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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考据学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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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1期 39-45,18页

作者：吴怀祺

中国近代考据学和清乾嘉考据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是传统考据学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考据的范围扩大了，考经、考史、考诸子、考宗教、考戏剧、考小说。史学家把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有的文献结合起来... 详细信息

中国近代考据学和清乾嘉考据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是传统考据学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考据的范围扩大了，考经、考史、考诸子、考宗教、考戏剧、考小说。史学家把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有的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订。

关键词：王国维考据学考史古史新证中国近代二重证据法上卷殷周音韵学清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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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的历史盛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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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 2001年第2期 45-49页

作者：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南新乡453000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 详细信息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变动原因进行考察 ,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崔述的考史能在求真基础上求理 ,显示出特色来。

关键词：崔述考史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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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宪法学的可贵尝试与中国史学“论史”传统的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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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第5期33卷 60-62页

作者：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先生曾言：“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功夫，而不能‘论’……今天我们... 详细信息

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先生曾言：“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功夫，而不能‘论’……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什么呢？岂不是连考都没有了？……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

关键词：中国史学宪法学传统政治考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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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殷契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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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年第8期 30-31页

作者：游寿不详

殷契卜辞出现已经九十年了,这在史学上可算得上是国际性的大事。过去许多甲骨片不翼而飞流传到国外,国外也有一些专家来研究。总的说来,研究甲骨文的人数已不算很少,只是从近年的研究情况看,尽管不少人就殷契卜辞释字考史,但较高水平的... 详细信息

殷契卜辞出现已经九十年了,这在史学上可算得上是国际性的大事。过去许多甲骨片不翼而飞流传到国外,国外也有一些专家来研究。总的说来,研究甲骨文的人数已不算很少,只是从近年的研究情况看,尽管不少人就殷契卜辞释字考史,但较高水平的著作并不多见,表明很少有人对甲骨文与商史下大功夫做深入研究,使人又不无斯文復坠之忧!

关键词：新释甲骨文国际性卜辞国外史学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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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与童书业的史学研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与童书业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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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发旺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抗史,他们分别代表实证和诠释的两翼,二者的交替起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主线。1949年政权的鼎革当然是这两种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然而,应该看到,他们的交替上升... 详细信息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抗史,他们分别代表实证和诠释的两翼,二者的交替起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主线。1949年政权的鼎革当然是这两种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然而,应该看到,他们的交替上升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这一时期史学风气的重要变动有两点:其一是史学研究由尚考到考释结合,其二是从尚专到专通并重。这种转变除了社会因素外,其本身也符合一定的内在逻辑。本文采用整体分析和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把童书业的史学研究纳入四十年代史学风气变动的背景之下,以点带面,突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为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概述占据民国史学主流的新汉学及其史学研究的特点,并对童书业早期的史学研究加以交代。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汉学派有如下特征:在治学旨趣上偏重材料,排斥史观和理论预构;在治史理念上重视专精和考据,忽视综合贯通;在史学的功能上主张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反对把史学看作致用之学。童书业是新汉学派的重要一员,早期的史学研究囿于新汉学派的家法,以考据为主要治史手段。第二部分,论述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之一:由尚考到考释结合。从三十年代开始,经由郭沫若的典型示范和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派崛起,社会科学治史的路线蔚为风气。在这个背景下,童书业的史学研究发生转变,开始更加关注理论,他不仅对教条式的唯物史观提出善意的批评,而且在史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理论。第三部分,阐述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之二:从尚专到专通并重。抗战爆发后,无论是史观派还是传统派纷纷拿起纸笔撰写通史,甚至新汉学派学人也放弃了单纯考史的研究路线,由此形成了我国近世以来第二次修史的高潮。童书业受时局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考史而不著史的新汉学清规戒律,他不但对通史研究非常关注,而且自己编写《春秋史》,甚至在解放前就开始着手撰写通史。第四部分,探讨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坛变动的原因。从社会史层面看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思想界取得主流地位,第二,抗战的爆发打破了实证路线的进程。从学术发展的内部因素看,史学研究由实证上升到历史解释也符合一定的内在理路。新汉学派一味强调史学的求真功能,而忽视史学与社会的联系,结果造成与现实的巨大隔阂;他们强调史学的实证性而拒绝阐释和理论的参与,把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由考据上升到史观也体现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关键词：史学风气变动童书业实证诠释考史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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