得出现阶段对我国日益猖獗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刑事司法打击的必要性。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概念及特点。将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罪名界定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通过对外国与相关地区立法规定的研究、比较，分析出其各自的特点及先进之处，进而得出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第二章我国的宪法、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等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有所规制，本章通过分析我国不同领域法律就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指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缺陷，即缺少专门性法律规定，各部门法在各方面的规定零星且不成体系;刑法方面缺少可援引的“前置法”且在刑法谦抑性原则下不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打击滞后，其打击范围、力度亦有限。第三章从犯罪构成角度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认定进行探讨、明晰。犯罪客体方面，通过对学界不同观点的分析，笔者提出自己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犯罪客体的界定;犯罪客观方面，对何为公民个人信息、公民个人信息范围予以明确，且对“情节严重”这一构罪要件，通过博采众长，提出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定义观点。犯罪主体方面，笔者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自然人犯罪主体及单位犯罪主体逐一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在该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四章针对我国的社会现状，提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完善之策。首先，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方面，应加强“前置法”的立法完善，使法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具有阶梯性。同时，应加强刑法方面的完善，使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刑罚相区别、让该类犯罪的刑罚呈现出层次性、提高该类犯罪的最高刑、扩大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其次，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追究程序，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附条件、有节制的作为自诉案件追诉、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或推定规则，并对此笔者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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