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北京教育（德育） 2022年第7期 81-86页

作者：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100088

高校师德师风培育建设工作面临诸多挑战,高校二级单位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师德建设思想,在传统文化研究、教学和传承创新中积聚师德能量、涵养职业操守、散发师德魅力,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德建设高校

秦及汉初治狱程序中的“命”——从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一252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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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4年第1期38卷 61-71页

作者：刘自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秦及汉初对于罪人犯罪逃亡,案发后即启动治狱程序,罪人尚未归案也可通过“论”定罪量刑,所论为“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重罪则需“命”。“命”是“论”之后削除民籍、载于命籍乃至公开通缉等多种措施的总和。张家山M336《亡律》简25... 详细信息

秦及汉初对于罪人犯罪逃亡,案发后即启动治狱程序,罪人尚未归案也可通过“论”定罪量刑,所论为“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重罪则需“命”。“命”是“论”之后削除民籍、载于命籍乃至公开通缉等多种措施的总和。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规定了逃亡罪人在“命”后被捕得和自出的论罪方式,其论罪逻辑符合“数罪从重”原则。该论罪方式和逻辑与调整释文后的岳麓秦简《亡律》简051/2081、052/2039律文一致,但立法语言和律条结构在秦汉间发生较大变化。汉文帝刑制改革后,“命”适用罪名对应调整为“耐鬼薪白粲以上”,在西汉中期以后则逐渐突破重罪限定。从走马楼西汉简来看,确定“命罪”的原则演变为“加罪一等”。

关键词：张家山M336 治狱程序命

宋代度牒、紫衣和师号牒形态研究——从《通玄观志》所载南宋“敕牒”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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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2024年第2期 4-32页

作者：张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通玄观志》保存的三件南宋“敕牒”,实为绍兴末内侍刘敖(能真)出家为道士时所受礼部度牒和师号、紫衣牒。三牒明确的书填时间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但经考证可知,书填使用的空名文书最初颁降于绍兴七年至十年之间,直至二十多年后才被... 详细信息

《通玄观志》保存的三件南宋“敕牒”,实为绍兴末内侍刘敖(能真)出家为道士时所受礼部度牒和师号、紫衣牒。三牒明确的书填时间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但经考证可知,书填使用的空名文书最初颁降于绍兴七年至十年之间,直至二十多年后才被填上刘能真的信息。这一情况是南宋初年度牒售卖政策不断调整造成的。对比北宋前期度牒、紫衣和师号牒,以及北宋后期师号残牒可知,上述文书形态在元丰改制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度牒由之前的尚书祠部牒(普通牒式),紫衣和师号牒由之前的中书门下敕牒,均转变为尚书礼部牒(牒式模仿敕牒)。这一变化折射出元丰重建尚书省后,六部取代诸司成为政务运作主体的变化,也符合熙宁、元丰时期神宗所确立的“清中书之务”主导方针。

关键词：度牒敕牒《通玄观志》元丰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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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六部体制的确立与定型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年第3期 147-156,M0006页

作者：张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中书省及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标志着北宋元丰年间确立的省部体制正式结束,开启了“天下之政总于六部”的新体制。此次机构改革与胡惟庸案有直接关系,但君相矛盾只是明初废丞相的随机性因素。鉴于元末宰相... 详细信息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中书省及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标志着北宋元丰年间确立的省部体制正式结束,开启了“天下之政总于六部”的新体制。此次机构改革与胡惟庸案有直接关系,但君相矛盾只是明初废丞相的随机性因素。鉴于元末宰相权重导致天下丧乱的教训,早在建国之初,朱元璋就有意弱化中书省职权,迟至洪武元年(1368)八月,才仿照元制建立起完备的六部体制,正根源于此。此后,朱元璋又仿照唐宋制度,在六部之下逐渐建立起子部(属部,后称清吏司),改变了金元六部之下郎官不分司、以令史分掌科-曹案的体制。虽然元明间六部差异明显,但不宜视作制度史的断裂。朱元璋充实六部官制,并在此基础上罢中书省,恰可视作对金元时期省部关系中利弊的反思与修正,因而整体上仍处在隋唐以降六部的实体化和独立化这一制度发展内在理路的延长线上。

关键词：六部体制省部体制省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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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地方六房与《元典章》编纂体例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年第3期45卷 84-89页

作者：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房”作为正式的行政建制始于唐代,至北宋,在中央尚书省六部与地方州府六曹之间实现了对应关系。元代,在元朝中央政务运作逐渐形成“六部化”的发展趋势和文书流转逐步形成严格规则的形势下,地方路总管府为确保文书高效、稳定流转,维... 详细信息

“房”作为正式的行政建制始于唐代,至北宋,在中央尚书省六部与地方州府六曹之间实现了对应关系。元代,在元朝中央政务运作逐渐形成“六部化”的发展趋势和文书流转逐步形成严格规则的形势下,地方路总管府为确保文书高效、稳定流转,维系地方治理,开始以六房建制划分吏员职事。但各地路总管府六房的设置并没有定规,有的地方根据自身需要对六房进行了裁并改革。这一治理实践经验顺应了元朝行政、司法运作的新需要,符合元代以降社会发展趋势,最终为明清所继承。《元典章》所辑文书取材于路总管府,其采取六部编纂体例是受路总管府下六房建制的影响。

关键词：元代六房路总管府《元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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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军民司”与边疆治理

江西社会科学 2024年第5期44卷 175-183页

作者：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通过梳理元朝边疆治理机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之间的关系,可知元朝史料中零星所见的“军民司”,应是“军民长官司”的简称,通常设置于番汉杂处的边疆地区,由归附土官和朝廷派来的官员共同担任主要官员。雅安新发现的摩崖石刻中所载... 详细信息

通过梳理元朝边疆治理机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之间的关系,可知元朝史料中零星所见的“军民司”,应是“军民长官司”的简称,通常设置于番汉杂处的边疆地区,由归附土官和朝廷派来的官员共同担任主要官员。雅安新发现的摩崖石刻中所载“雅州龙门后右军民司”应即其一,虽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但据推断,该司应是受元朝后期川、滇、藏交界地区的动荡局势影响,由元朝“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宣抚司”分立发展而来。虽然元、明之间“军民司”的具体指代对象不同,名称、品级存在一定差异,但其背后所代表的边疆治理逻辑却前后承袭相贯,即放弃前朝的羁縻府州政策,在番汉杂处的边疆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土官、流官参用,并根据当地现实需要统筹治理,而不刻意区分军、民政务。

关键词：军民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雅州

“碑证”的生成发展与功能分析——以山东灵岩寺宋金元公文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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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 2024年第4期44卷 101-113,207页

作者：李雪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山东灵岩寺宋金元碑刻集中,公据执照、界至文图、王言圣旨、寺院文书等不同类型的碑刻相互串联,彼此互证,展现了较长时段内灵岩寺寺产维护和寺院管理的实况,以及碑刻发展的多元化和刻石功能的多样性。其中因解决纷争而生成的诸种公文碑... 详细信息

山东灵岩寺宋金元碑刻集中,公据执照、界至文图、王言圣旨、寺院文书等不同类型的碑刻相互串联,彼此互证,展现了较长时段内灵岩寺寺产维护和寺院管理的实况,以及碑刻发展的多元化和刻石功能的多样性。其中因解决纷争而生成的诸种公文碑,渐次构成连环“碑证”,并通过其照证、保全功能,成为维护寺产权益的法宝,亦成为检视中国古代公证制度生成发展的窗口;而体现寺观特权的王言圣旨类“护持”性碑刻,与保全寺产的公据、执照类公文碑相辅相成,在寺观发展和地方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公文碑碑证公据执照古代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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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杀人疑罪的证明困境与官民博弈

江西社会科学 2024年第4期44卷 114-125页

作者：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南宋地方官在受理杀人案件后,会围绕被害者的尸身、加害者的主观心理、犯罪行为与被害者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害者近亲的表现等进行证据调查,只有整个证明体系“理不可疑”,才能定罪量刑。由于制度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官民之间循... 详细信息

南宋地方官在受理杀人案件后,会围绕被害者的尸身、加害者的主观心理、犯罪行为与被害者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害者近亲的表现等进行证据调查,只有整个证明体系“理不可疑”,才能定罪量刑。由于制度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官民之间循此展开诸多博弈,这一证明体系往往会出现缺环,从而形成疑罪。又由于侵犯法益的严重性不同、面临的司法监督程序有别,相比于犯奸疑罪,地方官对杀人疑罪往往采取穷究到底的姿态,这也与立法上针对疑罪并行规定了赎刑与刑讯两种可选择的处理方案密切相关。

关键词：南宋杀人刑案疑罪证明体系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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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笔记所载灵异案件反映的法律文化

法学研究 2024年第3期46卷 209-224页

作者：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

唐代笔记记录了许多与灵异相关的犯罪行为,涉及对个人财产利益、人身安全、亲属关系乃至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的侵害,为唐律以及诏敕所禁。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人,广涉达官显贵、士农工商等阶层。受害人或选择忍气吞声,或付诸自力救济,... 详细信息

唐代笔记记录了许多与灵异相关的犯罪行为,涉及对个人财产利益、人身安全、亲属关系乃至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的侵害,为唐律以及诏敕所禁。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人,广涉达官显贵、士农工商等阶层。受害人或选择忍气吞声,或付诸自力救济,或寻求仲裁调解,或诉请依法审判,司法途径从来都不是、也绝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虽然官员群体也身处笃信灵异的氛围之中,但不乏能够依法审断之人,他们会搜求证据来验证当事人关于灵异的说法是否可信,又因为客观证据很难证明行为发生时的主观心态,所以他们也不会将误信灵异作为减免刑罚的依据。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灵异与妖邪的界限并不分明,为了防止“惑众”进而危害统治,官员往往还会主动出击,严惩灵异现象的制造者,“邪不胜正”的观念是他们恃以免除心理恐惧的精神资源之一。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某些灵异现象的制造,其原初的目的都是劝善诫恶,但最终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或开启冤狱制造、诬告胁迫之门,或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犯罪方法,或径直沦为作奸犯科的手段。

关键词：唐代笔记法律文化灵异邪不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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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平衡:《红楼梦》中的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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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学刊 2024年第1期 190-209页

作者：张平仁孙旭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100048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100088

小说的艺术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红楼梦》中有些矛盾从艺术逻辑角度能更好地得到解释,重点分析三处:一是林黛玉的财富问题,为保持其寄人篱下、孤傲敏感的状态和性格不能让她有大笔私财;二是贾赦不居荣府正房,为维护贾宝玉的核心地位,... 详细信息

小说的艺术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红楼梦》中有些矛盾从艺术逻辑角度能更好地得到解释,重点分析三处:一是林黛玉的财富问题,为保持其寄人篱下、孤傲敏感的状态和性格不能让她有大笔私财;二是贾赦不居荣府正房,为维护贾宝玉的核心地位,需要将贾赦设计成长子而别院另居;三是贾迎春婚姻悲剧,其身份高贵却短时间内被折磨而死,最能彰显其悲剧性。《红楼梦》中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既矛盾,又达到整体平衡,读者能容忍此类矛盾的原因,属于小说本体方面的有艺术整体的场域效应、读者阅读的动态建构和强烈情感的弥散填充,属于外在艺术传统方面的是写意传神特点的影响,属于《红楼梦》自身叙事方面的是“真事隐去”、空灵跳脱的思路和特点。

关键词：红楼梦艺术逻辑生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