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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明慧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此行为轻则承担民事责任,重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当行为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时,就可能会构成商标权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我国为保护商标权不受非法侵犯,已经建... 详细信息

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此行为轻则承担民事责任,重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当行为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时,就可能会构成商标权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我国为保护商标权不受非法侵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商标权刑事保护体系,同时明确了“双相同标准”,即“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在认定商标权类犯罪中的关键地位。虽然我国在商标权刑事保护方面已经做了充足的工作,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不仅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同时也打消了公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规范研究法,旨在通过对“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进行明确,以便对商标权进行全面保护。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讨论王某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与张某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的案情及控辩审情况,并对两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明确“同一种商品”和“相同商标”在认定商标权类犯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虽然已有相关规定对“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进行明确,但通过分析相关案件来看,在认定“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的过程中仍有困难,完善其认定标准意义重大。第二章主要讨论“同一种商品”与“相同商标”的认定。第一部分讨论“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首先,阐述理论界对“同一种商品”认定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客观说、主观说、主客观结合说。其次,分析现行“同一种商品”认定的法律规定,总结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再次,在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分析相关案件,总结司法实践中“同一种商品”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历史沿革、参照商品、认定主体。最后,阐述“同一种商品”的具体认定类型。当前我国对“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采用统一判定的方式存在不合理之处,应当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讨论。第二部分讨论“相同商标”的认定。首先,阐述理论界对“相同商标”认定的学术观点,主要有狭义说和广义说。其次,分析现行“相同商标”认定的法律规定,总结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再次,在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分析相关案件,总结司法实践中“基本相同商标”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显著特征、知名度、认定方法、认定主体。最后,对文字、图形、颜色、组合、声音等商标“基本相同”的具体认定进行阐述。第三章在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得出结论和启示。在王某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中,虽然案涉商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名称相同,但二者属于我国颁布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中的不同类别,因此,不属于“同一种商品”。在张某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根据显著部分观察法,得出案涉标识与注册商标属于“基本相同商标”。在案例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同时提出相应启示。

关键词：商标权类犯罪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

“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以陈某文、江某雄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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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以陈某文、江某雄案为例

作者：董方新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套路贷”犯罪作为新型经济活动下的产物,其自身具有犯罪隐蔽性、行为复杂性、组织稳定性、社会危害性等特征。由此,司法机关在治理“套路贷”犯罪过程中产生诸多司法认定问题,同时学界对相关的问题研究也存在诸多分歧,导致在规制过程... 详细信息

“套路贷”犯罪作为新型经济活动下的产物,其自身具有犯罪隐蔽性、行为复杂性、组织稳定性、社会危害性等特征。由此,司法机关在治理“套路贷”犯罪过程中产生诸多司法认定问题,同时学界对相关的问题研究也存在诸多分歧,导致在规制过程中出现思路偏差、适用不当、标准不一、打击力度不足等现象,对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影响。本研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展开,通过对陈某文、江某雄“套路贷”犯罪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查摆以本案为代表的“套路贷”犯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的四大方面争议问题,即“套路贷”之刑民界限问题、“套路贷”犯罪中罪名认定问题、“套路贷”犯罪中罪数认定问题、“套路贷”犯罪中共同犯罪认定问题,进而针对不同方面争议中所体现的关键问题,即刑民界限中对“套路贷”本体概念的认识和与“高利贷”区分;诈骗罪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对“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识别和对诈骗预备犯处罚的探究;敲诈勒索罪中对“威胁”手段的界定和与诈骗罪竞合时的选择适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对犯罪特征的梳理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的区分;非法拘禁罪中本罪与绑架罪的选择适用;虚假诉讼罪中对“捏造”行为的界定和对本罪与诈骗罪竞合关系的分析;非法经营罪中对规制必要性的探究和对“非法性”、“经营性”认定障碍的破除;罪数认定中对吸收犯和牵连犯的选择适用;共同犯罪认定中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主从犯的判断、雇佣双方和平账双方的共犯认定,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研究法、归纳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展开充分地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着眼于形成系统规范、科学合理、统一高效的“套路贷”犯罪司法认定标准体系,解决当前司法认定过程中出现的逻辑混乱、标准不一、适用不当等司法乱象,完成对“套路贷”犯罪四大司法认定体系的建构,即“套路贷”概念体系的建构、“套路贷”犯罪罪名认定体系的建构、“套路贷”犯罪罪数认定体系的建构、“套路贷”犯罪共犯认定体系的建构,并在相应体系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建议,如形成刑民界分的四维审查标准、优化诈骗罪主客观要件认定规则、建立诈骗预备犯处罚机制、纠正敲诈勒索罪的适用偏差、建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成罪标准、明确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适用规则、明确虚假诉讼罪认定规则、破除非法经营罪适用障碍、建立牵连犯适用规则、明确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建立主从犯审查机制、建立特殊关系共犯认定规则等,为打击治理“套路贷”犯罪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套路贷”犯罪刑民界限罪名认定罪数认定共犯认定

“从重处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法律问题研究 ——以某商超公司不服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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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处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法律问题研究 ——以某...

作者：赵伟暄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处于突发事件时,就更需要发挥行政机关的“灵活性”对抗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从重处罚”就是行政机关在处于突发事件中行... 详细信息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处于突发事件时,就更需要发挥行政机关的“灵活性”对抗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从重处罚”就是行政机关在处于突发事件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在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的第四十九条就关于“从重处罚”进行了一般性的原则规定,但是由于该条款内容的规定较为模糊,故而容易导致“从重处罚”违反合法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同时,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来说,其适用于行政处罚阶段,亦适用于行政复议调解阶段。行政相对人对于“从重处罚”的处罚金额有所不满,就会提起行政复议程序,此时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就会根据情况再次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调解的制度优势。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政府官网公布的典型案例进行研讨,在厘清从重行政处罚制度的逻辑建构基础上,以《行政处罚法》的第四十九条为法律依托,结合比例原则和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适用情况,探讨从重行政处罚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通过对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本文的第一部分着重在于还原从重行政处罚案件的事实,进而归纳出由案件引出的几点法律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收费行为是否符合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情形,这一问题以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具备“从重处罚”的适用要件作为分析核心,该争议焦点是基础性的,只有对案涉的收费行为进行定性判断,才能解决后续的其他问题。其次案涉从重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在解决了对收费行为是否具有“从重处罚”适用情节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作出“从重处罚”的决定是否属于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进行判断。第二部分侧重于对从重行政处罚制度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从重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从重行政处罚制度的理论进行分析,由从重行政处罚制度的产生背景谈起,明确从重行政处罚制度存在的价值意义并分析其局限性,为后文提出相应建议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从法条规范分析的角度入手,对《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从重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分析。最后,着重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角度对案情进行分析,对案涉收费行为是否应当适用“从重处罚”的规定作出判断。第三部分主要就从重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否规范行使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基础理论进行梳理,明确行政自由裁量制度的内涵以及制度价值并探究其存在的局限性,为后文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提供理论前提。其次,着重探究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即就比例原则在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对案情的梳理,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角度对案涉从重行政处罚是否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第四部分着力探究调解制度在行政复议中的制度优势。首先对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基础理论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而明确其内涵和功能价值。其次,探究行政复议调解与“从重处罚”制度的关联性,以此更加明晰行政复议调解在本案的功能发挥。最后,对本案的行政复议调解的结果进行评析,明确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在本案的适用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发挥行政复议化解纠纷“主渠道”的功能,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第五部分即案件研究结论与启示部分。在案件研究结论部分通过对案件进行评价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在案例研究启示部分对从重行政处罚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进行细化规范;对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从制度和程序两个角度进行优化规范,着力发挥行政复议调解的制度优势,发挥行政复议“主渠道”的作用。核心在于坚持更好地规范行政机关规范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使从重行政处罚的结果具备合法性的同时兼具合理性,逐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关键词：从重处罚行政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行政复议调解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以铜仁市万山区检察院诉万山区林业局案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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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以铜仁市万山区检察院诉万山...

作者：田宇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需依赖法治路径,实现法治现代化。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在法治思想中第一次被提出,其中特别强调生态问题,然而生态问题离不开生活环境... 详细信息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需依赖法治路径,实现法治现代化。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在法治思想中第一次被提出,其中特别强调生态问题,然而生态问题离不开生活环境,多年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一类最典型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首次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因此有了2015年的试点工作,以及2017年7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明确了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其中明确检察机关有权依法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见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要求不断提高。文章第一部分主要是对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检察院诉万山区林业局不履行林业行政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同时以该案为切入点引出文章所要阐述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案例所引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作为的标准认定不统一;二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检察建议履行不全;三是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不畅;四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衔接。第三部分主要是对以上问题进行评析,在诉前程序中,司法机关在与行政机关协调时缺乏规范,导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建议出现漏洞,对行政机关的履职认定标准不明确、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不完善,以及当环境生态损害赔偿产生时应如何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衔接。第四部分则是对问题的评析提出完善的建议,将通过对诉前程序中检察建议内容的完善,明确行政机关的履行标准,从而保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以此针对性地解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现存的不足,通过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察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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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作者：黄子晴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新时代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种新产物,其诞生深植于社会需求与人权保障双重考量的初衷。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一制度旨在提升诉讼效率,迅速有效地惩治犯罪行为,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为公众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而在人权... 详细信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新时代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种新产物,其诞生深植于社会需求与人权保障双重考量的初衷。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一制度旨在提升诉讼效率,迅速有效地惩治犯罪行为,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为公众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而在人权保障的维度上,它致力于加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确保罪责与刑罚的相适应,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自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其成效显著,彰显了制度的强大功能与生命力。它有效缓解了司法实践中的人案矛盾,显著提升了司法效率,让正义的实现更为迅速与高效。然而,在该制度的适用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工作往往不够到位。被害人首先是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其次又是法律所规定的刑事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因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的地位不容忽视,他们的权利保护工作应当与被追诉人的权利保护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不仅关系到个体公平正义的实现,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确保他们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被害人在该制度中到底能够行使什么权利,未确立相关权利的救济制度,导致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参与效果差,又经常出现办案机关在缺少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出现了滥用职权、代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状况。这样的司法实践困境,不仅阻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推进,更凸显出被害人权利保护在司法体系中的脆弱地位。因此,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法学界都需要去探讨的。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保护,调和案多人少问题与现实中民众对高质量司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同时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实现与充分保护被害人权利,都是我们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必须深入探究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课题。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首章主要讨论的是在认罪认罚从宽政策框架内对被害人权益进行保护的相关基本理论,包括其定义、理论基础、特殊性及其必要性;其次深入研究了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下的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状况,具体涉及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的设计与实施,然后进一步剖析了如何执行这些规定来确保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第三部分深刻分析了域外类似制度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的设计,并总结出有利于我国借鉴的经验。第四个部分则是在充分研究与探讨后,试图提出有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措施,主要包括: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刚性量刑建议权、完善被害人的救济权利与法律帮助权、强化司法人员的法律职责等。

关键词：认罪认罚被害人权利保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 ——以王某某案和尚某某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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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 ——以王某某案和尚某某案为例

作者：张艺文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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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法集资的手段伴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多样化、多元化,且案件数量飙升、涉案数额巨大,出于打击非法集资、保障公众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将罪状本身宽泛模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断扩张。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 详细信息

由于非法集资的手段伴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多样化、多元化,且案件数量飙升、涉案数额巨大,出于打击非法集资、保障公众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将罪状本身宽泛模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断扩张。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非法性”、“公开性”、“营利性”、“社会性”,正式确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兜底性罪名的地位。但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边界与民间融资交融不清,处于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极易陷入刑事风险中,相关案件层出不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量一路飙升。2022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容做了一些限缩,如将“批准”改为“许可”、提高个人犯罪数额标准等,但这并没有从根本解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营经济发展间的核心问题。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争议焦点、引出相关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结合实际案例从学理上对“非法性”的认定标准、“社会公众”的认定标准、集资款项用途对于定罪的作用以及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限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案例研究结论及启示。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限缩适用民间借贷

违约方合同解除法律问题研究 ——以“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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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合同解除法律问题研究 ——以“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

作者：黄耀东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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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合同编》一审稿第353条第3款规定在《合同法》第110条基础上,增加了在履行不能时,违约方在合同僵局时主动向司法机关请求摆脱合同约束的条款,增强了违约方在合同僵局中的主动性,但在征求意见阶段被误读为赋予了违约方合同解除... 详细信息

《民法典合同编》一审稿第353条第3款规定在《合同法》第110条基础上,增加了在履行不能时,违约方在合同僵局时主动向司法机关请求摆脱合同约束的条款,增强了违约方在合同僵局中的主动性,但在征求意见阶段被误读为赋予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而广受批评。为了避免引起误读和更为清楚地表达该条款解决合同僵局的目的,《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3款规定进行进一步修改。以突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解除合同中所担当的角色,但这一次的修改并没有平息关于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的争论,相反因为该条款行使要件的增加竟又招致了更广泛的批评。因此《民法典合同编》三审稿将这一条款删除,但实践中的合同僵局却亟待解决,所以只能通过司法解释来填补。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首次以立法形式赋予了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这一极具“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旨在破解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合同僵局”难题的制度引发了理论界乃至实务界的广泛讨论。由于大多学者对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及其与其他相关处理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适用关系、乃至“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等诸多理论问题,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理论界的争论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司法实践对该规则的理解适用不统一。本文以最高院的一个相关的典型公报案例为切入点,从解释论的视角,构建科学的教义学体系,期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参考乃至指引。

关键词：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继续履行抗辩权合同僵局合同目的诚实信用原则

近代贵州火柴工业发展研究（190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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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贵州火柴工业发展研究（1909-1949）

作者：王洪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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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火柴最初由四川进入遵义,宣统年间才设厂制造黄磷火柴,不久后停工。其后二十余年里,贵州的火柴业缓慢发展,但受到本土的军阀、地主与帝国主义等的共同剥削。贵州的火柴工业发展在全面抗战时期达到近代时期的巅峰,其火柴产量位居... 详细信息

贵州的火柴最初由四川进入遵义,宣统年间才设厂制造黄磷火柴,不久后停工。其后二十余年里,贵州的火柴业缓慢发展,但受到本土的军阀、地主与帝国主义等的共同剥削。贵州的火柴工业发展在全面抗战时期达到近代时期的巅峰,其火柴产量位居全国第三。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文献法、统计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对近代时期贵州的火柴工业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除绪论、结语外,文章主体有五章,以清末贵州火柴出现到全面抗战之前的火柴业发展、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火柴业的发展、全面抗战结束后贵州火柴业的发展,总计三个时期来对贵州火柴工业的发展做深入研究。第一章首先探讨清末民初至抗战前贵州火柴工业的发展,主体在于阐述贵州火柴工业的肇始与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的贵州火柴业总体规模小与资金少,发展受到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第二章主要探讨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火柴工业发展的契机,国民政府大力投资贵州的各项建设,同时大量内迁的人口、机关学校、企业等进入贵州,贵州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三章主要写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火柴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依靠四大家族、四行二局进行投资、贷款,推动贵州火柴工业的发展。官僚垄断集团在当时整合各项资源,进行配置,客观上也推动了火柴工业的发展,但官僚垄断集团打压了民营工商业,不利于工商业的健康良序发展。第四章主要探讨全面抗战结束后,推动贵州火柴工业发展的外力迁出,贵州工商业迅速凋零,贵州的火柴厂只剩三家,但贵州火柴产量却呈现逆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其囤积居奇,但是三年后又迅速走向衰败。第五章主要写贵州火柴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与缺陷,火柴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的经济发展等,同时存在诸多缺陷。贵州火柴工业的发展历程,从抗战前的弱小,到全面抗战期间的巅峰,再到抗战胜利后四年的畸形发展。这体现出贵州本地的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各项弊端,自然环境的制约,军阀、官僚、地主、“绅士”等的扰乱,以及没有基本的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等,而在抗战期间得到飞速发展的工商业也主要集中于轻工业,没有建设工业基础,诸多行业的投机心理,致使其赚取利润为主。所以,即使在全面抗战时期贵州虽然第一次出现在全国的主流圈子中,却仍旧未能真正的改善自身的处境。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火柴火柴工业

行政处罚“首违不罚”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何某不服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立案回复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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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首违不罚”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何某不服市场监督管...

作者：王炳乾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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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其中,第三十三条中新增了“首违不罚”的规定。作为本次修订的一大亮点,“首违不罚”这一条款一经出台就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首违不罚”作为一项在我国... 详细信息

2021年7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其中,第三十三条中新增了“首违不罚”的规定。作为本次修订的一大亮点,“首违不罚”这一条款一经出台就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首违不罚”作为一项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创新制度,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转变执法理念、推动柔性执法的重要举措。其既是行政处罚领域“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体现,兼顾了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对行政处罚的认可,提升执法效能。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为主要依托,通过查阅桃江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的桃政复决字[2022]第4号文件,对何某不服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立案回复案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行政处罚“首违不罚”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本文的第一部分是案件介绍。本部分主要通过对案件基本案情梳理,明晰案件的始末,并在梳理的过程中,归纳形成本案的争议焦点,以供后文讨论。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案涉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违不罚”问题分析。本部分首先对“首违不罚”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包括行政处罚制度的功能及局限性、“首违不罚”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首违不罚”制度存在的价值。其次,从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公正和公开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以及权利保障原则这四项原则的角度出发,对“首违不罚”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再次,结合法条的规定,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和“及时改正”这三个适用条件进行界定,即对“首违不罚”制度进行规范分析。最后,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案的案情,对案涉行为能否适用“首违不罚”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案涉行为应当适用“首违不罚”规定的结论。本文的第三部分是案涉行为未被列入“益阳市不予处罚清单”问题分析。本部分首先对不予处罚清单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包括对不予处罚清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不予处罚清单的内涵、不予处罚清单的法律属性。其次,对不予处罚清单与“首违不罚”制度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本案的案情,进而得出案涉行为未被列入“益阳市不予处罚清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结论。本文的第四部分是案件研究结论与评价。本部分对本案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整体的总结,得出案件研究结论,并结合前文的分析,对本案进行评价。

关键词：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不予处罚清单

《新中华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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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作者：周镕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党报党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同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以深入人民群众为宗旨,发挥了舆论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成为了党中央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自... 详细信息

党报党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同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以深入人民群众为宗旨,发挥了舆论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成为了党中央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争取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笔者以抗战历史的时间顺序为经线,以重大事件为纬线,把该报“前世今生”的历史,置于抗日战争的背景和陕甘宁边区的场域下加以考察和论述,厘清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事脉络谱系。这支特殊的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为一支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革命的浪潮中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巨大合力,解决了“谁来传播”的问题。通过聚焦《新中华报》及其相关史料,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深度耕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对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形成了总体性认识,解决了“传播什么”的问题。为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工作者群体充分发挥了先锋排头兵的作用,利用多样化的方式和灵活的手段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华报》的传播进程,笔者从版面内容出发,以纪念仪式、读者信箱两个方面为切入点,定性归纳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和大众化特点,解决了“怎样传播”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党报党刊要继续做好推动时代的传播者,需回眸其历史足迹,总结抗战时期《新中华报》的有效实践,从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建立健全的组织体系、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统一三个维度积累了新时代党报党刊“如何传播”的宝贵经验。百年来,为落实党报党刊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指导地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大众传播、与时俱进的创新传播和政治家办报的权威传播。

关键词：新中华报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