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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视域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反思及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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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论坛 2024年第7期 137-144页

作者：张春良毛杰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争端解决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建立，但个人信息保护仍存信息范围厘定不清与私法保护路径局限的两大困境。可识别性是厘定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核心标准，因其存在立法边缘化和适用模糊化的问题，会直接... 详细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建立，但个人信息保护仍存信息范围厘定不清与私法保护路径局限的两大困境。可识别性是厘定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核心标准，因其存在立法边缘化和适用模糊化的问题，会直接促致保护范围被过度扩张，压迫数据处理的合理空间，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桎梏。路径方面，独以私法路径保护个人信息，既脱离了数据治理和产业发展的综合需要，也引致个人信息保护在功能上的残缺和效果上的局限。脱困之策乃是倡导一种个人信息保护的自体治理进路，聚焦关键环节优化规范供给，将可识别性确立为识别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核心要件，平衡配置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私法路径。据此可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精确判定和精当保护，同时也兼善对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用。

关键词：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私法保护公私并重数据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税收征管的功能转型与法治因应——以欧盟税务人工智能实践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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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经济研究 2024年第3期29卷 85-95页

作者：茅孝军西南政法大学中国财税法治研究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税收征管智能化转型虽然加强了税收征管能力,但新征管技术尚未与税收法治实践充分融合。有关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例表明,当前税收征管智能化存在三重风险,即数据采集系统目的模糊、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不畅和智能分析结果适用受限。基于欧盟... 详细信息

税收征管智能化转型虽然加强了税收征管能力,但新征管技术尚未与税收法治实践充分融合。有关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例表明,当前税收征管智能化存在三重风险,即数据采集系统目的模糊、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不畅和智能分析结果适用受限。基于欧盟各国税务实践可以认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实质是从个案导向转为风险导向,并通过规范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予以制度化。由于欧盟数字法律框架实际上将税务人工智能排除在外,税务人工智能高度依赖各国自我监管。因此,我国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应当授控结合,及时在传统税收征管法律框架内嵌入数据采集系统明确机制、风险管理系统控制机制、智能分析结果监督机制,以促进税收征管技术与税收法治在人工智能时代形成有效协同。

关键词：智慧税务税收征管税务人工智能纳税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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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政策逻辑与内涵特征

重庆社会科学 2024年第2期 82-100页

作者：左菁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现阶段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在新时期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政府民生治理能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划分政府、家庭、市场等养老主体在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强化政府“兜底线、保基本”的养老保障职责,增强老年人的普遍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详细信息

现阶段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在新时期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政府民生治理能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划分政府、家庭、市场等养老主体在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强化政府“兜底线、保基本”的养老保障职责,增强老年人的普遍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制度探索。然而,当前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内容较为薄弱,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匮乏,本文以系统梳理基本养老服务发展脉络为出发点,深入挖掘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形成的政策逻辑,详细阐释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内涵与特征,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完善提供思路。

关键词：养老服务基本养老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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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体制下德法合治的治理效能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7-15+141页

作者：郭忠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中国的党政体制重塑了法治与德治，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党政体制运行中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处理治理体系运行中的矛盾和摩擦，整合、协同、激励各方面力量为国家的整体目标而行动，它一方面提升党政组... 详细信息

中国的党政体制重塑了法治与德治，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党政体制运行中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处理治理体系运行中的矛盾和摩擦，整合、协同、激励各方面力量为国家的整体目标而行动，它一方面提升党政组织的内部效能，体现在有利于处理党政组织运行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矛盾、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矛盾、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另一方面提升党政组织内外协同的效能，即实现“党和国家”对社会的引领以及“党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法治德治党政体制国家治理治理效能

来源：博看期刊

人大监督权运作的最佳模式:评判标准与行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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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研究 2024年第3期41卷 121-136页

作者：谭清值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寻求人大监督权运作的最佳模式,旨在为人大监督行动提供一个基本的最优决策框架。人大监督权运作最佳模式的评判标准,包含价值正当性、规则合法性和功能有效性三项内容。在价值正当性上,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高价值目标,根据中国... 详细信息

寻求人大监督权运作的最佳模式,旨在为人大监督行动提供一个基本的最优决策框架。人大监督权运作最佳模式的评判标准,包含价值正当性、规则合法性和功能有效性三项内容。在价值正当性上,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高价值目标,根据中国民主的人民性和全过程两大特性,采取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在规则合法性上,人大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监督,具体通过扎根人大监督“事务本质”的法解释方法吸纳新型监督方式,同时对法定程序进行纵向细化和横向衔接。在功能有效性上,基于人大监督效益最大化的期盼,依次通过监督能力与监督职权相匹配原理、成本收益分析,着力进行人大监督运作中的权限再配置和程序再设计。

关键词：人大监督最佳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成本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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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的概念分析

中国法学 2024年第3期 164-183页

作者：朱林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党内法规是什么,是党内法规研究的首要问题。分类学概念试图通过重构分类体系来容纳作为“不规则事物”的党内法规,发展出了论证“党内法规是法”的多种学说,但也面临意义稀薄化和范式依附性的难题。诠释性概念进路则主张,对于负荷价值... 详细信息

党内法规是什么,是党内法规研究的首要问题。分类学概念试图通过重构分类体系来容纳作为“不规则事物”的党内法规,发展出了论证“党内法规是法”的多种学说,但也面临意义稀薄化和范式依附性的难题。诠释性概念进路则主张,对于负荷价值的概念,关于“是什么”的回答恰恰蕴藏在“应该是什么”的最佳诠释中。党内法规是以先进性原则和领导权原则为价值统领的一套制度体系,对先进性原则与领导权原则内涵要求的诠释要能够达成相互支持的融贯关系,才能为整体的党内法规实践提供最佳证立。诠释性概念以一种内含推理规则的概念进路,为科学地理解和实践党内法规提供了内在的基准和方法论保障,因而是一种更优的概念主张。

关键词：党内法规概念分析语义学概念分类学概念诠释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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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形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东方法学 2024年第3期 15-25页

作者：孙山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人形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风口。相较而言,人形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类人外形的具身存在,以涌现方式生成的决策和内容,这两个基本特征引发了人形机器... 详细信息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人形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风口。相较而言,人形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类人外形的具身存在,以涌现方式生成的决策和内容,这两个基本特征引发了人形机器人特有的法律难题。将人形机器人确定为法律主体,既不符合传统法理及其背后演进的逻辑,也违背了立法目的,更会引发人类社会系统性的生存危机。人形机器人是法律风险总体可控的对象,也是伦理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的权利对象,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我们厘清人类与人形机器人关系的理性前提。

关键词：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具身人类中心主义主体对象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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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坛 2024年第4期 56-66页

作者：张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一种推进模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出诸多重大论述。习近... 详细信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一种推进模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出诸多重大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核心要义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根源所在，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根基、社会根基、文化根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关键作用，有利于推动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法治队伍建设。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传统道德体系面临新的冲击，传统道德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也面临着新的思考。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道德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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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通信权限制的规范重构

法商研究 2024年第2期41卷 152-168页

作者：梁洪霞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关于公民通信权限制的加重法律保留及绝对排他性规定引起广泛关注,但已有研究还无法完全解决现行法律对通信权限制的合宪性疑虑。从原旨主义角度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 详细信息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关于公民通信权限制的加重法律保留及绝对排他性规定引起广泛关注,但已有研究还无法完全解决现行法律对通信权限制的合宪性疑虑。从原旨主义角度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保护的法益分别为表达自由与通信隐私,二者具有同等的保护强度,形成两条权利限制体系并作分层处理。为了应对社会变迁,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第2句应作“示例性”解释,以摒弃绝对排他性规定的严格限制。据此,通信权可以在以下几个层次释放限制空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第1句的单纯法律保留与第2句的加重法律保留形成强弱不同的限制框架;必要时以第40条第2句为基准,形成第40条第2句内与第2句外的阶层式限制序列;第40条第2句作为权利限制的主要条款,应构建以限制理由为主导的“理由+主体”的协同限制模式。

关键词：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合宪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