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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犯罪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之提倡——以被害人认定、救济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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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第5期 108-114页

作者：时方喻玫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 详细信息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关键词：集资犯罪刑民交叉被害人救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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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件中的刑事归责问题

法学 2012年第12期 104-110页

作者：孙运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

对于行为人以较轻的殴打行为造成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一般认为行为人的殴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死亡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人则存在争议。如果将结果归因与结果归责相区分,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归责层序化,笼罩在... 详细信息

对于行为人以较轻的殴打行为造成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一般认为行为人的殴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死亡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人则存在争议。如果将结果归因与结果归责相区分,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归责层序化,笼罩在因果关系理论上的迷雾将散去,归责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客观归责理论不仅为我们判断归责提供了规则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启迪,也许能够推进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向前迈进并逐渐融入追求刑法精确化、精细化、精致化的潮流中。

关键词：被害人特殊体质死亡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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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28卷 114-123页

作者：张泽涛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0

目前,虽然适度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确有必要,但是国内学界主流的学术观点过于强化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为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之后的立法动态、刑事诉讼的本质及其基本法理,还是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 详细信息

目前,虽然适度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确有必要,但是国内学界主流的学术观点过于强化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为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之后的立法动态、刑事诉讼的本质及其基本法理,还是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来看,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能限定在物质补偿权与知情权等方面,否则就是过犹未及。

关键词：被害人诉权物质补偿权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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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35卷 94-101页

作者：朱嘉珺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赔偿制度出自正义,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衡平救济。正如它的名称(restitution)所包含的意义,赔偿意在使被害人恢复到原来状态,还原他们耗尽的资产。赔偿成为美国联邦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已近一个世纪了,它早期存在于缓刑等担保体系下,... 详细信息

赔偿制度出自正义,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衡平救济。正如它的名称(restitution)所包含的意义,赔偿意在使被害人恢复到原来状态,还原他们耗尽的资产。赔偿成为美国联邦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已近一个世纪了,它早期存在于缓刑等担保体系下,且具有不成文的特性。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初级联邦法院自身并不具有宣判缓刑的权力,国会因此在1916年明确授权给法院允许判处罪犯缓刑。通过判处缓刑,法院有权要求缓刑犯支付一定数量的罚金,赔偿或弥补被害方因被定罪的罪行而遭受的损失,给被害人提供他们需要负担的抚养费。这种授权持续不变了50年。尽管联邦法院不享有除刑事案件发布赔偿令以外的其他权力,该权力本身也很少被使用和执行。为了改善这种尴尬的状况,国会颁布了《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授予了联邦法院一般裁量权,可在美国"刑法典"第18章内规定的任何刑事案件或劫机案中下达赔偿令。在《1994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中,国会又在处理关于性虐待、儿童性剥削和家暴等联邦犯罪时建立了强制性赔偿制度。最终,国会通过了《1996年被害人强制赔偿法》,将强制赔偿被害人作为绝大多数联邦暴力刑事案件的定罪结果确定下来。

关键词：赔偿制度被害人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被害人强制赔偿法修复性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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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实现

法学评论 2017年第1期35卷 180-189页

作者：韩轶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被害人参与量刑的角色经历了由"当事人"到"量刑意见提出者"再到"和解协议达成者"及"调解协议协商者"的演变过程,却始终无法达到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所带来的量刑参与效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具有个人法益优先保护、被害人权利全面实现... 详细信息

被害人参与量刑的角色经历了由"当事人"到"量刑意见提出者"再到"和解协议达成者"及"调解协议协商者"的演变过程,却始终无法达到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所带来的量刑参与效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具有个人法益优先保护、被害人权利全面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均衡维护、刑事司法秩序有效恢复等理论根据。被害人可在自诉与一般公诉案件中作为独立的量刑参与人提供量刑建议,也可在刑事速裁与特别程序中作为谅解协议的协商者表达量刑建议。为保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实现,应使量刑建议具有一定刚性效力,允许量刑建议合理变更,明确针对量刑结论的自行上诉、申请抗诉与申诉再审机制,并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关键词：被害人量刑建议量刑参与量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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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法学评论 2001年第3期19卷 55-60页

作者：石英辽宁大学法学院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并赋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其权利保障方面 ,立法上仍有缺陷 ,故为确保被害人充分参诉 ,立法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并应完善被害人的诉讼代理制度及建立对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关键词：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完善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诉讼代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上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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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本土化构建研究

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本土化构建研究

作者：王悦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核心是被害人品格证据的排除和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具有强烈主观性,可能使事实认定者产生偏见,因此通常应当排除被害人品格证据。但被害人品格作为证据种类之一,在部分案件中与案件事实与辩护要旨具有不容忽视... 详细信息

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核心是被害人品格证据的排除和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具有强烈主观性,可能使事实认定者产生偏见,因此通常应当排除被害人品格证据。但被害人品格作为证据种类之一,在部分案件中与案件事实与辩护要旨具有不容忽视的相关性,因此例外情况下应当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绝对的排除和无限制的采纳都不利于事实认定和案件审判。为发挥品格证据证明价值,英美法系国家在漫长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我国在被害人品格证据立法和理论研究方面不足,司法适用无法发挥证明价值。因此,本文首先分析我国被害人品格证据立法和司法案例情况,总结现存问题。在此基础上,考察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并且参考可借鉴之处,从而提出本土化构建设想。第一部分,厘清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内涵。首先明确被害人品格证据概念,在此基础上,与证据规则体系结合,总结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涵义。最后研究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价值,从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本土化构建的必要性角度分析了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意义。第二部分,针对我国被害人品格证据现状进行问题分析。首先,查找立法依据,我国立法无被害人品格证据之名,但是在部分条文中体现被害人品格证据之实;其次,检索案例并对其中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在立法和司法适用分析基础上,归纳出在证据立法、适用程序、审查标准、权益保障四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对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进行考察。先从历史沿革方面分析英美法系产生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原因并且总结沿革规律。再综合分析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排除和采纳,并且深入研究了该规则下的特别规定。第四部分,对被害人品格证据本土化构建进行展望。参考英美法系值得借鉴之处,提出证据立法、适用程序、审查标准三方面的具体设想,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和品格调查制度两大制度保障,以期推动我国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本土化构建。

关键词：被害人品格证据证据规则本土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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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与辩诉交易

被害人与辩诉交易

作者：周伟丽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具有结案快、效率高的特点而在实践中被广为适用。刑事被害人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个体,与犯罪的处理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辩诉交易仅由控辩双方围绕... 详细信息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具有结案快、效率高的特点而在实践中被广为适用。刑事被害人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个体,与犯罪的处理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辩诉交易仅由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指控和量刑进行协商,法官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形式审查,使得被害人的利益在该制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正是辩诉交易自产生之初就备受争议的内容之一。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着案件积压与效率低下的现实,辩诉交易对缓解这种状况无疑具有借鉴意义。鉴于美国辩诉交易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不足,我国在借鉴该制度时需要认真对待被害人的定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被害人参与美国辩诉交易的现状进行考察并反思,从而为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构建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时,恰当地解决被害人的定位问题提供帮助。本文运用历史与实证考察的研究方法,以被害人为视角,对辩诉交易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并就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制度以及被害人的定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三万一千余字。第一部分对美国被害人参与辩诉交易的现状进行考察并反思。本部分首先对现状进行考察,从美国辩诉交易的实践看,被害人在该制度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主要表现在被害人对辩诉交易的启动无法施加影响,对交易内容不享有知情权,赔偿问题不是协商的必要内容以及法院审查辩诉协议时较少考虑被害人因素等。接着对被害人缺位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以被害人与被告人、被害人与国家两种关系的发展变化为角度进行切入,认为被害人缺位的原因主要在于现代刑事诉讼权利保障向被告人倾斜和国家垄断公诉两个方面。被害人在辩诉交易制度中的缺位,不仅容易使被害人“再次受害”,而且在刑罚功能的实现及权力的监督方面都存在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被害人参与辩诉交易的理论依据。笔者认为被害人参与辩诉交易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犯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私人权益的行为,检察官并不能当然地代表被害人的所有利益诉求,并以此作为被害人参与辩诉交易的首要理论依据。其次,从实现刑罚的功能角度,包括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和特殊预防功能,都有必要吸收被害人参与辩诉交易;再次,被害人的参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弥补辩诉交易轻视交易的事实基础方面的不足;最后,被害人参与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诉讼的公正价值,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价值。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辩诉交易”的实践状况及被害人参与的必要性。尽管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具有辩诉交易特征的做法,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进行的“辩诉交易",共同犯罪案件中与从犯的交易,贿赂案件中对指证受贿人的行贿人进行兔责处理等,这些司法实践为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我国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当事人主体地位,为了适应在诉讼程序中体现其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需要,保障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权,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时也有必要对被害人利益予以适当照顾。第四部分旨在从被害人参与的角度构建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吸收被害人参与辩诉协商制度,首先要适当协调被害人与检察官、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从立法上赋予被害人在辩诉协商程序中的相关权利,从而为其参与辩诉协商提供法律依据。然后在被害人参与辩诉协商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从适用的案件范围、协商的内容以及适用的程序三个方面进行设计。最后,为了保证被害人能够有效地参与辩诉协商,保障辩诉协商的顺利进行,还有必要对被害人律师帮助制度和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完善。

关键词：被害人辩诉交易参与辩诉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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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问题研究

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问题研究

作者：刘思齐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视被害人的诉求存在着诸多弊端，既不利于惩罚犯罪，也无益于人权保障与社会稳定的维护，因而开始提倡通过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有着与基于现代刑罚理论的刑事诉... 详细信息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视被害人的诉求存在着诸多弊端，既不利于惩罚犯罪，也无益于人权保障与社会稳定的维护，因而开始提倡通过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有着与基于现代刑罚理论的刑事诉讼活动不同的价值基础。被害人的参与，不仅导致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刑事诉讼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而且要求刑事司法机关更加注重个案正义，要考虑犯罪人悔罪状况、人身危险性、受害人的谅解乃至于社会舆论与刑事政策等因素。这使得现代刑罚理论中的以形式正义为约束框架的相对报应理论受到了挑战，也让刑事司法机关的价值选择问题复杂化：除了安全、自由、形式平等等价值外，它还要将实质正义、和谐稳定等价值置于重要的地位。面对这种状况，如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使得刑事司法失去了标准，不能提供给案件当事人以可预测的结果，不能给予当事人最基本的平等对待，那么由此产生的司法裁量的任意性就将破坏审判的公正。刑事司法机关能否妥当地处理上述问题，关系到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否具有可行性。另外，司法的可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也有较为关键的联系。一种立法上的安排，应当具有良好的司法适用性。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会导致审判的不公，这种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合理的。因此，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应当是有限度的，需要尽可能避免对刑事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产生不利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目的，拟通过论证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困境和出路，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立法设计和司法操作设置程度上的界限。讨论如何在多元的价值之间保持可预测性，需要首先明确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多元本身的含义是什么，二是在理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有哪些主要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过讨论。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论文认为，总的来说，一个社会在面对多元价值间的选择时，一方面应当明确适宜的生活存在着许多合理的形式，有不同的价值排序，这是一种地方性的事情，语境化的分析是必须的，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同样也存在着某些普遍的价值是各种适宜的生活均不能否弃的，具有超越语境的共通性，即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其它地方性的选择才能够实现。因此，在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所引起的几种主要的价值冲突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分类，一类是作为司法审判的基本框架的价值与其它价值之间的冲突。另一类是具体的价值间的冲突。对前一种冲突，刑事司法机关首先要从尊重法律适用的普遍性和可预测性的角度出发，而非为给定的目标选择一种合适的法律适用方式，不能仅仅诉诸于道德共同体的传统或是寄希望于寻求各当事方的妥协。对后一种冲突，刑事司法机关则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分析，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仔细衡量每种选择的可能后果。由于任何价值选择方式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论文在最后一部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时，结合了我国的国情。我国司法机关既相对于规则本身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追求实际效果的最大化。法治的话语虽已被广泛采纳，但其基础远没有如西方社会一般稳固。因此，我们一方面更加需要较为明晰的立法规定，以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权，维护法治的价值，另一方面则需要司法机关在追求个案正义时，能从具体的语境出发，综合权衡基本价值和其他具体价值，做出审慎的选择。相应地，针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问题，在立法方面，我国不宜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将被害人的权利扩大到对于核心诉权上，以防止因立法中的价值冲突而放任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在司法方面，刑事司法机关在考察并采纳被害人的意见时，不能轻易偏离法治理念，尤其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可的刑罚原则，而且要注意政策、民意、当事各方的诉求以及规则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不应片面地凭想象做出决定。

关键词：被害人刑事诉讼参与限度价值多元中国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