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汤希雯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数据产品和数据资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市场主体对商业数据的资源争夺也越来越激烈,由此产生的纠纷与日俱增。商业数据具有非独占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价值只有在不断流通及共享中才能最大化... 详细信息

随着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数据产品和数据资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市场主体对商业数据的资源争夺也越来越激烈,由此产生的纠纷与日俱增。商业数据具有非独占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价值只有在不断流通及共享中才能最大化实现,因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对经营者之间因商业数据的获取与使用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行规制,应当以充分激励数据生成、促进数据共享、维护数据市场的有序竞争秩序为宗旨。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相关代表案例,可以发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认定存在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处理各类纷繁复杂的商业数据纠纷。本文所研究的商业数据内涵广泛,但不包括属于商业秘密范围的数据。目前司法实务中出现的商业数据纠纷,其行为类型主要包括对数据的不正当获取和不正当使用。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相比,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更隐蔽的技术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通常更严重。通过对14个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数据竞争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目前在司法方面,法官会受到传统侵权法裁判思路的影响,多以“权利—行为—损害”的逻辑展开论证,过于关注经营者利益的受损情况,在发现原告的合法权益确实遭到损害后,就匆匆为竞争行为扣上违反商业道德的帽子,从而作出行为不正当的认定。然而,案件对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仅仅是附带提及,所得到认定结果对利益考量不全面。在立法方面,现行“反法”的可适用条款,即一般条款和互联网兜底条款,都不是针对商业数据的特点设立的,条款本身也不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预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导致反法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在司法认定中,法官受到侵权式权利侵害思维的影响,将竞争关系作为适用“反法”的前提,围绕原告权利受损与否展开论证,没有遵循动态竞争观,没有认识到竞争损害和法益损害的中性面,与“反法”的行为法属性和自由竞争价值取向相违背。因此,应当修正司法适用“反法”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认定的裁判思路,摒弃竞争关系的前置地位,围绕竞争行为本身展开论证。由于“反法”第二条一般条款中规定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要件,所以实务中法官经常简单地以行为是否违背商业道德来作出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这会使裁判者的目光聚焦于行为人在主观上动机是否具有恶意,没有重视在客观上竞争行为是否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还会先入为主地认为经营者对商业数据具有某种权利,并没有对消费者和公共利益进行深入考量。因此,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必须经过充分的利益衡量。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先要对案件所涉及的主体利益进行界定,明确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认定中,各市场主体利益体现为何,各主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为何,据此展开对各主体的利益衡量,具体标准是:有限保护经营者利益、独立考量消费者利益及终局考量社会公共利益。从立法方面看,现有的互联网兜底条款和一般条款对商业数据的保护都属于事后的行为规制保护,没有预设的具体法益,只是过渡性质的。近几年,我国各地陆续出台了许多有关数据方面的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并呼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同时恰逢“反法”第三次大修启动,将数据权益纳入“反法”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从我国立法动向来看,司法解释草案和“反法”修订草案中都对数据保护专门条款进行了构思和设计,两份草案中对数据专条的规定都有不足之处,可以从中总结出未来设计专条的经验与启示。商业数据的保护应当以最小干涉为原则、限定保护范围,并且只能赋予商业数据弱权利保护而不是绝对权保护,这样才能兼顾数据的共享与市场创新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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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抓取案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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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凡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1世纪是互联网数据时代,以往记录在纸本上的数据在流通中有诸多的不便,因此人工智能运算能力的出现所带来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释放了数据潜在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数据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于流通,数据孤岛的结合能够让人类将众多碎片话的... 详细信息

21世纪是互联网数据时代,以往记录在纸本上的数据在流通中有诸多的不便,因此人工智能运算能力的出现所带来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释放了数据潜在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数据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于流通,数据孤岛的结合能够让人类将众多碎片话的数据进行汇聚、结合、清洗、挖掘和分析,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新的价值实践中法院通过引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对于企业数据权益纠纷的案件进行规制,然而此一般条款在法律适用时也具有限制。对此条款的普遍适用可能会对企业数据权益产生过度的保护,会造成数据权益主体滥用自身市场地位寻求企业数据市场垄断的行为。第一章是关于企业数据纠纷案件的简要介绍,在第二节中分析两个案件中存在的争议焦点。通过介绍淘宝“生意参谋”案与“小葫芦”案,呈现当前实践中所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问题一是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问题二是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第二章是关于案件问题的分析讨论,关于事实认定的问题:1、竞争关系是否成立;2、实际损害的认定;3、数据抓取行为的不正当性认定。通过分析案件中具体的事实认定问题求证法院对两案的裁判结果是否合理准确。第三章主要内容是对于两个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分析,讨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又称“一般条款”)进行裁判是否适用。讨论分析一般条款适用的三个构要:1、构要一:其他法律无明确规定;2、构要二:造成实际损害;3、构要三: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标准。通过论证一般条款对本案裁判的适用性,以此求证法院引援一般条款作为两个案件的裁判依据是否合理准确。第四章是关于一般条款普遍适用的延伸思考:行政力量对市场竞争行为的过度干预,对企业数据权益的过度保护是否会造成不良后果。一般条款的普遍适用是否会导致企业数据权利人“以保护个人用户隐私之名,行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实”。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合理竞争,打击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讨论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业市场竞争中是否应该秉持谦抑性,作为当市场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纠纷问题时的最终解决方案,以此保护企业数据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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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主体范围的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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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明飞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产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反垄断领域内的案件日益频发,单纯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已经不能充分保障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就目前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反垄断公力执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私人诉讼一直处于从属、弱势的位置,反垄断... 详细信息

随着产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反垄断领域内的案件日益频发,单纯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已经不能充分保障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就目前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反垄断公力执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私人诉讼一直处于从属、弱势的位置,反垄断私人实施的重要作用未得到有效的发挥。然而从全球反垄断机制的发展趋势而言,私人主体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已成为抑制垄断行为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反垄断案件的复杂性和制度架构的不足,导致在哪些主体可以提起反垄断私人诉讼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包括原告主体资格认定标准、间接购买者资格的认定以及社会团体是否有资格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问题。本文将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分析如何拓宽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域外反垄断私人实施的发展历程引入我国反垄断私人实施的情况,从而引出我国在反垄断民事诉讼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然后针对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展开论述,总结目前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当事人适格的司法现状。第二部分则具体分析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即“直接利害关系”标准的局限性、间接购买者资格认定存疑以及社会团体原告资格不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文章剩下的部分则是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二章是对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认定标准的重新界定,从现有立法上看,我国仍然采用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即直接利害关系标准。首先从法理基础上分析原告资格如何认定,进而指出我国“直接利害关系”标准的局限性,不能契合反垄断案件公益性这一特征。其次,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对比分析美德两国的“直接损害关系”和“受影响标准”,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法制条件选择适用德国“受影响”标准,并作出合理规制。第三章则是明确“间接购买者”有权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本章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首先阐述间接购买者的内涵,并指出其与直接购买者的不同之处,同时指出其在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由于立法的缺失导致间接购买者的原告主体资格未得到认定,实际受到侵害的消费者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而强调赋予间接购买者原告资格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则是分析间接购买者获得原告资格的阻力因素。以及在原告范围拓宽的趋势下,将间接购买者纳入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范围的途径。第四章则是承认社会团体原告地位,本章主要包括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首先指出社会团体相对于消费者个人在反垄断私人诉讼中具备巨大的优势,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制度缺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第二部分,对社会团体原告资格的正当性进行分析,进而明确消协等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第三部分,则是在承认社会团体原告地位的同时,借鉴德国的经验对其作出合理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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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破产制度主体范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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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博远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个人破产是对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个人宣告破产,并依法定程序偿还债务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而在我国大陆地区却只有《企业破产法》这“半部”破产法,使得自然人无法破产。2019年,《加快完... 详细信息

个人破产是对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个人宣告破产,并依法定程序偿还债务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而在我国大陆地区却只有《企业破产法》这“半部”破产法,使得自然人无法破产。2019年,《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出台,要求将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然人亦纳入破产制度覆盖范围。202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2021年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以试点的形式起步。构建这一制度,就要解决主体范围问题,即个人破产究竟对谁适用的基本问题。论文第一章的目的在于提出和介绍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首先,本章梳理了现有试点规定以及各地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方案,同时与域外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寻找规则差异、以及其中的疏漏。同时,本章提出台湾地区、日本等地的个人破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可能在我国大陆地区出现,个人破产制度必须做好防范。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学术争议,本章最后一部分提出,个人破产主体范围包含一个基本问题与两个具体问题:个人破产的主体范围标准是怎样的?能否对消费者适用、能否对农村居民适用?第二章分析了思考上述问题所需考量的基本因素,并提出个人破产主体范围应包含各种类型自然人的基本观点。首先,个人破产的主体范围需要与个人破产制度本身的理念和制度相契合:个人破产法要“保护诚实且不幸者”,那么如果我国的个人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不包括农村居民和消费者,则很难实现对所有“诚实且不幸者”的平等保护;个人破产法还规定了免责制度等重要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也并非为了保护类特殊主体。其次,文章认为完善的个人破产主体范围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本文通过研究清朝以来中国个人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认为,个人破产制度作为舶来品,如果不经本土化修正,则很难与我国的商事习惯等相契合。因此,如果忽略了我国商事交易中的其他主体,如消费者等,就可能出现实践中无法可依的情况。本章最后一部分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个人破产应当包含各种类型的自然人,这也就是中国个人破产制度主体范围的应然状态。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第三章提出,个人破产可以对消费者适用。第一节分析了允许消费者适用个人破产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包括能够应对消费者债务问题、顺应世界立法趋势等,并且这种一般破产主义能够有效吸收个体工商户。第二节论述了个人破产应适用于消费者的具体原因,包括个人破产不适用于消费者时的弊端等。本章最后一节对消费者适用破产的程序提出立法建议,认为在参酌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应当充分适用庭外和解程序、简易程序等,从而经济、高效地实现消费者破产。本文最后一章提出个人破产同样可以对农村居民的适用的观点。第一节论述了提出了本观点的具体理由,包括:一、农村居民与消费者具有相似的特征,既然规定了消费者的破产,那么农村居民也不宜被排除在个人破产的主体范围之外;二、农村居民的存在是我国的现实国情,而前文已经提到,个人破产主体范围设计不能脱离我国的社会实际。本章第二节阐述了农村居民适用个人破产的可行性,主要是反驳了因“无产可破”就否定在农村适用个人破产制度的系列观点,认为这不构成进入破产程序障碍。即便能够构成障碍,“三权”分置等政策也能化解这一障碍。本章最后对农村居民适用破产提出了进一步的立法建议,认为在设计具体制度时应当具有针对性,并且可以采取法律+司法解释的方式协调土地政策变化与个人破产立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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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风险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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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漆金玉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伴随着全球进入到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不仅属于个人,更是成为了信息处理者的重要资源。信息处理者对信息的处理数量和处理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现如今大量的个人信息正在被信息处理者收集、储存、使用等。同样,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重... 详细信息

伴随着全球进入到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不仅属于个人,更是成为了信息处理者的重要资源。信息处理者对信息的处理数量和处理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现如今大量的个人信息正在被信息处理者收集、储存、使用等。同样,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表,在履行法定职责时离不开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政机关为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收集个人信息,构建了庞大的数据库,成为个人信息最大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但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信息处理行为也给个人信息招致了不同维度的风险,这种侵害的风险存在于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做出了规定,但是对行政机关的特殊规制不足无法应对各阶段的风险。因此,本文研究分析行政机关不当处理行为将给个人信息带来怎样的风险,并提出防范风险的措施。本文的第一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就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必要性进行概述,行政机关在进行社会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都必须对个人信息予以利用,构建专业、细分的数据库也需要以个人信息为基础,表明信息化时代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无处不在。第二部分是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分析,基于公共利益的特定信息处理目的,因而受到相对宽松的约束;例外适用知情同意核心规则,无需取得个人同意便可处理信息;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性特征。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和特殊性都要求对其信息处理行为给予充分关注和适用有别于一般信息处理者的特殊规制。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则提出了本文意图研究的即行政机关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风险,并对信息处理活动中现实存在的不当处理行为分阶段分析。第二章是对于行政机关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成因分析。首先,通过对现有立法的梳理,发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对于行政机关的信息处理行为的规范要求侧重于最基本的保密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将私主体和行政机关共同纳入其中规制,使得信息处理者有了统一的信息处理规则予以适用,但整部法律表现出的私法属性显著,对行政机关的特殊规制不足。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的结果导向明显以及程序规制色彩薄弱也是不当信息处理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三章是行政机关不当信息处理行为会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怎样的风险分析,在分析风险之前先阐明了本文关注信息处理全过程的风险,分阶段分析风险的必要性。首先是在数据周期生命管理理论中强调被处理的数据从产生到删除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对应的管理策略,信息作为数据的载体,处理信息的活动同样具有周期性,当然契合该理论。其次,信息处理行为的本质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受到行政法评价,行政法除了关注行政活动导致的结果外,也关注行政行为的过程和采取的方式。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要关注整个信息处理活动中各个阶段的行为。通过对四个处理阶段的风险识别,发现信息收集阶段存在信息主体不知道信息被收集的信息失控风险、信息储存阶段存在超过期限储存的过度监控风险、信息使用阶段存在用作其他目的的信息滥用风险以及信息公开阶段存在显名公开个人信息的隐私泄露风险。第四章是本文所提出的具体防范行政机关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风险措施,与区分阶段分析风险的逻辑相同,仍然是根据对应的信息处理阶段提出每个阶段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第一节论在收集阶段要细化告知义务,通过拓展告知义务内容和严格解释无需告知的情形。第二节强调类型化区分储存期限。第三节则是通过目的限制原则来确保信息处理活动始终保持在为实现法定职责的目的之中。第四节则是要强化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时的去标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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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定向推送中的个人信息收集问题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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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佳娴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数据已经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并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2020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七... 详细信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数据已经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并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2020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七成,国内网民数量达到近十亿的规模。我国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14.4%,达到5000亿元,这意味着互联网商业时代早已来临。互联网商业广告行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帮助不同行业的商家锁定目标人群,实现定向推送,从而提高商品转化率。这为互联网商业广告带来了巨大红利,俨然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广告形式。然而,定向推送的不断发展所收集的巨量信息也为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定向推送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亟待解决,探索定向推送信息收集中个人信息保护有其必要性。本文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问题的提出,从定向推送及个人信息所涉及的基础概念出发,介绍了定向推送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设计路径、特征和定向推送中个人信息的立法现状、双重属性和判断标准,引出了定向推送信息收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用户在线行为信息属性模糊、信息收集规则面临困境、平台责任尚待厘清三个方面。第二部分是用户在线行为信息的认定。用户在线行为信息是定向推送所依据的信息,指的是网络用户在使用网站、应用程序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行为过程数据。对于用户在线行为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均没有形成统一定论。在域外也形成了以欧盟为代表的明确将可以直接与其他信息结合而识别特定自然人的cookie数据属于个人数据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处于行业发展担忧在个人信息立法上保持谦抑性的两种观点。关于这一问题,本文从用户在线行为信息逐渐具有可识别性、为定向推送侵权提供救济的方面分析,认为可以将用户在线行为信息纳入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第三部分是信息收集“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则和正当性基础,体现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在定向推送中“告知-同意”规则也逐渐暴露出了其不足,包括定向推送开启的默示同意成为常态、相关政策由于用户与信息收集者信息不对等和地位不对等而流于形式,且逐渐成为平台过限收集用户信息的万能原则和其合规义务的避风港。对此,本文提出了“告知-同意”规则的改良,定向推送的开启宜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相关政策应当加强公开性和透明性,便于用户理解,也应积极探索政策的个性化规定,保证用户“同意”的效力。第四部分是定向推送中平台信息收集的规制。在定向推送中,平台扮演者信息收集者、信息处理者的角色,掌握着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和先进信息技术,理应明晰其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范围,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告知-同意”规则中,平台应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信息分级的基础上设置同意的不同标准,并为用户提供便捷的退出路径。此外,平台收集信息还应收到目的限制、时间限制、信息收集豁免的限制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合理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对于信息收集的外部监督和行业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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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垄断宽大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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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磊上海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垄断协议作为一种隐蔽性极强的垄断行为,一直是各国反垄断立法及执法活动关注的重点。在查处垄断协议案件的过程中各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其中影响最大、最为有效的便是美国首创的反垄断宽大制度。我国2008年《反垄断法》借鉴欧... 详细信息

垄断协议作为一种隐蔽性极强的垄断行为,一直是各国反垄断立法及执法活动关注的重点。在查处垄断协议案件的过程中各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其中影响最大、最为有效的便是美国首创的反垄断宽大制度。我国2008年《反垄断法》借鉴欧美反托拉斯经验引进了该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宽大制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也在部分案件中得到运用,但无论是制度规定本身还是适用效果与欧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并未充分发挥及时发现、查处垄断协议的功能。为了解决我国该制度存在的不足,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清晰脉络,由国内到域外进行对比研究,从我国的反垄断宽大制度规定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十多年间的实施情况着手,考察并分析得出我国宽大制度面临的问题,之后通过梳理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关于规则设计及实施情况,探讨提出符合我国情况、具有较强可行性的方案,对症解决我国现行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宽大制度亟待解决的各方面问题中,主要关注其中三个方面,分别为宽大制度的主体资格范围、适用的法律责任范围以及具体适用程序。首先,宽大制度的主体资格范围直接决定了能够主动报告、获得宽大待遇的主体数量的多寡,所以合理的主体资格设置对于宽大制度有效发挥打击垄断协议、提高执法效率的功能十分关键。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宽大制度适用水平较低,所以有必要合理扩大宽大制度的主体资格覆盖范围,赋予企业内部个人及行业协会申请资格,以提高宽大制度的适用水平,激励更多适格主体主动告发,从内部瓦解垄断协议。其次,宽大制度适用的法律责任范围决定了宽大制度对于违法者吸引力的强弱,当其仅适用于行政责任减免时,违法者主动报告则需要冒着承担刑事追究及民事损害赔偿的风险,这会大大削弱违法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否将宽大制度适用于垄断协议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各国有不同的做法,但作为最早确立宽大制度的美国、与我国宽大制度设置最相似的欧盟都给予首位获得宽大待遇的违法者在民事责任上的优惠待遇,所以该做法在宽大制度体系上并无太大障碍。为了彻底解决民事赔偿责任与宽大制度间的冲突,我国也应当在民事责任中明确宽大制度的适用方式,但同时应保障受害人享有的赔偿请求权的充分实现。对于刑事责任而言,美国建立宽大制度时便是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刑事责任予以免除的,最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能否通过宽大制度获得免除对于违法者意义重大,若不将宽大制度适用于违法者承担的刑事责任,宽大制度的充分实施将面临严重困难,所以我国应当对首位告发的申请者给予免于刑事起诉的待遇。最后,宽大制度具体适用程序的设置是否合理、规范、便利,能否充分保障宽大制度申请者的合法利益,减少其后顾之忧是影响宽大制度实施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宽大制度的适用程序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仍然存在需要予以修改完善的内容,主要包括提高相关规范文件的效力层级、明确受理及审查宽大申请的具体部门、完善宽大制度申请者信息保护制度等。除此之外,源于欧盟的和解制度是对宽大制度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当事人协商合作的理念拓展到案件调查结束后,是加快案件处理进程,节约执法资源极为有效的手段,同样值得我国吸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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