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中国书法 2024年第1期 94-94,96,98-105页

作者：苏超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对铭文字体结构、线条组合、铭书异写与章法风格等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倗国金文的铸型艺术、区域文化交流、周代朝聘制度与倗国金文书法的史学价值进行诠释。

关键词：倗国金文篆引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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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2024年第2期 48-56,68页

作者：晋文郭妙妙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 详细信息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悬泉汉简驿骑译骑译者兼职翻译

“买卖加仁义”:一九六一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中的“物资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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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2024年第3期 99-112页

作者：周永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资对流”成为相对柔性地刺激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制度选择。商业系统内部通过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开展城乡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对流。其中196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将“分等对口”“比例成交”作为... 详细信息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资对流”成为相对柔性地刺激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制度选择。商业系统内部通过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开展城乡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对流。其中196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将“分等对口”“比例成交”作为对流原则,虽然维护了交易秩序,但也引发各地博弈,阻碍了“买卖”的成交。对此,交流会倡导“先予后取”的“仁义”协作,进而基于对等互惠关系调整对流模式,取得了不错的交流实绩。商业系统内的物资对流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方式,其实践过程反映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物资对流对等互惠 “大跃进” 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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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朝贡与唐蕃关系的互动研究

敦煌研究 2024年第2期 141-150页

作者：张艺凡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33

吐蕃对唐的朝贡,为认识唐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朝贡的正常进行是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维系,其朝贡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是双方关系紧张的变相反映。通过对吐蕃常见贡品、贡期规律的分析,探究吐蕃朝贡对双方的影响以及唐蕃双方背后的... 详细信息

吐蕃对唐的朝贡,为认识唐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朝贡的正常进行是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维系,其朝贡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是双方关系紧张的变相反映。通过对吐蕃常见贡品、贡期规律的分析,探究吐蕃朝贡对双方的影响以及唐蕃双方背后的政治关系演变。吐蕃朝贡影响深远,突出表现在促进了双方在制造工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深了汉藏人民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吐蕃朝贡唐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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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菽与敦煌文学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2024年第6期348卷 160-168页

作者：赵大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23

王庆菽是第一位遍览英、法所藏敦煌写卷的中国学者。她集中查阅敦煌所出俗文学资料,抄录大量敦煌变文资料携带回国。王庆菽回国后参与发起编撰《敦煌变文集》,并在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提供了较多珍贵的敦煌变文资料,使《敦煌... 详细信息

王庆菽是第一位遍览英、法所藏敦煌写卷的中国学者。她集中查阅敦煌所出俗文学资料,抄录大量敦煌变文资料携带回国。王庆菽回国后参与发起编撰《敦煌变文集》,并在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提供了较多珍贵的敦煌变文资料,使《敦煌变文集》在较长时间内成为敦煌文学研究者的必备参考资料,推动了敦煌俗文学的研究。王庆菽也对敦煌变文进行了系统的专门研究,尤其在变文起源、俗文学作品分类、变文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等问题上有较深入的探讨,对后来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王庆菽变文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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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中州学刊 2024年第7期 127-134页

作者：晋文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23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 详细信息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司马迁义利观重义兴利利大于义

“外人回心向之”?——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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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 2024年第1期 126-136页

作者：贾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 详细信息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关键词：庄士敦溥仪李经迈 “出洋之议”

从“产权单位”到“纳税单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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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2024年第2期 140-154,160页

作者：胡铁球李新怡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浙江师范大学金华321004

《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根据其登记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人户、祀户、族户、佃户、会户、庙户、商户、官户、客户九大类别。这些户名在鱼鳞图册上皆分为“业名”与“业户”两列登载。其中业户表达的是“产权单位”,依据“谁的土地谁... 详细信息

《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根据其登记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人户、祀户、族户、佃户、会户、庙户、商户、官户、客户九大类别。这些户名在鱼鳞图册上皆分为“业名”与“业户”两列登载。其中业户表达的是“产权单位”,依据“谁的土地谁承粮”的逻辑,其内涵是指“名义上的承粮户”;业名是对业户的补充与说明,其内涵是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或税粮的实际承担者,即“业主真实姓名”。在兰溪,不管是从习惯上还是从制度上,田底主(大皮)是承粮户,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某户拥有地权某个层面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实际的承粮者,故在业名之下或在其旁边以批注的形式可以登载各类经营者、佃耕者等信息,以表达这些人或单位是税粮的实际承担者。

关键词：鱼鳞图册户名业户业名产权承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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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4年第1期16卷 1-21,153页

作者：钱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34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 详细信息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关键词：族谱家族濑川昌久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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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 2024年第3期 68-77页

作者：王振红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 详细信息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关键词：言事言事关系离事立言寓言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