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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的刑事保障制度研究——以数字经济安全法益观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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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坛 2024年第1期39卷 39-50页

作者：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数据要素刑事安全风险涉及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交换、销毁等整个生命周期,主要表征为数据供给安全、数据流通安全和数据使用安全三种形态,直接影响国家数字经济安全。构建数字经济刑事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应当以数字经济安全法... 详细信息

数据要素刑事安全风险涉及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交换、销毁等整个生命周期,主要表征为数据供给安全、数据流通安全和数据使用安全三种形态,直接影响国家数字经济安全。构建数字经济刑事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应当以数字经济安全法益为基石。建立在实质的法益概念之上的数字经济安全法益是一种新兴法益,其内在结构包含数据要素安全、网络信息系统安全、数字技术安全,即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资源、作为重要载体的信息网络、作为核心驱动力量的数字技术这三个方面,支撑数字经济安全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通过建立数字经济安全体系而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优化数据犯罪立法必须坚持以数字经济安全法益观为指导,秉持消极预防的价值立场进一步完善我国数据犯罪的罪名体系,充实防范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的罪刑规范,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关键词：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安全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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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合规

学海 2024年第4期 86-94,214页

作者：印波张笑宇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通用人工智能是新型的社会治理主体,其凭借对数据更强力的汲取与计算能力,建构与真实世界平行的“数据世界”,令企业实现从“粗放式”合规到“精细化”合规、从“框架型”合规到“精准型”合规的转型。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代替... 详细信息

通用人工智能是新型的社会治理主体,其凭借对数据更强力的汲取与计算能力,建构与真实世界平行的“数据世界”,令企业实现从“粗放式”合规到“精细化”合规、从“框架型”合规到“精准型”合规的转型。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代替了传统合规人工操作方式,通过智能处理能够直接“穿透”企业的违规风险,为企业生成具有差异化导向的合规计划,使企业实现了有效合规。企业合规发生了从义务识别到风险导向、从行为合规到全生态合规、从人工治理到技术治理的转向,事前合规的形式成为企业合规主导。然而,通用人工智能也带来了合规技术标准、数据安全、人机关系的新问题。在“智能合规”的中国图景中,应当对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可解释性、新型涉及国家安全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并始终让人类对决策负有最终责任,以维护人机关系和谐。

关键词：通用人工智能企业合规差异化合规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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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4年第1期42卷 111-123页

作者：郭旨龙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 详细信息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关键词：信息网络安全制度信任人肉搜索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反网络暴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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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知识产权情报安全的合规治理

情报杂志 2024年第5期43卷 176-183页

作者：百茹峰苏志远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研究目的]知识产权情报的安全与否关涉企业发展之根本。在合规治理视阈下,如何帮助企业防控知识产权情报风险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研究方法]选取47个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例,应用fsQCA、NCA方法探究高知识产权情报风险的影响因素和组... 详细信息

[研究目的]知识产权情报的安全与否关涉企业发展之根本。在合规治理视阈下,如何帮助企业防控知识产权情报风险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研究方法]选取47个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例,应用fsQCA、NCA方法探究高知识产权情报风险的影响因素和组态路径。[研究结论]在影响因素上,侵害行为是导致知识产权情报风险的必要条件;保护措施面对侵害行为呈现滞后性的应对态势;情报感知的缺失是知识产权情报安全的关键制约。在组态路径上,存在四个高知识产权情报风险组态,可进一步地归纳为内生—权力支配型、内生—人际主导型和外源—行为控制型。建议企业构建“一点两面,多元联动”的合规预警框架,保障知识产权情报安全。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情报情报安全情报风险商业秘密合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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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法益构造下的个人信息圈层式刑法保护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26卷 87-97,151页

作者：赵桐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91

个人信息兼具人身与社会双重权利属性,但信息安全法益的根本来源是个人信息自由,应受限于信息自决权法益。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从信息自决权出发,以“私密-授权”为双重考核标准,构建以信息自决权为基础,兼具信息安全的“三级信息圈... 详细信息

个人信息兼具人身与社会双重权利属性,但信息安全法益的根本来源是个人信息自由,应受限于信息自决权法益。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从信息自决权出发,以“私密-授权”为双重考核标准,构建以信息自决权为基础,兼具信息安全的“三级信息圈层保护”治理模式。其中,根据私密程度由高到低,从形式上区分个人信息的靶心圈、基本圈、辐射圈,而根据权利人的授权,从实质上调整各圈层的具体范围。对于“靶心圈”公民隐私领域或拒绝公开的核心信息,实行严格的信息自决权保护。对于“基本圈”公民有限授权的一般信息,结合比例原则与客观合目的性原则判断合理使用的范围。对于“辐射圈”完全公开的公共信息,转向被害人教义学下的信息流通风险的防范与维护。

关键词：个人信息信息犯罪信息自决人权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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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质预备犯的处罚根据及其限度

政治与法律 2024年第4期 118-132页

作者：刘双阳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实质预备犯的立法膨胀与司法扩张,直接推动刑事处罚日益前置化、过罪化,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动摇了刑法的根基。回溯立法初衷,我国在刑法分则中设立实质预备犯,原本是为了消解《刑法》第22条规定的普遍... 详细信息

实质预备犯的立法膨胀与司法扩张,直接推动刑事处罚日益前置化、过罪化,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动摇了刑法的根基。回溯立法初衷,我国在刑法分则中设立实质预备犯,原本是为了消解《刑法》第22条规定的普遍处罚形式预备犯原则,并从形式可罚性与实质可罚性两个维度限定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将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预备行为排除出犯罪圈。因实质预备犯带有浓厚的积极预防、早期干预色彩,为避免其在立法实践与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发生异化而滑向口袋化、工具化、恣意化的错误方向,设立实质预备犯应以保护重大法益为限;成立实质预备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实施后续犯罪的目的,并且被实行化的预备行为客观上具有引起或者协同后续行为侵害法益的高度盖然性;解释实质预备犯的兜底条款应采取同类解释规则,仅包括与明确列举示例具有等价性或者同质性的事项;独立预备罪的犯罪预备尚未对法益形成一定的抽象危险,原则上不予处罚,从而合理划定实质预备犯的处罚边界。

关键词：实质预备犯形式预备犯刑事可罚性实行行为法益侵害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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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刑事证据理论的三重挑战及其变革

法学论坛 2024年第3期39卷 104-113页

作者：谢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理论面临理论价值、理论融贯性和理论体系性三个层面的挑战,需要在审慎反思的基础上,通过从“整体性理论”到“开放性立法”的逻辑主线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推动系统性变革。在理论价值层面,刑事证据制度应当转变以往实... 详细信息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理论面临理论价值、理论融贯性和理论体系性三个层面的挑战,需要在审慎反思的基础上,通过从“整体性理论”到“开放性立法”的逻辑主线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推动系统性变革。在理论价值层面,刑事证据制度应当转变以往实体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以程序公正优先之理念切实落实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提升新型案件的办案质效,达成数字时代犯罪治理之目标。在理论融贯性层面,为适应数字时代的犯罪形态及其证据审查方式,需要推动从“综合认定”到“整体主义”的理论演进,体现从“原子证据”到“整体认知”的证明思路,形成“整体性理论”。在理论体系性层面,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指导证据规则体系的重塑,确保部门立法与领域立法的开放协同,推动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的开放适用,进而为法律续造和漏洞填补预留开放的法教义学空间,实现“开放性立法”。

关键词：数字时代证据理论网络犯罪综合认定刑事诉讼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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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中的脆弱性利用行为与刑法规制

学术界 2024年第4期 62-75页

作者：郭旨龙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广义的数字操纵包括狭义的数字操纵和欺骗,前者一开始就利用了他人既有的脆弱性,后者制造他人的临时脆弱性继而加以利用。数字操纵的危害在于其破坏了消费者作出真实选择的核心经济假设。数字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更容易地妨碍消费者的决策... 详细信息

广义的数字操纵包括狭义的数字操纵和欺骗,前者一开始就利用了他人既有的脆弱性,后者制造他人的临时脆弱性继而加以利用。数字操纵的危害在于其破坏了消费者作出真实选择的核心经济假设。数字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更容易地妨碍消费者的决策,而人们却缺乏有力的措施来确保它们不会采取对其不利的行动。数字经济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为预防操纵的市场性保障和市场性罪名不再奏效,针对欺骗的规范性保障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数字操纵的社会危害性和预防必要性要求刑法对其进行规制。短期来看,可以采取利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间接打击这一行为的司法方案。远期来看,可以在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增设专门的罪名直接规制数字经济中的脆弱性利用行为,或者增设滥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通过规制该行为运用的技术间接规制该行为。

关键词：数字操纵数字欺骗数字经济脆弱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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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的双轨式路径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年第4期 64-74页

作者：林海伟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我国当前的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呈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与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并行的双轨模式,既保留侦查卷证与庭审的紧密联系,又希望通过强化庭审尤其是各类证人出庭作证,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证据信息的增量,削弱侦查卷证的影响... 详细信息

我国当前的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呈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与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并行的双轨模式,既保留侦查卷证与庭审的紧密联系,又希望通过强化庭审尤其是各类证人出庭作证,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证据信息的增量,削弱侦查卷证的影响。双轨模式存在结构性、阶段性、技术性与方法论等层面的正当性基础。问题在于侦查卷证侵蚀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证人出庭正常化难以实现,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模式受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模式之干扰。作为保留卷证的代偿,改革的重心应向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进一步倾斜,包括传唤证人出庭要件由职权主导转向诉权驱动,构建证人不出庭作证时对笔录证据的采证规则,落实国家在强制出庭作证、证人保护等方面的责任等。

关键词：庭审实质化证明实质化侦查卷证直接言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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