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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乏力与重塑——以侮辱、诽谤罪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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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 2024年第3期 97-112页

作者：储陈城刘森安徽大学法学院

当前网络暴力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问题,刑法在应对此类案件时显得左支右绌。本文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理论和实务界将网络暴力型侮辱罪、诽谤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单一、个人、轻微法益,导致刑法的关注程度大幅降低;网络暴力主体范围难以确... 详细信息

当前网络暴力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问题,刑法在应对此类案件时显得左支右绌。本文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理论和实务界将网络暴力型侮辱罪、诽谤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单一、个人、轻微法益,导致刑法的关注程度大幅降低;网络暴力主体范围难以确定,促使“法不责众”刑事思维的产生;自诉人举证困难、司法协助不足致使自诉程序适用不通畅等。尽管理论界提出了增设新罪、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全面公诉化,以及将网络暴力行为拟制为伤害、杀人行为等规制网络暴力的方案,但是均未有效针对网络暴力刑法治理乏力产生的底层逻辑,没有对症下药。合理提振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士气,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应明确网络暴力型侮辱、诽谤罪的保护法益为复合法益;划定网络暴力刑事责任主体为首发者和积极参与者;增强司法协助,畅通网络暴力案件被害人自诉程序。

关键词：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罪复合法益刑事自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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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型诽谤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析

网络型诽谤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析

作者：周常圆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信息网络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普及,除了带给人们巨大的生活便利外,还产生了传统犯罪与互联网结合的新型犯罪方式。网络型诽谤罪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网络型诽谤罪的频发成为刑事治理领域备受关注的现象... 详细信息

信息网络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普及,除了带给人们巨大的生活便利外,还产生了传统犯罪与互联网结合的新型犯罪方式。网络型诽谤罪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网络型诽谤罪的频发成为刑事治理领域备受关注的现象。为了治理网络犯罪、塑造清朗网络空间,2013年两高发布了《诽谤解释》,其中网络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被广泛采纳的同时也引发学术界争议;2023年发布的《指导意见》与时俱进地修改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具体情形,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一步完善了网络型诽谤罪的司法适用。但在具体实践中,认定网络型诽谤罪还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通过梳理2013-2023十年间既有的司法判例,可以得出网络型诽谤罪呈现入罪率高、涉案地域广但定罪困难的特征。据此借助实证分析、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归纳出网络型诽谤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着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单一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判定不明晰、诽谤对象为特殊主体时高度影响法院判决、积极参与者责任不明这四个问题。文章从网络型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和司法适用现状出发,逐一分析本罪在司法认定方面面临的复杂问题,并提供解决建议,以期为依法惩治网络型诽谤罪、肃清网络空间提供法律保障。具言之,对于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单一化的问题,在肯定情节严重是入罪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实务界倾向适用第二条数量标准的原因及弊端,提出应当改变司法实践中单纯依赖点击、浏览、转发次数来入罪的情形,明确“量”的实质判断标准,以多元化的标准来认定“情节严重”;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判定方面,支持和采纳《指导意见》中综合考量的方法,由强调结果不法转为结合侵害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的全面衡量,还必须要考虑网络诽谤行为的有因性和常态性,同时要注意优化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路径;诽谤对象为公众人物时,公民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会存在一定冲突,基于公众人物的身份的特殊性,主张适当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规格,借鉴沙利文规则,在具体适用上加强对于诽谤公众人物的入罪限制,只有同时满足主客观两个条件才有可能适用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而对于诽谤政治性公众人物同时有诽谤我国国家形象意图的,必须严惩;在责任主体的认定上,注意诽谤的发起者要承担首要责任,积极参与者满足情节严重要求的,也要承担刑事责任,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承担安全管理义务。最后,面对本罪与相似罪名的区分问题,明确网络型诽谤罪与网络型侮辱罪的区分重点在于网络暴力的语言虚构性与否,与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由于在犯罪动机和危害后果上的不同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诽谤罪网络型诽谤司法认定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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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型诽谤罪研究

网络型诽谤罪研究

作者：李秋月黑龙江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得当下时期网络舆论乱象频发,诽谤言论数量激增,在互联网治理大背景下,网络型诽谤罪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更多难题,打击网络诽谤犯罪尤为重要。以“郎某、何某诽谤案”、“茅春花诽谤案”为切入点,将视角聚焦于实践中网... 详细信息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得当下时期网络舆论乱象频发,诽谤言论数量激增,在互联网治理大背景下,网络型诽谤罪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更多难题,打击网络诽谤犯罪尤为重要。以“郎某、何某诽谤案”、“茅春花诽谤案”为切入点,将视角聚焦于实践中网络型诽谤罪引起争议和思考的问题,包括入罪标准上“情节严重”认定的量化标准过于简单化、公诉条件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各方面情形标准模糊、自诉人适用自诉程序救济时取证困难、诽谤罪对象为公职人员或普通公民的认定标准不明这四方面的问题研究。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在认定入罪标准方面,加强对“情节严重”的实质判断、明确诽谤罪主体责任归属,以期达到网络诽谤行为规制的更佳效果;在完善公诉条件方面,通过丰富公诉标准内容,探索细化的自诉转公诉衔接程序,明确网络诽谤案件救济途径的适用标准;在适用自诉程序方面,完善自诉人取证制度。通过研究这些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希望能为网络型诽谤罪的司法实践更具操作性以部分思考。

关键词：诽谤罪网络诽谤司法认定

诽谤罪价值构造的结构变化——以媒介作为变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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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大学 2022年第7期195卷 40-52,118页

作者：冯建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传播媒介是影响诽谤罪发展演变的重要变量。在现代报刊尚未盛兴的“前大众传播时代”,诽谤罪主要被封建统治阶层作为钳制言论的“利器”。随着传统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成为信息流动和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由于媒介资源的稀缺性,表... 详细信息

传播媒介是影响诽谤罪发展演变的重要变量。在现代报刊尚未盛兴的“前大众传播时代”,诽谤罪主要被封建统治阶层作为钳制言论的“利器”。随着传统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成为信息流动和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由于媒介资源的稀缺性,表达权相对处于优先保护地位,名誉权往往是作为前者的限制条件而存在。进入“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互联网时代,为了平衡表达权与名誉权日趋扩大的势差,诽谤罪的价值构造进入一种新的冲突状态,由此带来表达权与名誉权的比例关系发生了结构变化。在特定媒介时空条件下,相较表达权,名誉权不仅被转而置于优先保护地位,而且其比重及机率或会逐渐加大。刑法对于网络空间公民名誉权进行有针对性的倾向性保护,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案的公正,更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关键词：网络空间诽谤罪价值构造表达权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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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罪的司法认定

诽谤罪的司法认定

作者：张琳琳广西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随着网络诽谤问题日渐凸显,我国学界对诽谤罪也展开了热烈讨论。诽谤罪基本问题中客观方面(主要是客观行为和行为对象)、主观方面(故意)及情节严重的认定上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亟待通过深入研究予以明确。在客观行为的认定上,行... 详细信息

近年来,随着网络诽谤问题日渐凸显,我国学界对诽谤罪也展开了热烈讨论。诽谤罪基本问题中客观方面(主要是客观行为和行为对象)、主观方面(故意)及情节严重的认定上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亟待通过深入研究予以明确。在客观行为的认定上,行为内容以虚假事实为前提,应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同时以损害特定对象的名誉为必要条件。对有损特定对象名誉的真实事实进行散布,不属于诽谤行为的范畴;行为方式应认定为单一的散布行为,在行为特征上须具有公然性。在行为对象的认定上,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诽谤应对针对公职行为的诽谤与个人生活的诽谤进行界分,对于公职行为的诽谤应当降低保护的规格;死者能够成为本罪的对象。在主观故意的认定上,本罪的罪过形式应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对于仅有散布行为的主体存在诽谤故意的认定流程如下:在认识层面,考察其客观表现,推定其是否存在对事实虚假性、损誉后果可能性的“明知”,将非故意心态排除;随后在意志因素层面,以“客观推断主观”的方式,通过对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外在表现对其“希望”发生损誉后果的心理的进行综合推断。若能推定,成立直接故意;反之可认定存在间接故意。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上,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杜绝仅凭数量标准认定犯罪的现象,在认定过程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传播范围、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造成的损害后果等。

关键词：诽谤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情节严重

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研究——以杭州何某、郎某网络诽谤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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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研究——以杭州何某、郎某网络诽谤案为例

作者：刘金曦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对犯罪的追诉包含自诉与公诉两种形式,两种方式根据自身特点在刑事犯罪追诉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诽谤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类犯罪,对其追诉既可以自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公诉。但是随着现实生活日益复杂多变,且法律制度具... 详细信息

我国对犯罪的追诉包含自诉与公诉两种形式,两种方式根据自身特点在刑事犯罪追诉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诽谤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类犯罪,对其追诉既可以自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公诉。但是随着现实生活日益复杂多变,且法律制度具有稳定性、滞后性的特点,诽谤罪在追诉上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2020年发生的杭州何某、郎某诽谤案也进一步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风险和缺陷,值得我们进行思考。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共计两万余字。第一部分介绍杭州郎某、何某诽谤案的基本情况。郎某连同何某诽谤被害人谷女士包养快递员,并通过网络传播。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涉诽谤行为是否达到诽谤罪的公诉标准;本案在提起自诉后应当如何从自诉转为公诉程序。第二部分对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法理分析。首先以比较法的方式,以德国、法国、俄罗斯、我国台湾地区为例,重点探索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较为接近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何对诽谤罪的设置及追诉制度进行规定。然后对我国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现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诽谤罪公诉标准的具体内涵,进而讨论诽谤案件中公诉标准应如何适用;二是讨论自诉转公诉程序的基本内容,分析自诉转公诉不同衔接方式对应什么样的司法过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三是通过上文比较法和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分析,总结目前诽谤罪自诉转公诉尚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公诉标准存在立法缺陷、自诉与公诉程序衔接不完善、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三个方面。第三部分阐述本案的分析与结论。结合第二部分的法理分析,对本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本案符合公诉标准应当提起公诉,本案中法院劝说自诉人撤回起诉的做法较为合理。第四部分阐述了案例分析的启示。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明确诽谤罪的公诉标准、完善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规定、自诉权救济。

关键词：诽谤罪自诉转公诉公诉标准追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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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诽谤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许杰广西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诽谤罪在客观方面、犯罪对象等存在诸多司法认定疑难问题。认为:本罪客观方面“捏造事实”的推定,应支持“杜撰必要说”观点;“诽谤信息转发超500次将入刑”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着重于信息有效传播的次数,排除无效传播的情形;除一般自然人... 详细信息

诽谤罪在客观方面、犯罪对象等存在诸多司法认定疑难问题。认为:本罪客观方面“捏造事实”的推定,应支持“杜撰必要说”观点;“诽谤信息转发超500次将入刑”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着重于信息有效传播的次数,排除无效传播的情形;除一般自然人之外,逝者、法人亦可成为本罪之侵害对象,政府等国家机关非本罪之对象;“散布”行为方式认定“一对一”的传播方式亦可为散布行为;“篡改”的认定上,行为人仅篡改相关事实,未将篡改事实发布,则不构成诽谤罪;共同犯罪认定上,营销号、博主的转载行为或可构成犯罪,网友“求视频”的教唆行为不构成教唆犯。在本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上,中止、未遂形态认为应当采用构成要件说,犯罪行为符合本罪的条件即构成停止。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侮辱罪为直接故意,而诽谤罪除了直接故意之外,也有间接故意的存在可能性;诬告陷害罪本身侵犯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诽谤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的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以及国家司法机关正常活动。

关键词：诽谤罪犯罪特殊形态犯罪对象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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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诽谤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网络诽谤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禹露河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网络诽谤行为,是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并利用网络平台散布,意欲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网络诽谤罪是传统诽谤罪的异化形式,我国没有针对网络诽谤罪的单独立法,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 详细信息

网络诽谤行为,是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并利用网络平台散布,意欲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网络诽谤罪是传统诽谤罪的异化形式,我国没有针对网络诽谤罪的单独立法,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罪的构罪要素,包括“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行为要素、“情节严重”入罪要素、“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由自诉转为公诉的标准。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刑法》第246条第3款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该款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网络诽谤罪取证问题的解决路径。上述这些规定对网络诽谤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网络诽谤案件在司法认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网络诽谤解释》将网络诽谤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为“捏造并散布”、“篡改并散布”、“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散布”三种,学界对前两种行为方式没有争议,但对于将第三种“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散布”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一直存在分歧:就司法解释中该条款是合理的扩大解释还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未达成一致意见;其二,《网络诽谤解释》设立了判断“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由于数量标准的易获得性,导致司法案件的处理过于依赖该数量标准而缺少对诽谤内容、传播公然性、名誉损害结果的实质审查,实践中出现了仅凭数量标准入罪是否妥当的争议;其三,《网络诽谤解释》第3条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细分为7种情形,但实务中对于第2种情形中“公共秩序”的认定存在争议,且实务中缺少对第4种情形“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的实质审查,往往诽谤人数达至3人且“情节严重”就推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因此,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应当明确认定的范围。针对以上问题,为进一步规范网络诽谤罪的司法认定,首先,对于《刑法》法条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应当以单一行为说的观点加以理解,《网络诽谤解释》将“明知而散布”的情形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是合理的扩大解释,司法实践中也应将司法解释中的该种情形认定为入罪情形;其次,对于网络诽谤入罪要素“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应当在坚持形式规范的基础上探求“情节严重”的实然标准,建立“危害行为情节严重”及“危害结果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对虚假内容、传播方式、危害结果三者进行综合审查,以此认定是否达到实质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将虚假内容的范围限制于绝对虚假、虚假内容的程度应达到“足以危害公民名誉”、对线上线下传播公然性程度进行考量;再次,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公诉标准问题,应当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严格认定。主要包括“网络公共秩序”不应认定为“公共秩序”,且应区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与构罪要素“情节严重”的程度。

关键词：网络诽谤捏造事实诽谤罪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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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研究

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研究

作者：朱莎海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网络诽谤犯罪是指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编造虚假事实进行传播,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依据刑法第246条,当网络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应转为公诉。但目前对于何种网络诽谤行为应转为公诉?其法理依据是什么?实践中... 详细信息

网络诽谤犯罪是指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编造虚假事实进行传播,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依据刑法第246条,当网络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应转为公诉。但目前对于何种网络诽谤行为应转为公诉?其法理依据是什么?实践中对于自诉转公诉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不少争议。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以下四个部分,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部分分析了网络诽谤行为的特征,网络诽谤行为具有一般诽谤罪的特征,并具有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诽谤行为隐蔽性更强、社会危害程度更为严重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了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法理依据。基于网络诽谤行为的特征可知,网络诽谤行为容易侵犯超个人法益,而自诉难以维护超个人法益,以及自诉举证难的局限性,因此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更利于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第三部分整理了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与分歧,主要包括(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理解不一;(二)公诉标准模糊不明;(三)以及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不畅的问题。针对第(一)点存在的争议主要是网络空间秩序是否属于社会秩序,以及对于地方政府领导的网络诽谤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利益”。针对第(二)点公诉标准的争议,主要是认为目前司法解释的列举规定的标准还不够清晰明确,缺少操作性。针对第(三)点自诉转为公诉的程序衔接,尚无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进行明确规定,自诉转为公诉后原本受害人提起的自诉应如何处理。第四部分针对网络型诽谤案自诉转公诉提出合理的认定路径。首先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应将网络空间秩序认定为属于社会秩序,对于“危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应限定适用为国家领导人,排除地方政府官员的适用。其次,对于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公诉标准进行了明确,将50人以上作为作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标准;诽谤信息的点击量、浏览量超过50000次,或转发次数超过5000次,认定为引发“公共秩序混乱”;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确定多人的标准为3人及以上,诽谤信息浏览点击数或转发数达到现有司法解释“情节严重”标准三倍及以上,即诽谤信息的实际点击量、浏览量为15000次以上,或转发量为1500次以上,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关于“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将行为对象限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地方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排除在外;关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确定为受害人因诽谤自杀死亡、重伤或导致了严重精神疾病,以及其他达到与前几款规定具有相当程度危害性的情形。最后,受害人提起自诉后,因案件满足公诉条件而转为公诉的,确定由受害人撤诉的方式来结束自诉程序,进而顺利转为公诉程序进行追诉。

关键词：诽谤罪网络诽谤自诉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