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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甘青地方寺院管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以西宁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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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 2024年第2期 147-157,218,219页

作者：屈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10

清代中期,甘青地方寺院管理制度经历了一个转型与重构的过程。明末清初,大多格鲁派寺院确立“政教合一”的体制,然而随着雍乾年间朝廷对“番寺”宗教定位的明确及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出台,寺院与原先依附的部落逐渐“脱嵌”,转变为相对独... 详细信息

清代中期,甘青地方寺院管理制度经历了一个转型与重构的过程。明末清初,大多格鲁派寺院确立“政教合一”的体制,然而随着雍乾年间朝廷对“番寺”宗教定位的明确及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出台,寺院与原先依附的部落逐渐“脱嵌”,转变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治理单元。为应对这一变革,寺院不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确保内部秩序的稳定,还积极积累独立的寺产,直接参与地方的开发与贸易活动。在寺院内部,统一的仪规的推行,僧侣大会、法会的定期举行,以及对寺院历史的传习,增强了僧侣对寺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面对外部因素的影响,僧侣作为寺院成员的身份意识凸显,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以西宁周边诸寺为例,其堪布选任、寺产经营管理以及僧侣共同体的塑造等策略,都展现了格鲁派寺院在清代中期甘青社会变动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寺院管理政教合一寺产衣单口粮塔尔寺

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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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学刊 2024年第1期44卷 28-36页

作者：舒习龙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 详细信息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关键词：学人日记中国近代史学域外因素本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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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云南社会科学 2024年第1期 137-146页

作者：张文孙世达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 详细信息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朱子社仓南宋乡村共同体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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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 2024年第4期 200-210页

作者：尉佩云李皓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 详细信息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关键词：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史于尔根·科卡批判社会史学派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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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1937年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

抗日战争研究 2024年第2期 101-112页

作者：王悦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二事件源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斗争是表面现象,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真正裂痕和重大隐患,也是导致王以哲被杀的主要因素。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张学良从始至终皆未放弃其... 详细信息

二二事件源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斗争是表面现象,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真正裂痕和重大隐患,也是导致王以哲被杀的主要因素。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张学良从始至终皆未放弃其两面性,这激化了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也催化了二二事件的爆发。就后果来看,二二事件严重挫伤了张学良的个人威望,令东北军高级将领有充分理由摆脱他的辖制并肃清维系“三位一体”的牵制力量,但在客观上也用一种意外的方式促成西安事变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西安事变二二事件张学良王以哲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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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礼的情感之维

伦理学研究 2024年第4期 53-62页

作者：周丰堇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典章制度、良风美俗、公共伦理和道德规范。《礼记》提出,情感与天道是制礼的两个主要本源。情感体现了礼的自然性,天道则是礼的规范性的来源。在礼对人伦风俗和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之外,《礼记》尤其注重礼对... 详细信息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典章制度、良风美俗、公共伦理和道德规范。《礼记》提出,情感与天道是制礼的两个主要本源。情感体现了礼的自然性,天道则是礼的规范性的来源。在礼对人伦风俗和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之外,《礼记》尤其注重礼对情感的表达和治理,如礼顺人情、礼节人情、礼微人情、礼饰人情、礼和人情等。可以说,礼本人情和礼治人情是礼的情感之维的两个主要方面。礼的情感之维是儒家关注生活世界的体现,通过行礼,使人的生活在真情和理义之间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因此,要对古礼的精华加以传承,酌古今之宜而加以创新。

关键词：礼记情感礼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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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

近代史研究 2024年第2期 13-28,M0003页

作者：王志通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 详细信息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东北木材至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造成东北木材运销到华北、华东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产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花旗松木材输入中国的数量则逐年增加,以致漏危日深。为挽救利权流失和开发国产木材,中国林学家在西部边疆的川康甘边区寻找到大量优质林木资源。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木材需求量猛增,木材商、伐木公司和木材使用单位派人前往川康甘边区大量采伐和运销林木,供给抗战大后方军事、工矿企业和交通通信各项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利用,彰显了中国面对外来侵略危机时具有的强大自救能力。

关键词：抗日战争林木资源东北林木西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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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术”论新探

人文杂志 2024年第2期 83-97页

作者：王宏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韩非子“术”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法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控制,二是“术”对“重臣”的重点控制。前者为官僚系统确立明确的行动规则,划定臣僚的行为边界,通过将臣僚行为“确定化”来实现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的“效率”;... 详细信息

韩非子“术”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法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控制,二是“术”对“重臣”的重点控制。前者为官僚系统确立明确的行动规则,划定臣僚的行为边界,通过将臣僚行为“确定化”来实现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的“效率”;后者则聚焦于防范、伺察并清除对君权有威胁的一切力量,关注的是君权的“安全”。前者注重君之“宣明”,后者则强调君之“周密”,但在实际运用中“明法”往往反噬于“暗术”。韩非子的治道设计意在佐助“中主之治”,使“中主”摆脱能力有限、才德不足的个人缺陷,在有效治吏的基础上实现高效治理,但能够得当用“术”者绝非“中主”,而恰恰是具有极高修养和超凡智慧的“明主”,于是“术”的有效性最终完全取决于君主一人是否“圣明”,以佐助“中主之治”为旨归的“术”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个体有限性与国家事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韩非子术治吏中主之治明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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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天津社会科学 2024年第2期2卷 164-173页

作者：李鹏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 详细信息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倘若结合人类世、生态环境史视角加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拓展当下主义概念的外延,为超越其限度提供一种借鉴。然而,无论是当下主义还是人类世、生态环境史,都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未来危机。面对这种时间危机,以历史伦理学、生态时间学、星球史等视角思考历史未来或许可为历史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途径。

关键词：历史时间当下主义人类世生态环境史历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