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陈士松浙江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外国公司对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行为越来越频繁,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资源优化配置、危害国家安全。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导的国际反腐败立法、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 详细信息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外国公司对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行为越来越频繁,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资源优化配置、危害国家安全。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导的国际反腐败立法、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以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为中国打击此类外国公司在境内的犯罪提供有益借鉴。从成因上看,政治上怕引起国际纠纷、经济上试图保持长期的较快增长而忽视了对此类行贿犯罪的打击、司法层面存在的诸多障碍共同导致了这类犯罪不能得到有力的惩处,需要进行多维度的努力和变革才能改变现状。行贿罪并非以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对不正当利益的考查应该摒弃以往的性质说或手段说或择一说,而应当以性质为主、手段评价其次的方式进行综合判断。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做有限度地扩大解释,将财物扩大为“财产性利益”,但目前性贿赂不能独立成罪,以性贿赂为手段他人支付嫖资的行为应以行贿罪论处。此外在实践操作和程序方面,我国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关键突破点在于刑事管辖权的行使和引渡方面,应加强同其他各国的立法、司法合作,尽快签署一系列双边或多边条约,扫除对此类犯罪的刑事打击障碍,进而有效打击外国公司向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

关键词：外国公司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利益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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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目的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目的研究

作者：陈晓云暨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非法证据排除是目前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拟以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为切入点,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不同的目的进行研究,分析各国不同目的对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同时借鉴外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目的定位,研究我... 详细信息

非法证据排除是目前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拟以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为切入点,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不同的目的进行研究,分析各国不同目的对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同时借鉴外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目的定位,研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目的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原则,合理选择适合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目的,并根据目的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部分,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目的,理清了非法证据排除目的的概念,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国不同的非法证据排除目的及其成因,指出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法文化传统对目的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第二部分,分析不同目的对规则制定的影响,总结了权利保护、遏制违法、程序公正、法治国家、发现真实等5种常见非法证据排除目的的特征,分析不同目的对规则影响的差异,根据研究认为,目的不同对于规则的主要影响在于排除方式将有所差异,即所适用的是强制排除,还是裁量排除。笔者从两大法系角度,针对各类型的目的展开规则比较。第三部分,简单回顾、介绍了国内现行宪法、法律、司法解释中针对该规则的相关规定。解读了两高三部在2017年6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研究了与出台前法律规定之间的变化。第四部分,探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目的选择,认为目的选择应遵循国情现实主义和兼顾平衡两大原则,分析了传统文化、政治体制、司法现实和社会治安等四个因素的制约,指出应兼顾现实和发展、惩治犯罪和人权保护、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要素之间的平衡。最后,进一步提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首先应为建立法治国家,维护司法公正;其次为保障人权。第五部分,根据目的定位,从两个方面探讨我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首先从规则本身完善,分别从排除范围、申请主体、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几个方面提出了设想;其次指出,证据规则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司法环境的配套制度建设,笔者选取了录音录像制度、律师辩护制度、审判中心主义等三个改革难度较小又最容易见效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目的规则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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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援助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法律援助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白春花郑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或减收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萌芽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苏格兰王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经... 详细信息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或减收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萌芽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苏格兰王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法律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自司法部1994年初正式提出法律援助计划至今已有九年时间，通过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实践，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该制度建立时间短，实践相对较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不足和缺憾，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本文试图从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不同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重点研究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资金及模式构建。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法律援助理论基础研究。法律援助经历了一个从慈善模式向国家责任、从私人民间向国家社会、从单一刑事法律援助到综合性法律援助的发展过程。从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探询民事与刑事法律援助在基础理念、国家责任、司法利益取向方面的差异。我国颁布一系列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法规，而行政法律援助尚且没有明确的规定。行政诉讼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公权利之间的较量，行政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更接近于刑事法律援助，甚至对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意义更强，国家责任体现的更明显。与民事法律援助相比，也更具司法利益。故行政法律援助与刑事法律援助应适用类似的规则，而不应该是现行规定中的参照民事法律援助的标准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第二部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研究。国家责任是国家应当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责任。对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研究，有利于澄清法律援助责任方面的错误认识，它不是政府可为可不为的施舍行为，也不是律师随意对“穷人”的恩惠之举。通过对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比较研究，可了解不同法律援助模式的不同构建基础及利弊特征，对选择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借鉴意义。以国家责任的有无为标志，法律援助制度分为传统法律援助制度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主要体现在：以宪法和完善的专门立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予以确认，以政府出资为主或全部由政府出资来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或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从我国法律援助立法情况、经费保障和机构建设等方面来看，并未形成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但我国正在向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方向发展。第三部分：法律援助模式研究。世界法律援助模式主要有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私人社团型法律援助制度、以瑞典和丹麦为代表的福利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采取专职律师、私人律师、合同律师、值班律师等多种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根据我国实际，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法律援助专职律师，以国家援助为主，以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为辅的混合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法律援助主体和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第四部分:法律援助对象研究。法律援助的对象应该是作为自然人的中国公民，因为法律援助法属于一国国内法，法律援助从本质上讲是一国对其内国公民的责任而非世界各国公民的责任。把受援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我国法律援助资金匾乏，不可能将法人列为法律援助对象。将法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违反了优胜劣汰和公平竟争的市场经济规律。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援助法规的规定，公民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二是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根据法律援助的本意，对法律援助的对象适当扩大，将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人作为特殊对象也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也对此作了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援助的对象不应该包括外国人，为国际交往和体现司法人权的需要，多数国家都允许外国人可以成为本国法律援助的对象。第五部分:法律援助资金研究。法律援助资金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民间捐赠、专项基金收益等。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不外乎也是这些方面，但由于财力有限，政府投入相对较少，已成为阻碍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关键词：法律援助基础理论国家责任模式对象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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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在职民警素质培训研究

公安在职民警素质培训研究

作者：李月华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肩负着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 详细信息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肩负着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群众、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但是,警察作为一种公众形象,还或多或少存在着如文化素质匮乏、管理水平不高、社会形象较差、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公安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严重的影响执法队伍的形象。因此,根据孟建柱同志在2008年1月11日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提出的“抓紧构建‘大教育’、‘大培训’的工作体系,切实提高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和实战本领”的要求为依据,全面提高警察素质,建立一支适应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高素质警察队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从如何提高民警素质出发,借鉴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职民警素质培训、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分析我国当前警察素质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各级公安部门和领导都非常重视在职民警素质培训,为此还专门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等法规性文件。但是由于基层民警培训缺乏整体规划、民警对培训不够重视、培训内容不完全符合民警的实际工作需要及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等原因,加之基层在培训过程中存在对培训的认识存在偏差;公安民警培训缺乏明确、独立的培训目标;对培训教师的选择上存在偏差;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规划性,培训分类不够合理;考核方式刻板、单一;培训评估不到位等诸多问题,造成了民警素质培训停留在文件中,很难落到实处,培训效果不如人意的结果。本文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提出在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如何通过在职培训提高民警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律素质、公安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一要积极创新教育训练机制;二要建设有力的在职民警培训经费保障体系;三要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四要调整教学模式、革新教育内容;五要积极创新教训方法;六要引进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建立可行的素质教育考核模式。

关键词：在职民警培训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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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研究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研究

作者：金芳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法院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民众追求和谐自然秩序与儒家和合思想的选择。脱胎于调解的法院调解制度，发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边... 详细信息

法院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民众追求和谐自然秩序与儒家和合思想的选择。脱胎于调解的法院调解制度，发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边区的司法创新——“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之后，以便民、简易、低耗等优点更加适应我国转型时期利益纠纷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环境。近年来随着“能动大司法”掀起的调解热，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展开了激烈地讨论。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政治基础，比较分析国外相关制度的优缺点，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剖析我国现有法院调解制度，继而提出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任何制度的设立与健康存续都需要理论内核的强力支撑”。1对法院调解制度地研究亦要从其理论内核入手，考察该理论内核的时代烙印，剖析暗含在理论内核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元素。本文在简要阐述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理论后，采用历史考察的方法，追溯法院调解制度的起源，寻找其发展轨迹，研究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政治基础，从中分离出法院调解制度存续的合理性与值得创新和改革的不足之处。我国的调解制度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西方国家在改革他们的纠纷解决方式时借鉴我国的“东方经验”，在民商事领域，有的甚至在刑事领域，尝试借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虽然我国创造了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西方国家，乃至东方国家的日本，还有我国的台湾地区，在调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已经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本文在考察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法院调解制度后，比较分析它们的优缺点，从中找到适合我国借鉴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现状，认真审视和反思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思考适合我国国情的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之路。本文认为，在立法上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值得探讨：首先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调解要求有悖法院调解制度的灵活性原则;其次是对法院调解的自愿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设计;第三是有关法院调解的保密性规定尚不完善;第四是缺乏对法院调解时限和次数的限定;最后是未规范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在司法实践中，则主要是法院对法官的考核标准设置不合理，主持调解的调解员选择面狭窄。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学界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如改“调审合一”为“调审分离”模式。笔者认为应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设置保障自愿原则贯彻施行的配套机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改革相关制度，以达到既能适应我国现有司法现状，又能避免“强行调解”侵犯当事人自主权的情况泛滥。同时确立保密原则，限定法院调解的次数和时间，改革诉讼收费制度等多个方面完善现有的法院调解制度的立法体系。再在司法实践中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官考核标准，扩大法院调解中调解人员的选择范围，提高调解结果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确保法院调解制度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调解法院调解庭前调解释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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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刑事法院与安理会的关系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安理会的关系

作者：王劲松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是争议颇大的焦点问题,值得研究。本文第一章追溯了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的最初设想为起点,梳理罗马外交大会的纷争与妥协,透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 详细信息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是争议颇大的焦点问题,值得研究。本文第一章追溯了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的最初设想为起点,梳理罗马外交大会的纷争与妥协,透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律规制,解读《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关系协定》相关程序性规定。本文第二章论述了《罗马规约》与《联合国宪章》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目标一致,价值取向相同,国际刑事法院与安理会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本文第三章是重点,以《罗马规约》中对安理会“三权”的规定,即侵略罪定义的优先权、推迟调查或者起诉的权力以及情势移交权为线索,详细阐述了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围绕这“三权”现实与潜在的冲突。本文第四章阐述了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强发达国家——美国,对于处理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关系的立场及态度。最后,本文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代表的是一种实现司法独立和公正的法律理想,而安理会代表了一种现实政治。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安理会罗马规约联合国宪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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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不加刑原则研究

再审不加刑原则研究

作者：张筱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在法制日益民主化的今天，法律价值的重心由惩罚犯罪日益转向保障人权，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再审不加刑原则正是其中之一。再审不加刑原则即针对追诉方提起的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法院不得加重或者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 详细信息

在法制日益民主化的今天，法律价值的重心由惩罚犯罪日益转向保障人权，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再审不加刑原则正是其中之一。再审不加刑原则即针对追诉方提起的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再审，法院不得加重或者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至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由于无论从现代的诉讼理念出发还是从被告人的利益角度进行衡量，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因而没有必要言之切切。再审不加刑原则的价值包括两方面：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公正价值主要是指该原则在实现程序公正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效率价值是指该原则具有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与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再审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人权保障，首先是因为保障人权有着哲学政治上的基础，其次，保障人权也是为了维护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平衡的需要。再审不加刑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英国的再审包括法律再审和事实再审，针对法律问题的再审可存在于原被作出无罪裁判的案件，但再审结果不管怎样都不会影响原无罪判决。针对事实问题的再审包括不利再审和有利再审，对于不利再审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对于有利再审其结果只能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美国则绝对禁止不利再审，但其存在对于原审被告人的间接救济，再审的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原审被告人。法国的再审也包括法律再审和事实再审，在法律再审环节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在事实再审方面，法国只允许提起有利再审。德国再审程序仅指事实再审。这种再审又分为有利再审和不利再审，对于有利再审，法律上只有再审理由的限制。而对于不利再审，不仅再审理由的限制要比有利再审更加苛刻，而且还有提起时间的限制。各国再审程序在性质上一般都是一种特别救济程序，任务在于为原被作出有罪判决的被告人的利益去纠正司法错误，而不是纠正一切司法错误。我国不存在再审不加刑原则，对于由原审被告人一方提起的有利再审，法院都可能违背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原则而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更不用说检察机关提起的不利再审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本身没有错，但它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容。我国再审加刑制度的具体程序缺陷包括申请主体的错位和不平等，再审理由的粗疏和缺乏操作性，再审时间和次数没有限制。我国的再审加刑制度在理论上违背了控审分离、不告不理原则，不符合诉讼文明的特征。在实践中，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不利于保证被告人的申诉权和法院及时纠正错案，不利于增强司法机关办案的责任感，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确立我国的再审不加刑原则时，应将传统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转变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国应采用相对再审不加刑模式，这种模式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合理性。在进行相对再审不加刑原则的具体程序设计时，首先应重塑申请再审的主体，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限制检察机关提起再审的权力，赋予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再审启动权。其次是厘清申请再审的理由，再审理由可以采取列举的形式，根据有利再审与不利再审作出不同规定。再次是明确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对于再审期限和次数也应区别有利再审和不利再审作出不同规定。最后，在法律上应对我国的相对再审不加刑原则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以便于实践操作。

关键词：再审程序再审不加刑不利再审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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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方贝贝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刑事诉讼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被告方相对而言处于弱势，所以被告... 详细信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刑事诉讼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被告方相对而言处于弱势，所以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刑事司法制度关注的重点。相比之下，由于被害人一般不会与社会发生对立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众所忽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被害人学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随之而来，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以及提高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渐提上日程。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主制国家开始逐步调整刑事司法政策，从以犯罪为中心，逐步变为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两者权利的平衡。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建立起一套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既充分符合我国国情又普遍借鉴国外长处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有鉴于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保护被害人的实体权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基于这一点，本文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相关概念、法理基础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实践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述”，对被害人的概念、特征做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对国家补偿和国家赔偿这一对概念做了详细的辨析。从而确定了本文所要研究的被害人的范畴，明确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内涵以及与国家赔偿的不同。为后文的进一步展开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归纳分析了理论界常见的七种不同的学说。提出了应当以国家责任论作为国家补偿制度法理基础的观点，并对其他几种学说以及它们与国家责任论的联系作了一定的分析;第三部分“世界各国国家补偿制度情况”，对美国、英国、德国的国家补偿制度情况做了具体详细的梳理，并且对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做了简单的介绍，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各国的补偿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总结了我国建立补偿制度时可以借鉴的方面;第四部分“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首先，从罪犯本位、救济范围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责任论国家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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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民法保护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民法保护

作者：李岩郑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美国法学家艾伦·沃森评价：“民法典不管是在哪里，都往往被当作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民法是宪法之外直接系统规定普通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部门法，其彰显正义，维系人权，被称为现代国度的“第二宪法”。民法的发达程度如何，在一定程... 详细信息

美国法学家艾伦·沃森评价：“民法典不管是在哪里，都往往被当作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民法是宪法之外直接系统规定普通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部门法，其彰显正义，维系人权，被称为现代国度的“第二宪法”。民法的发达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安机关虽然以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公法为直接执法依据，不直接适用民事法律。但是，民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发挥着间接的、却是深层次的补充、完善作用。在公法与私法逐步融合的趋势下，民法越来越多地涉足公安行政执法中公法尚未规范的领域，为正确执法指明方向。特别是民法理念对公安行政执法更是影响至深，直接引导公安执法改革。本文运用概念分析、比较考察和历史考察等方法对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民法保护问题进行研究。从民法角度，对公安行政执法实施保护应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反映为民法理念对公安行政执法的渗透，是对公安行政执法理念的保护和改善;二是，表现为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具体民事权益的保护。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具体表象。通过两个层面看待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民法保护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约束和规制公权力的实施，保证私权利的顺利行使，从而达到法治社会对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的理想和期望。本文通过探析公安行政执法与民法及其基本理念深层关系，研究公安行政执法涉及民事权益现状，提出公安行政执法中民法保护构想。除前言和结论外，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安行政执法与民法及其理念的联系。首先，揭示公安行政执法的意义和实质。指出公安行政执法的实质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履行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其次，介绍公、私法划分的必要性以及相互融合的趋势，揭示民法对公安行政执法的影响。笔者将民法对公安行政执法的作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形：直接适用和间接补充。最后，阐述民法理念，即私权神圣、人格平等、私权自治、诚信、义务责任等五大理念。探悉公安行政执法与民法理念的关系，分别对民法理念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渗透实例进行研究，探讨民法保护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价值。第二部分为公安行政执法与民法保护。第一，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民事权益分析。公安行政执法中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执法过程中民事权益的被侵犯。本文将公安行政执法涉及民事权益分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两大类八项，分别阐述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二，查找阻碍公安行政执法中民法保护的深层原因。第三部分，公安行政执法中民法保护展望。首先，民法理念对公法领域之渗透。在立法环节，加大对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对救济体制的完善，迫在眉睫。本文提出改革现行赔偿制度，推行民事权益救济体制和提高私力救济地位两项举措。其一，民事权益补偿体制。第一，鉴于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民事赔偿实质相同，建立统一标准的救济体制，而不必按照侵犯行为的性质划分成不同体系。第二，在赔偿制度的基础上，添加补偿制度。所谓国家补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合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了特别损失，国家对其予以补偿的制度。建立补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国家赔偿方式简单、标准低的弊端。第三，将精神损害和间接损失纳入救济范围。其二，私力救济。分析私力救济的分类，阐述其效率、心理、历史基础及列举实例探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私力救济种类，提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互动的构想。其次，公权力和私权利之衡平。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要对公权力合理定位。分析公权力的性质、属性及其遵循规律，笔者认为：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的途径是明确划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民法学家梁慧星指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线，不是靠行政法来确定，而是靠私法来确定。“私权”所在，“公权”所止!。另一方面，司法权与执法权之协调。我国公权力的行使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这一点在司法体系设立方面表现突出。笔者通过比较国外司法体系，提出将一部分公安行政执法权，譬如：劳动教养审批权、强制戒毒审批权、收容教育审批权、特种行业审批权收归法院所有，采用审理的方式裁决，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权益，并规定具体受案范围。最后，民法环境之构筑。从警察诚信和民法意识及素质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一，警察诚信。所谓警察诚信是指公民对人民警察从事警察工作、进行警察活动所产生的信任度、美誉度和知名度，包括警察诚实和警察信用两层含义。分析警察诚信现状，指出铺设警察诚信之路的具体方法。第二，民法意识及素质的培养。按照主体不同，分为警察的民法意识及素质和公民的民法意识及素质。其中公民的民法意识及素质是维护警察自身权益，保障公安行政执法顺利进行的关键。

关键词：公安行政执法民法保护民法理念民事权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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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事保护中的“领事通知权”

论领事保护中的“领事通知权”

作者：梁潇湘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加深，对于主权国家领事保护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发展，这就对一国领事保护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领事通知权的性质引起了广泛探讨。而国内学界对于领事通知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权利源于《维也纳领事关... 详细信息

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加深，对于主权国家领事保护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发展，这就对一国领事保护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领事通知权的性质引起了广泛探讨。而国内学界对于领事通知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权利源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的规定。通过分析近十年来提交国家法院审理的三个关于美国侵犯他国公民领事通知权的典型案例，即“布雷德”案、“拉格朗”案、“阿维纳案”可知，国际法院对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的认识也逐渐发生转变。由最初的“布雷德”案中不承认领事通知权的个人权利性质，转变为“拉格朗”案中作出了美国违背其向有关国家领事的通知义务和告知当事人其获得领事帮助义务的判决，认定领事通知权具有个人权利的性质，随后在“阿维纳”案中作出应当对违反领事通知权的行为给予被害人实质救济的建议，无不反映出当前国际法人本化的趋势对传统理论的渗透和影响。所以在公约签订近五十年之后再次解读领事通知权的含义应当包括两层内容，一是接受国应当主动并毫不延迟地通知领事官员案件信息;二是接受国在拘禁、逮捕外国嫌疑人时应当立即告知其享有与本国领事官员联络获得领事帮助和法律帮助的权利。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各国出于片面保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在承认违反领事通知权的同时，对于国际法院的判决结果予以不同程度的否定。美国作为三个案例中的败诉国，在承认违反派遣国这一权利的同时，以国内法中的“程序失当”原则和公约直接适用国内法的合法性为由不予承认国际法院的判决，后迫于政治外交等复杂因素和自身国际法理论的不断发展，近年来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和司法人员领事通知权意识的培养，但仍然没有通过制度途径进行解决，违反领事通知权的个案屡见不鲜。而世界上许多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对于国际法院的判决赋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领事通知权”以个人权利的性质这一问题，以国内立法和实践的形式有不同程度予以认同。立足我国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领事保护制度已无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公民境外个人犯罪率也逐年攀升，形势严峻。立法层面上，目前尚无关于领事通知权的确切规定，双边条约中的领事通知权利义务的表述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层面上，外交部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在涉外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尚处于起步阶段，借助当地华人组织调动民间势力解决问题的特点显著，领保执法人员对于领事通知权利意识不强。所以结合我国实情，实有必要通过在相关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确立具体的领事通知权制度，明确通知的具体时限，并在法条表述中明确其国家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双重性质;其次，在现行国家赔偿制度中构建对于违反领事通知权的救济机制，对于因违反领事通知权受到权利损害的当事人予以实质救济;再次，监督环节上对于海外领保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加强问责，从立法到行政角度将领事通知制度落到实处，这对于丰富我国领事保护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外交大国和强国，加强领事保护理论和实践无论对国家形象和保护海外公民合法权益都是十分必要的。相信通过即将出台的领事关系法和一系列司法解释，从制度上进行建构并完善，才能使得我国的领事保护工作满足日益增长的领保需求。

关键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领事通知权领事保护“自动执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