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妇女研究 2011年第4期 1-11页

作者：宋建丽

一、平等、差异与正义两难在表面上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将与男性相一致，女性将能够作为与男性不相上下的同伴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当中。然而，由于性别中立的假定，公民资格的权利、义务分配及行使均由... 详细信息

一、平等、差异与正义两难在表面上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将与男性相一致，女性将能够作为与男性不相上下的同伴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当中。然而，由于性别中立的假定，公民资格的权利、义务分配及行使均由普遍的正义原则来引导，与性别无关。相反，在性别差异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独特的关怀价值和贡献被加以强调并承认，她们在私人领域中的责任受到重视，然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又极容易或者是以“同质”的女性为前提，或者是陷入无穷无尽的身份分割而难以达成政治上一致的声音。简言之，寻求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理想就等于要求女性为了获得公民资格而不得不以采纳在男性图景中流行的模板为代价，等于对那种主体政治借以否定作为实体的女性方式视而不见，而且强迫女性进入那种由男性公民资格范例所创造的模式当中，可能会阻碍并扭曲对于女性个体极为关键的自我发展的进程。性别差异的公民资格赞美母性的本性和价值，但却忽略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并服务于将女性陷入私人领域。这种做法不但容易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泥潭，而且也加剧了女性经济上的依赖以及政治上的边缘化。况且，在社会的公民资格权利建构中，想要赢得对关怀或照料工作价值的承认，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此，女性主义不得不面对如下的正义两难：一方面，“女性”需要公民资格理念被扩展及于自己，而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之“性别中立”的议程正是某种形式的如上要求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女性也往往同时坚持认为，女性有着独特的能力、天分、需要以及关照，因此，她们的公民资格的表达方式将是与男性公民资格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的[1](P197)。也就是说，女性主义一方面需要以自由主义公民资格之性别中立作为自己的前提，即坚持是否具有公民资格与性别无关；另一方面，又需要正视自身的客观差异，避免以一种形式上的齐头式对待反而造成新的不平等。正如佩特曼所指出的，这种两难如今体现在两种彼此互不兼容的争取公民资格的路径之中，即或者“让我们被作为公民而包括并忘记我们是女性”；或者“让我们努力作为女性公民而被包含，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改变公民资格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果两性都想要成为完全的公民，“性别差异就必须不再意味着自由和从属之间的差异”[2](P28)。与以上两种路径不同，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应该超越这种平等—差异的二元对立，她们对被作为女性而排除并被作为公民而包含的正义两难的回应是：“我们能够避免那种排除差异的平等，反之亦然。”[3](P29—30) 在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看来，所谓平等和差异的对立，其实仍然是启蒙观念和自由主义本体论、认识论的产物，她们尝试着质疑并解构启蒙观念所关注的真理、知识、权力、历史、自我和语言等观念，并进而质疑及解构自由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解构主义者指出，“男人”或“人”并不具有我们能够在其基础上建立一种政治哲学的所谓本质，我们也不能相信所谓历史中的自然进程，而且也并不存在什么能够超越于我们的主观性和权力之外的绝对真理[4](P32—35)。自由主义的本体论认为，在主观之外存在着外在客观的真实，主客观是二元对立的，主体只要凭借理性就可以超越己身的特殊性与时间性，获取普遍的真理，反映在认识论上，则强调有一个可以不受任何具体情境影响的超然观察位置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独立于观察者本人的，而且观察者只要在正常状态下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就能够找出某种规律来理解外部世界的本质。从这种被假设为“客观”而事实上是男性认知者的观察立场出发，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于将外在世界客体化，以适应其本身的认知图像，习惯于将女性视为作为男性主体之客体化的“他者”，视为被“阉割”的第二性、“发育不完全的男性”[5](P127—145、P135—143)。因此，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强烈反对将女性主义区分为平等的女性主义和差异的女性主义，她们认为这种截然划分事实上仍然囿于自由主义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主张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模糊了实际的女性主义论辩的复杂性，而且更容易产生错误的对立并模糊可替代性的选择。

关键词： female philosophy feminism methodology social equality sex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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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rade and social Inequity in the 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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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usiness Review 2012年第5期11卷 443-450页

作者： Emma Beatriz Castro Urbano Autonoma de Occidente University Cali Colombia

This paper was made using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ome indicators from the data basis of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CEPAL）, CEPAL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Have there been enough foreign trade dynamics during the last years （1999-2006） in order to reduce social inequality gaps？ The results here shown correspond to the first stage of a research that relates poverty to countries＇ economic productivity. The article presents foreign trad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equality overview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during the years 1999-2006. In considering this period, the last international crisis is overlooked, but it takes in accou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et by the UNDP.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indicators reflects that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trade do not translate into better social 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show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st obtained from the results by countries of the 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CAN） during the years 1999-2006, comprised by Colombia, Peru, Ecuador, Bolivia, and Venezuela, though the last country is not currently part of CAN. These indicators are exports, imports, relative commercial balanc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unemployment, GINI index, popula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poverty. The paper presents a succinct conceptual framework 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trade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 established, from which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indicators is formulated, permitting the establishing of an apparent prac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behavior and social results from the CAN countries.

关键词： economic integration quality of life social equality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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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ep-Ecological Reading of William Wordsworth＇s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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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14年第3期11卷 188-195页

作者： YANG Ting-ting XIAO Bin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From the 1960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gave rise to ecocriticism.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a representative of romantic poets, composes substantial poems to eulogize nature and to encourage equality and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From the angle of deep ecology, a branch of ecological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onveyed in Wordsworth＇s poetry. It analyzes the adverse impa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nature and man in Wordsworth＇s poetry. It elaborates further on ecological thoughts in Wordsworth＇s poetry. And finally, it summarizes how Wordsworth criticizes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 poetry and how he expresses his ecological thoughts--ecological equilibrium, social equality and harmony,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关键词：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equilibrium social equality nature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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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之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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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2007年第8期

作者：龚群

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公平观包括生产领域里的公平分配原则和市场领域里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是起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和背景条件的公平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换言之，在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之下的社会经济活... 详细信息

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公平观包括生产领域里的公平分配原则和市场领域里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是起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和背景条件的公平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换言之，在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之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其结果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因而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听任这一现象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社会公平观则强调人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以社会公平观制衡或规范经济公平观，从社会的贫富两端依据社会公平观进行调整，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经济公平社会公平 market economy modern democracy economic fairness soci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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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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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 2017年第2期

作者：周皓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以投票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操作化定义，比较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情况，讨论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利用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两种不同的操作化定义，讨论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在文献综述的... 详细信息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以投票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操作化定义，比较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情况，讨论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利用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两种不同的操作化定义，讨论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应注意综合整体性、差异性及异质性三种视角。分析结果表明，户籍制度的隔离作用普遍存在，但这种隔离作用具有差异性，因此，户籍制度并不是导致隔离的唯一原因；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非线性、阶段性作用，可以扩展适用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同时，受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相同作用表明整体性视角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户籍制度教育选举权社会公平 floating popul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ducation right to vote soci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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