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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避风港”制度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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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研究 2014年第3期 64-66页

作者：王鑫磊吉林大学法学院

"避风港"制度中的"通知删除"规则是促进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亲密合作,制止网络版权侵权行为蔓延,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重要机制。结合该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网络版权侵权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该规则具有"归责条款"的性质。"通知... 详细信息

"避风港"制度中的"通知删除"规则是促进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亲密合作,制止网络版权侵权行为蔓延,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重要机制。结合该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网络版权侵权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该规则具有"归责条款"的性质。"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成就与问题并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该规则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给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网络版权避风港通知删除规则完善

《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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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124-136页

作者：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

《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存在创新,增加的"反通知-选择期间"规则,作用在于平衡各方利益、防范恶意投诉。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相应规则相比,我国的规则并没有明确是免责条款,亦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从制度效果上看... 详细信息

《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存在创新,增加的"反通知-选择期间"规则,作用在于平衡各方利益、防范恶意投诉。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相应规则相比,我国的规则并没有明确是免责条款,亦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从制度效果上看,有可能造成纠纷大量涌入司法和行政体系、恶意通知人获得更大投机空间、而真实权利人维权成本增加的后果,违反立法本意。建议将该条款明确为免责条款,并赋予平台更多规则创新的空间和权力。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平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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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删除制度

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删除制度

作者：赵璐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引擎和驱动器。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轰炸效应,使网络成为一大传播媒介,也是著作权制度创新和变革的主要动因。怎样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使用和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至... 详细信息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引擎和驱动器。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轰炸效应,使网络成为一大传播媒介,也是著作权制度创新和变革的主要动因。怎样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使用和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至于导致互联网成为“盗版天堂”;怎样既能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能兼顾到社会公众的利益,成为世界知识产权领域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促使着立法者不断寻求新的解决途径,通知删除制度就是为了应对网络侵权而创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针对网络侵权中的通知删除制度主要论述了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阐明网络侵权中通知删除制度的界定、理论基础及价值。通知删除制度最早在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确立,我国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23条中确立了该项制度。它赋予了被侵权人在获知侵权行为的发生后向网络服务提供商通知侵权内容并要求其采取必要补救措施的权利,与此相对应,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在接到通知后及时进行审查并采取删除等补救措施的义务,并且对未及时补救所造成的损失与实际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通知删除制度以危险控制力和损害原因力两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法利益平衡理念为主线,为网络侵权中的受害方提供了具体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填补了被侵权人的损害,同时也兼顾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利益,维护了知识产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我国网络侵权中通知删除制度现实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原因和克服的方法。尽管我国通知删除制度在立法层面得以确立,但司法实践效果并没有达到预设的立法目标,很多时候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因,再加上法院通常对它判处较低的赔偿金,致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忽略违法成本而“选择性守法”。适当地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威慑并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认真履行自身的义务,减少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使通知删除制度真正实现填补损害、抑制侵权的价值目标。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我国网络侵权中通知删除制度的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一些完善建议。目前我国法律关于通知删除制度的规定并不详尽,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附加了过高的义务,忽视了对真正侵权者的追责,在确定侵权责任的分担时,很多法院难以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在完善通知删除制度的规则设定中,要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及判断侵权的费用负担主体;可以考虑推行网络实名制以使受侵害权利人更快捷有效地获取救济途径,实现对直接加害人的追责;引入不同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立第三方行政审查机构对所涉侵权内容进行认定;改变现有的赔偿模式和标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区域内确定统一的法定赔偿标准,明确法院审判时的酌定因素,实现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网络用户合法利益保护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网络侵权通知删除局限性缺陷惩罚性赔偿

论通知删除制度中合格通知主观善意的证明——以通知前的初步审查为中心

同方学位论文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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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41卷 43-51页

作者：汪文涵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宁波31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将合格通知的要件表述为“侵权初步证据和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尽管其包含合格通知的核心要素,但并不完备,无法根据该条款保证投诉人的主观善意。在主观要件上,应延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详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将合格通知的要件表述为“侵权初步证据和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尽管其包含合格通知的核心要素,但并不完备,无法根据该条款保证投诉人的主观善意。在主观要件上,应延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中“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并构建通知前的初步审查制度。投诉人发送通知前,应当对是否侵权进行初步审查,履行通知前的一般审查义务,并将其审查过程以书面形式提交,作为主观善意的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纳入审查范围,以此保证投诉人的主观善意。

关键词：通知删除合格通知通知前审查主观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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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

人民法治 2021年第3期 52-55页

作者：刘莹璠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在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的交叉领域,为有效平衡电商平台经营者与版权人之间的利益,司法实践以经济分析为视角,将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视为判定其间接侵权主观过错的要件之一。同时电商平台的被动注意义务则依附于“通知删除”规则中对“删... 详细信息

在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的交叉领域,为有效平衡电商平台经营者与版权人之间的利益,司法实践以经济分析为视角,将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视为判定其间接侵权主观过错的要件之一。同时电商平台的被动注意义务则依附于“通知删除”规则中对“删除”措施的及时兼审慎履行,以此对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如何具体承担义务与责任的议题作出了较为科学的回应。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间接侵权主观过错电商平台注意义务通知删除电子商务义务与责任

“通知删除”制度在专利侵权领域的适用——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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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明与专利 2018年第7期15卷 106-108页

作者：李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100720

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在著作权领域,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通知删除"的制度,《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针对网络上的民事侵权行为规定了"通知删除"的制度。在"嘉易烤公司诉金仕德公司和天... 详细信息

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在著作权领域,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通知删除"的制度,《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针对网络上的民事侵权行为规定了"通知删除"的制度。在"嘉易烤公司诉金仕德公司和天猫公司"一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探讨了专利侵权领域中的"通知删除"问题,认为被告天猫公司在接到原告的他人侵犯自己专利权的通知后,没有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的措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专利侵权的认定不同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络公司没有判定相关商品侵权与否的能力。与此相应,是否应当将"通知删除"制度延伸到专利侵权领域,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通知删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商平台专利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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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侵权通知删除规则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2年第2期35卷 85-88页

作者：张圣强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在网络侵权认定与责任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适用方式不明确以及利益冲突等原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上仍存在错误通知频繁难以规制、必要措施采取不当以及反通知后的合理期限难以确定等问题。针对... 详细信息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在网络侵权认定与责任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适用方式不明确以及利益冲突等原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上仍存在错误通知频繁难以规制、必要措施采取不当以及反通知后的合理期限难以确定等问题。针对现行法律规制不足,应对错误通知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对必要措施的采用以柔性规则解释以及在等待期上设定上限并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选择权的方式以解决适用中的难题。

关键词：网络侵权反通知通知删除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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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用通知删除与避风港和红旗原则

如何适用通知删除与避风港和红旗原则

中国知识产权论坛(2015)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年会

作者：王永涛 "东方意海"著作权保护公益联盟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注意属于较高注意,不易强加。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署名权的注意,属于合理注意... 详细信息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注意属于较高注意,不易强加。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署名权的注意,属于合理注意。传播没有署名的文字作品,就如同红旗高高飘扬,侵权的特征非常明显,就是对著作权相关法律不太懂,只要具备社会公德意识,都应该能发觉侵权,而进行合理保护。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都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合理注意的义务和责任,侵犯署名权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海量信息、电子公告服务,没有法律规定其审查的言论,是没有社会公德意识的言论,是对著作权人人身权的一种践踏。著作权合理传播也是社会公益的一种行为,符合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规划。合理传播文字作品的基本特征是不侵犯作品的署名权,前提是不侵犯著作人身权。著作权人的人身权有两方面,一是肉体人身权,二是著作人身权,两者皆为著作权人的人权。无论知道不知道,刑法上对伤害肉体人身权都会进行制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人身权却免责,怎会合理。私权虽小于社会公益,但人权不可欺,就如同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可欺,欺者必被究。网络的发达,不能随意践踏在著作权人的人身之上。否则,祖国的文化事业不会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保护侵权通知删除避风港红旗原则

来源： cnki会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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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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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研究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研究

作者：何世全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版权侵权认定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适用场域限于著作权领域、适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较少、适用措施仅限于“移除、断开链接”等问题,难以适应规制网... 详细信息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版权侵权认定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适用场域限于著作权领域、适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较少、适用措施仅限于“移除、断开链接”等问题,难以适应规制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现实需要。而旨在修正“通知—删除”规则的“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法律适用顺序、合格通知标准、必要措施的选择等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中作用和责任的正确认定至关重要,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动因所在。文章第一部分先梳理了“通知—删除”规则在美国的发端,进而按照《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的时间线对“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确立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文章第二部分对学界关于“通知—删除”规则性质的“免责事由说”和“侵权构成说”的两种立场进行规范分析。“免责事由说”认为“通知—删除”规则旨在为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事件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免责事由,亦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即可免除自身责任。这一立场能起到平衡保护互联网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的价值需要,但也存在被网络服务提供者滥用于逃避自身责任的道德风险。相比之下,“侵权构成说”认为“通知—删除”规则是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事件中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侵权责任的判断依据,亦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未在收到通知后履行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的义务便足以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这一立场凸显对互联网企业的强力监管和对网络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但存在不当加重互联网企业负担的潜在风险。文章第三部分从“通知”、“必要措施”和“过错”三个维度对“通知—删除”规则的结构要件进行分析。就通知而言,通知要件作为这一规则的触发机制,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满足“形式要件+初步证据”标准的合格通知具有完整的规范效力自不待言,但“初步证据”的标准仍不够清晰。“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张到商标、专利、民商事侵权等领域,却忽视这些领域的特殊性:(1)商标、专利侵权的判断对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实质判断;(2)商标、专利侵权中,权利人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均可轻易查到,此时是否有必要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反通知”义务不无疑问。此外,不合格通知是否具有规范效力、是否应当具有与合格通知相同的规范效力也存在立法阙如。就删除而言,“删除”等必要措施的履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责任免除事由。由于“移除、断开链接”的单一删除措施不足以适应新型网络知识产权规制的现实需要,因此,“必要措施”应运而生。但“通知—删除”规则和“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分属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带来法律适用顺序的难题。此外,必要措施本身也面临必要性判断、与转通知的关系等问题。就“过错”的认定而言,在侵权行为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应当径直适用“红旗规则”,至于权利人是否发出通知、发出的通知是否合格均不影响红旗规则的适用。当且仅当侵权行为不明显,即红旗规则难以适用的情况下,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即以“通知”作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提供依据。“通知”只是“过错”的认定依据之一,而非全部;而“不合格通知”在满足“多次”等情况可以且应当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尤其是在算法背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设计对内容进行筛选、排名、推荐,改变了包括侵权内容在内的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作品的“机械传播”样态,更应当承担积极主动的注意义务。此外,算法的具体规则并不明朗、甚至有“黑箱”的嫌疑。尽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算法并未针对单一的内容,但推荐获得巨大流量或收益却是不争的事实。此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主动进行筛选和过滤)也具有正当性基础。文章第四部分总结我国“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需要完善之处,并针对性提出完善路径:其一,应坚持“不同效力层级间上位法优先,相同效力层级间特殊法优先”的逻辑确定法律适用顺序,以《民法典》统摄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其二,承认“不合格通知”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效力,即不合格通知应当作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的依据之一;其三,将“转通知”纳入“必要措施”之中,并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据“比例原则”确定具体的“必要措施”;其四,因应算法盛行的时代背景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事前注意义务。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必要措施注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