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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的内生安全机制及其实现

东方法学 2024年第1期 96-107页

作者：崔聪聪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

个人信息处理的技术性、隐蔽性,使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监管范式失效。数字时代,个人信息治理的重点是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滥用数据权力威胁国家安全、盘剥和操控个体。为有效控制数据权力这一风险源,国家应当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健... 详细信息

个人信息处理的技术性、隐蔽性,使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监管范式失效。数字时代,个人信息治理的重点是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滥用数据权力威胁国家安全、盘剥和操控个体。为有效控制数据权力这一风险源,国家应当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健全涵盖制度保障、组织程序保障的个人信息内生安全机制。通过监管激活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的自我规制机制,增强其内部的组织控制和行为规范化程度,消减个人信息处理的负外部性,实现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和博弈。通过监管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强化内部治理机制,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遵从“三同步”要求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嵌入产品“代码”中,防控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妨害个人自主性、减损人格尊严的风险。

关键词：个人信息处理内生安全负外部性正和博弈自我规制数据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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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剩余控制权的规范表达——个人信息权益的反思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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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 2024年第3期 120-129页

作者：崔聪聪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

以完全控制为中心的个人信息权益,对数字经济发展构成了制度性的约束。为满足数据高速流通复用的需要,法律应当弱化数据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度。数据主体的利益是一种基于数据处理产生的防御性利益,数据主体的权利应当由完全控制转... 详细信息

以完全控制为中心的个人信息权益,对数字经济发展构成了制度性的约束。为满足数据高速流通复用的需要,法律应当弱化数据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度。数据主体的利益是一种基于数据处理产生的防御性利益,数据主体的权利应当由完全控制转化为对数据处理风险进行防御、对数据进行剩余控制的工具性权利。对数据剩余控制权的构建是数字时代数据权利范式的重大变革,回应了平衡产业发展与数据安全这一重大实践命题,其适用范围包括可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数据、匿名化数据与数据产品。当数据处理违反数据品质原则、最小必要原则和安全保障原则时,个人信息主体可以行使数据剩余控制权,以防止违法处理数据或者数据处理者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所引发的风险。

关键词：完全控制感受性关系防御性利益工具性权利剩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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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与治理科技:以区块链数字资产的规制研究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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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年第8期39卷 1375-1388页

作者：吴一楷李国安厦门大学法学院厦门361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区块链作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多个部门也在出台的行业领域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加快区块链创新应用,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详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区块链作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多个部门也在出台的行业领域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加快区块链创新应用,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明确部署。区块链数字资产的规范和治理,离不开对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理解与分析,而从科技端观察区块链数字资产的发展机制,是其治理的创新视角和必要角度。中国区块链数字资产的治理研究,应构建科技治理和治理科技的双层制度设计,实现对区块链技术的有条件信任,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研发、建立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实现区块链技术伦理作用,并引导分布式数字身份和去中心化组织的发展,明确监管边界和政府责任。

关键词：治理科技科技治理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数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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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董事法律地位及其信义义务构想——基于强人工智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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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 2024年第2期 79-86页

作者：刘成杰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北京100083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应用场景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董事已从理论迈入现实。我国的相关发展规划已提出“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保障措施。在强人工智能语境下,应摒弃客体说观点,... 详细信息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应用场景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董事已从理论迈入现实。我国的相关发展规划已提出“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保障措施。在强人工智能语境下,应摒弃客体说观点,通过法律拟制赋予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基于人工智能董事的特殊性,传统董事忠实义务趋于消解,注意义务“理性人”标准适用性也将存疑。以前瞻性视角审视和革新人工智能董事的信义义务,忠实义务需因应特殊情形,注意义务的范围则呈窄域化倾向,合规监督义务的内涵和边界将实质扩展。

关键词：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信义义务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网联混合动力汽车队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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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报 2024年第2期60卷 262-271页

作者：郭景华李文昌王班王靖瑶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厦门361102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上海201804 厦门大学自动化系厦门361102

针对网联混合动力汽车队列具有混杂非线性、多动力源混合驱动等特点,提出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队列分层控制策略。首先,设计了队列模型预测控制器,基于车车通信获取的车辆状态求解约束条件下满足多性能目标的队列车辆最优期望加速度。其次... 详细信息

针对网联混合动力汽车队列具有混杂非线性、多动力源混合驱动等特点,提出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队列分层控制策略。首先,设计了队列模型预测控制器,基于车车通信获取的车辆状态求解约束条件下满足多性能目标的队列车辆最优期望加速度。其次,为提高车辆的燃油经济性,将发动机最优工作曲线和电池特性曲线作为专家知识嵌入深度强化学习算法中。然后,通过分析电池荷电状态、车辆车速以及车辆加速度对智能体动作值的影响来阐明基于深度强化学习(Deep Q network,DQN)的队列能量管理策略是如何根据动作值实现对队列中车辆多系统动力输出之间的协调控制。最后,设计了以电池荷电状态、瞬时燃油消耗率为自变量的奖励值函数,利用最小化损失函数,采用梯度下降法对DQN网络参数进行更新,通过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实现网联混合动力汽车队列的能量管理控制。试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队列控制策略可以动态规划出队列中车辆期望加速度,实时合理的分配发动机功率与电机功率,最终实现队列中车辆的节能行驶。

关键词：网联混合动力汽车队列深度强化学习模型预测控制节能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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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利初始配置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4年第4期42卷 105-113页

作者：崔聪聪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北京100876

数据权利初始配置的主要争议点是原始数据归属于数据来源者还是数据生产者,难点是明确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和数据权利之间的界限。数据的本质特征是数据处理者基于信号对数据源的感知,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虽然物理形态的数据不具有竞争性,... 详细信息

数据权利初始配置的主要争议点是原始数据归属于数据来源者还是数据生产者,难点是明确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和数据权利之间的界限。数据的本质特征是数据处理者基于信号对数据源的感知,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虽然物理形态的数据不具有竞争性,但是数据利用的结果具有竞争性。为防止市场失灵,法律应当在数据上配置所有权。依循分类确权的进路,以数据产生的实质性贡献为标准,原始数据应归属于数据生产者,衍生数据应归属于数据加工者。数据权利的客体应限定在非创新性的数据,具有创新性或者创造性的数据应纳入知识产权范畴予以保护。数据权利客体的范围不以集合数据为限,单条数据也可以配置数据权利。数据权利的权能包括权利人占有(控制)、使用、收益和处分数据。基于分配正义原则,应当赋予数据来源者针对原始数据收益的利益分配请求权。

关键词：感受性关系数据生成数据所有数据分类确权数据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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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3条新解:范畴提炼及其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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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研究 2024年第1期151卷 127-138页

作者：马荣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 详细信息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应受刑罚处罚性统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递升关系而非两个标准,故二者不存在对立冲突。刑法谦抑性则对社会危害性和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反转关系。社会危害性虽然具有刑法学基石地位,但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实质根据;罪刑法定性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形式根据,且节制着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则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反面延伸。最终,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从正反两个方向共同支撑着应受刑罚处罚性。切中内含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关联来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就是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评注和教义学展开。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是出于深度领会其内容,以让其更好地指导刑法实践和助益刑事法治。

关键词：刑法第13条应受刑罚处罚性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刑法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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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监管沙箱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法学杂志 2024年第2期45卷 124-139页

作者：崔聪聪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北京100876

以个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目前,个人信息行政监管的主要手段是专项治理。个人信息专项执法所依赖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监管路径,导致监管与创新之间冲突,甚至出现监管抑制技术创新等诸多问题。个人信息专项... 详细信息

以个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目前,个人信息行政监管的主要手段是专项治理。个人信息专项执法所依赖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监管路径,导致监管与创新之间冲突,甚至出现监管抑制技术创新等诸多问题。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重点是超范围收集、强制索权和一揽子授权等违法处理行为,虽然可以防控个人信息大规模处理引发的泄露和被滥用风险,但是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约束,势必会造成数据资源的结构性浪费和紧缺。通过专项整治防控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凸显了运动式监管范式的困境。个人信息行政监管,亟待形成一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系统性范式。基于监管合作主义、穿透式监管策略和监管试验主义的个人信息监管沙箱,是诱发个人信息行政监管范式转换的关键变量,可以有效平衡数字经济发展和个人信息安全之间的冲突,应当作为未来个人信息的监管工具。

关键词：个人信息监管沙箱数字经济穿透式监管合作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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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的缘起及立法展开

社会科学战线 2024年第5期 200-216页

作者：马荣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江苏南京211521

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源自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展开,立法上,对于传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应增加煽动型犯罪类型,并增设“拒绝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证据罪”和“妨害国交罪”;对于涉密犯罪应增设“非法买卖国家秘密罪”“国... 详细信息

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源自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展开,立法上,对于传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应增加煽动型犯罪类型,并增设“拒绝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证据罪”和“妨害国交罪”;对于涉密犯罪应增设“非法买卖国家秘密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军事秘密罪”和“伪造、变造国家秘密罪”;对于社会管理犯罪应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完善为“非法传播有害生物物种罪”,并增设“危害文化安全罪”;对于涉核犯罪,应增设“非法制造、买卖、提供、运输、储存核技术设备、物品罪”和“非法持有、使用核材料罪”;对于涉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民主权利犯罪应对“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等做出犯罪主体、罪刑阶梯乃至附加刑的重新考量。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不仅有着新型犯罪的特别视野,而且拒斥“刑法象征性立法”。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还要求现行刑法分则的罪章体系重置。在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中,由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体系性”,故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司法解释应是体系性解释。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密犯罪涉核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