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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述论

苏区研究 2023年第4期 27-44页

作者：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1935年发生在西北苏区的肃反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也是对历经艰难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的严峻考验。成功化解这一危机,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但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非常薄弱,现有... 详细信息

1935年发生在西北苏区的肃反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也是对历经艰难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的严峻考验。成功化解这一危机,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但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非常薄弱,现有著述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严重差错。基本史实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就敏锐地发现这场肃反存在问题,但没有如社会传言那样,闻讯即下令释放刘志丹等肃反中的被捕者,而是迅速通过一系列审慎的工作,辨明真相,匡谬释怨,稳妥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该案的处理,但因主要工作任务和所处时空的不同,他们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系统梳理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的历程,并就其中一些问题展开辨析,有助于从整体上客观地反映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共中央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正确性,彰显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肃反西北苏区危机刘志丹

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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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2011年第6期 56-68页

作者：黄正林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 详细信息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肃反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将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

关键词：刘志丹陕甘边苏区红军第26军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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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

史学集刊 2015年第4期 84-96页

作者：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是中共最重要的竞争优势。1930年后中共把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 详细信息

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是中共最重要的竞争优势。1930年后中共把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后,由于经验和认识的差别,由于对权力分配的歧见,由于领导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个人品格的缺陷,与开创苏区的地方领导人万涛、段德昌、贺龙等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万涛等违反当时中共组织原则,展开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活动,在湘鄂西四大上几乎成功,但最终在中央干预下失败。为维护领导地位、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夏曦发动了残酷的肃反,前后约三千人被捕。夏曦领导能力严重不足,无法像张国焘那样在肃反后建立牢固的领导地位,为勉强维持领导,不得不在1932-1934年间先后四次肃反,湘鄂西重要干部大多被杀。夏曦领导的肃反杀了大约几百人,多数是干部,贺龙回忆中说的上万人被杀不是事实。

关键词：湘鄂西肃反改组派苏区红军夏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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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近代史研究 2012年第4期 120-133页

作者：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主义,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 详细信息

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主义,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肃反红四军白雀园

筚路蓝缕,匠心独具——评《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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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研究 2021年第2期 102-114,128页

作者：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是目前关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集研究与资料为一体,根据不同时段、不同文献类型,细分为十个专题,除第一个专题是作者自己阅读史料的心得和创作外,其他九个专题均... 详细信息

《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是目前关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集研究与资料为一体,根据不同时段、不同文献类型,细分为十个专题,除第一个专题是作者自己阅读史料的心得和创作外,其他九个专题均为资料集成。该书以编年纪事的方式梳理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反映出革命先辈在陕北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和不易;以大量的文献为依据,还原了“左”倾路线在陕北、陕甘边根据地推行并发展为错误“肃反”的过程;同时尽最大努力收集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相关的文献,为研究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形成以及“肃反”相关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西北根据地肃反文献《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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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89年第2期 280-298页

作者：李正文

我在1934年春,在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研究部任执行委员,即研究部长,当时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指导方针,致使北平的党组织全部被破坏,不仅和党失掉了联系,而且社联的组织也不存在了。当时我参加了北平公开大型理论刊物《... 详细信息

我在1934年春,在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研究部任执行委员,即研究部长,当时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指导方针,致使北平的党组织全部被破坏,不仅和党失掉了联系,而且社联的组织也不存在了。当时我参加了北平公开大型理论刊物《世界文化讲座》杂志编辑工作。四个“讲座”,由我编写两个:“唯物辩证法讲座”和“政治经济学讲座”。创刊号出了不到十天。

关键词：共产国际斯大林苏联人内务部共产党托洛茨基肃反研究部季诺维也夫法西斯主义

群众中的肃反与肃反中的群众——1955年顺义县小学教职员肃反运动的典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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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刊 2017年第1期 59-75页

作者：马思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55—1958年的肃反运动不仅是既有肃反运动的路径延续,同时也是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社会化、群众化。本文拟通过观察1955年在顺义县小学教职员中开展的肃反运动的酝酿、发动、收束过程,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挖掘这场群众运动中所展现出的... 详细信息

1955—1958年的肃反运动不仅是既有肃反运动的路径延续,同时也是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社会化、群众化。本文拟通过观察1955年在顺义县小学教职员中开展的肃反运动的酝酿、发动、收束过程,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挖掘这场群众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政治运作机制、基层社会结构、群众思想风貌等层面不易为人察觉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蕴。

关键词：肃反群众运动顺义县小学教职员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之七)——徐海东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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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 1995年第10期 33-36页

作者：陈兴江苏

“你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陕北肃反的错误,下令释放刘志丹、习仲勋和其他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徐海东在高兴的同时,也引发了他长期系在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原红25军还有300多个“... 详细信息

“你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陕北肃反的错误,下令释放刘志丹、习仲勋和其他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徐海东在高兴的同时,也引发了他长期系在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原红25军还有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尚未解决。这300多个人中,有团长、政委、营长、连长。

关键词：徐海东扩大化错误反革命嫌疑犯中国革命毛泽东红25军鄂豫皖苏区肃反省委书记周恩来

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肃反运动爆发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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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肃反运动爆发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作者：胡博北方工业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内肃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从193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长征结束,在短短六年时间里,有7万多名“AB团、2万多名“改组派”和6352名“社会民主党”被冤杀(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详细信息

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内肃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从193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长征结束,在短短六年时间里,有7万多名“AB团、2万多名“改组派”和6352名“社会民主党”被冤杀(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实际则更多),“肃反”运动、“扩红”运动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动摇了中国革命的根基,伤害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迫使红军放弃了苦心经营多年根据地,走上了大范围战略转移的长征之路。肃反运动虽然是由王明极“左”路线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共产国际反“右派”政策的误导和苏联国内斗争思想的消极影响,在“宗派主义”、“唯成分论”、“血统论”的指导思想下,知识分子的“原罪”被无限放大,对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知识分子由“完全依赖”转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仅从个人品德、领导机制上作解释,的确还不能令人信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出发,着重分析肃反运动直接指挥者的人格缺陷和政治品质,解析他们在危机环境下的变态反应,以此来说明肃反运动扩大化的复杂动因,也许能让这段令人困惑、百思不解的历史之谜,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给后人带来的思考是沉重,也是痛心的。它既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又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人本”思想和“仁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挫折。这场历史悲剧告诉人们：只有搞清楚悲剧发生的原因,才能有效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只有建设好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的领导体制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动刀流血的“剖腹产”变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顺产”。

关键词：肃反共产党人格缺陷党内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