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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道”“应当知道”“明知”及其关联概念的法逻辑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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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23年第6期 20-33页

作者：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对“知道”“应当知道”“明知”等概念完整内涵的诠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语义角度看,“知道”是主体对事实或真理的承认、识别、分辨、熟悉、了解或理解;其中能否说出事实p“就是如此这般的情形”是检验是否真正知道的形... 详细信息

对“知道”“应当知道”“明知”等概念完整内涵的诠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语义角度看,“知道”是主体对事实或真理的承认、识别、分辨、熟悉、了解或理解;其中能否说出事实p“就是如此这般的情形”是检验是否真正知道的形式标准,知道命题能否被证实是检验主体是否理性知道的实质标准。从语用角度看,“应当知道”有三种含义:“必须知道”“能够知道”和“推定知道”。“明知”中的“明”,既是对“知”的事实判断,又是对“知”的价值判断,既是“确切的知道”,又是存在主观过错的恶意知道;对危害行为和结果进行因果价值评价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的逻辑方法。

关键词：知道应当知道明知法逻辑诠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逻辑与范围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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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期39卷 59-66页

作者：曾磊甘肃政法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是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难题,“明知”要素的精准理解和适用规则亟待进一步细化。从实体法来讲,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明知”要素的明确性是本罪的基本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理解争议纷纭,是... 详细信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是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难题,“明知”要素的精准理解和适用规则亟待进一步细化。从实体法来讲,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明知”要素的明确性是本罪的基本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理解争议纷纭,是故对其内涵进行深度剖析、准确把握尤为重要。本罪的“明知”是独立的,帮助者对他人实施网络犯罪和帮助行为是“明知”的,以及“明知”仅仅是无意思联络的“应当知道”和“明确知道”;从程序上来讲,证明“明知”要素亦是认定犯罪的必须,目前司法机关的认定规则不够系统和完善,需要在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引入并深化法律推定的判断逻辑,打破兜底条款司法适用的局限,为“明知”的认定构建一个分阶段进行的“明知”要素鉴定推定规则,并在推定范围上,考虑从允许反驳和否认部分中立帮助行为的不法性两方面予以限定,避免本罪的扩大化适用。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规范解读判断逻辑法律推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明知”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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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明知”的认定

作者：许丽红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一主观构成要件为前提。通过分析司法判决样本可以发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的主要争议点之一,直接影响帮助信息网络... 详细信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一主观构成要件为前提。通过分析司法判决样本可以发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的主要争议点之一,直接影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效果。具体而言,除引言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司法认定问题。司法实务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时,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未结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特点对“明知”的基本内涵进行解释,出现“应当知道”“可能知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概念混用的情况;二是未结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认识特点解释“犯罪”概念,导致将某些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纳入到“犯罪”范畴当中;三是难以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关联犯罪的“明知”,竞合规则适用不当,认定罪名较为混乱;四是在具体案件中,推定“明知”缺乏具体分析,导致“明知”的认定状况不明。第二部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明知”的基本内涵。就“明知”与“可能知道”“应当知道”的关系而言,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理论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明知”都不应包括“可能知道”,其实质内涵应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部分: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理解。行为人“明知”的内容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也涵盖了对自身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识,对二者的认知应达到相对具体的程度。另外,“犯罪”指符合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包括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民事违法行为。行为人须认识到“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犯罪”,否则不能将他人的犯罪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第四部分:“明知”的时间节点和方向。“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为事前或者事中的单向认知。事前或事中的双向“明知”可能成立共同故意,事后的“明知”可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其他事后帮助型犯罪。第五部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证明问题。通过推定证明本罪的“明知”时,可借鉴客观归责理论,结合行为是否创设了法不容许的风险、风险是否在结果中实现以及行为人是否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等方面判断。同时,根据具体分工、作案时间的长短以及职业特点等情况分层次进行推定。推定结论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应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以避免司法权的过度扩张。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应当知道刑事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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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

北方法学 2019年第2期13卷 54-66页

作者：闻志强广州大学法学院

在故意犯罪的成立条件中,是否需要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理论上存在争议和分歧,主要表现为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和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对立。在坚持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前提下,有必要明确违法性认识与我国传统刑法中力倡的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关... 详细信息

在故意犯罪的成立条件中,是否需要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理论上存在争议和分歧,主要表现为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和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对立。在坚持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前提下,有必要明确违法性认识与我国传统刑法中力倡的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关系,即前者指涉的是形式违法性认识,后者指向实质违法性认识。应当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积极推动和促进中国刑法理论向规范化、逻辑化、科学化、体系化思考方向转型。立基于理论分析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立法明确性,应当考虑修改《刑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增加"行为人不存在违法性认识的,不成立故意犯罪;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容,以明确违法性认识的法律地位,更好地处理违法性认识错误情形下的刑事责任判断问题。

关键词：故意犯罪明知社会危害性认识违法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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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明知”后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认定

删除“明知”后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认定

作者：谷月桥扬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金融安全乃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洗钱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金融安全,利用刑法对其进行有力打击乃规制此类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自1997年《刑法》规定洗钱罪以来,由于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难度过大且不规制自... 详细信息

金融安全乃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洗钱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金融安全,利用刑法对其进行有力打击乃规制此类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自1997年《刑法》规定洗钱罪以来,由于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难度过大且不规制自洗钱行为,本罪的实际适用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对洗钱犯罪行为的刑法打击力度。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需要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的“明知”要件,为自洗钱入罪扫除了障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一修改的主要目的是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规制范围,但实际上“明知”要件的删除并非仅是自洗钱入罪的工具,其涉及本罪主观构成要件的改变,具有重要独立意义。秉持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恪守文义解释的边界。遵循过去的主观构成要件认定思路,以“可能知道”“应当知道”降低“明知”要件的证明难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有超越刑法条文的嫌疑,难以满足本罪适用的现实需要。为重新审视删除“明知”后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的理解与认定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对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修改历程的梳理及对其涉及刑法理论背景的说明。洗钱罪自1997年被明确规定为犯罪以来,已历经多次修改,但唯有《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本罪主观构成要件的改变。为自洗钱入罪扫清文本障碍无疑是本次修改的最大目的。自洗钱行为除了与传统赃物犯罪一样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秩序之外,还涉及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国家金融安全法益的侵害,已超越了传统的赃物犯罪的法益侵害范围,具有应罚性与可罚性,因此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同时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后,依然积极地继续实施将“黑钱”洗白的行为,进一步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体现了行为人对法秩序进一步的侵害意思,无法认定其行为乃出于“无可奈何”,因此自洗钱行为亦满足期待可能性。但是,自洗钱入罪绝非洗钱罪修改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更重要的是删除“明知”后本罪主观构成要件的变化。“明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种类较为复杂。总则的“明知”与分则的“明知”关系到本罪的主观罪过形态问题;成文的“明知”与不成文的“明知”则是总则“明知”与分则“明知”在立法中的文本表现,同样涉及“明知”要件同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关系问题,另外删除成文“明知”后,其是转为不成文“明知”还是完全消失也需厘清;违法的“明知”与责任的“明知”涉及故意的体系地位问题,关系到本罪不同认识要素对犯罪成立与否的影响;应当的“明知”与可能的“明知”则涉及过去“明知”要件的司法证明问题,在本罪修改后对于相关认识要素的证明标准依然有借鉴意义。第二部分:以新的刑法条文为依据,重新解释洗钱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本罪认识内容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本罪放弃了对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要求,因此洗钱罪修改后依然是故意犯罪。“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不是目的要件,仅是对洗钱行为本身性质的描述,因此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自洗钱在主观认识方面与他洗钱并无区别,区别仅在于司法证明难度,没有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必要,二者主观认识应予统一。过去通过“可能明知”“应当明知”建立起的认定路径同新条文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逻辑矛盾,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可能明知”存在字义上的矛盾,实际上是将司法层面的证明问题同立法层面的主观认识问题混淆;“应当明知”则可能模糊本罪主观罪过形态,产生处罚过失犯的嫌疑。删除“明知”后,洗钱罪的成立不再需要行为人对七种特定上游犯罪具有类型认识,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处理财产属于犯罪所得及收益即可。这只改变了本罪主观认识的内容,而并未放弃主观认识本身,同时与意志要素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取消对七种特定上游犯罪的类型认识不会导致“客观归罪”。本文观点降低了洗钱罪主观构成要件的复杂性与证明难度,顺应了本罪的修改趋势。第三部分:删除“明知”后洗钱罪主观认识新认定路径的建立。删除“明知”后,行为人的认识要素是本罪主观构成要件认定的重心。本罪认识要素包含三个方面:首先,行为人认识到其所处理的财产属于刑事犯罪的所得及收益;其次,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行为具有事实上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作用;再次,对行为性质的规范意义具有认识。根据上述三方面的认识可以将本罪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分为六种情况。为了避免删除“明知”后本罪适用的不当扩大,宜确立“确实知道”的证明标准,只有三者皆具备方可满足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同时,借鉴其他相似“明知”类犯罪,利用司法推定方式降低本罪在实际适用过程中的证明难度。宜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知识背景与客观行为表现建立起主客观相结合的司法推定模式,化解过去本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难度过高的问题。

关键词：自洗钱明知认识要素主观构成要件司法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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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知”的删除对洗钱罪故意的影响

论“明知”的删除对洗钱罪故意的影响

作者：邓晓彤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作出了诸多修改,其中将“明知”删除一点涉及到洗钱罪主观故意,因而备受关注。本文认为,我国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与分则中的“明知”并不相同,差别体现在内涵、性质与体系性地位等方面。“明知”在总则中... 详细信息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作出了诸多修改,其中将“明知”删除一点涉及到洗钱罪主观故意,因而备受关注。本文认为,我国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与分则中的“明知”并不相同,差别体现在内涵、性质与体系性地位等方面。“明知”在总则中所指的是犯罪意图中的认知因素,包括对构成事实的认知和对一般社会危害性的认知。在程度上采法定符合说,是一种有责性要素;而分则中的“明知”则是指“明确知道”,是一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认识,属于主观违法要素。修改之前的旧洗钱罪由于“明知”要素的影响,在内容上在内容上不但要求行为人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是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导致的该社会危害性,具有“双重性”;在形式上,只能由直接故意、确定故意和事前故意构成;而在认定上,当时大多司法解释将“明知”与“应知”并列,实践中采取的是推定的方式,而洗钱罪解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修改之后的新洗钱罪,故意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变化,在内容上,其不再要求行为人具备“双重性明知”,形式上,由直接故意向间接故意扩张、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均可构成、事后故意构成洗钱罪成为可能,同时也为过失洗钱行为入罪提供了先兆。“明知”的删除产生了新的问题,即以“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为罪状的新洗钱罪是否为目的犯,本文认为其不符合目的犯的基本逻辑,并非传统刑法意义上的目的犯。对于新洗钱罪的认定,目前的司法有其特点,虽然罪状中删除了对犯罪对象的“明知”,但作为犯罪故意的内容之一,对其仍然需要加以认定。

关键词：洗钱罪明知犯罪故意目的犯

毒品犯罪明知认定标准研究——基于Oracle数据库200的份案例样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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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明知认定标准研究——基于Oracle数据库200的份案例样本...

作者：师梦梦湖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体系当中社会危害性极高的一种犯罪类型,在此类犯罪的司法认定当中,行为人主观层面是否“明知”对于判断犯罪成立与否起到关键性作用。随着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我国毒品犯罪的手段、形式均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且高科... 详细信息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体系当中社会危害性极高的一种犯罪类型,在此类犯罪的司法认定当中,行为人主观层面是否“明知”对于判断犯罪成立与否起到关键性作用。随着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我国毒品犯罪的手段、形式均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且高科技手段使得毒品犯罪变得更为隐匿,运输毒品的渠道也随之增多。在多数毒品案件中,办案人员很难取得犯罪证据,单凭言词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行为人的明知情况,导致在刑事司法实务当中认定行为人在主观层面是否明知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及把控一方面有利于精准打击犯罪,尽可能减少毒品犯罪率,创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明确毒品犯罪“明知”认定不仅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而且也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益。基于上述情况,依托关于毒品犯罪和“明知”认定的相关学术理论,确定将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方向聚焦毒品犯罪当中主观“明知”的司法认定的问题中,以理论为基础结合司法实践当中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为将毒品犯罪行为调查分析更为全面,同时进一步确定本文在撰写过程中的理论准确性,所以本文采用了基于Oracle数据库,通过筛选“北大法宝”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例,从中选出200个满足要求的案例,并进行了毒品犯罪“明知”认定剖析。在数据库中对个案进行分配,设定变项,以考察在不同情况下“明知”的判断会出现的不同情形。经分析发现:第一,明知程度接近的毒品类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明知认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二,在明知犯罪的情况下,不同犯罪主体对其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不同,但其量刑结果却十分近似。第三,在明知认定过程中,由于推定明知滥用,所以造成的法律效力的混淆。同时,由于毒品犯罪案情大多很复杂,那么相关的司法办案人员对于这个“明知”概念的认定和行为人的“明知程度”评估就更加需要谨慎,虽然对于案件主要行为人的明知程度判断虽然会根据案情具体情况与证据相结合来进行判断,但是还是会存在主观上的判断偏差与错误。要解决上述在毒品犯罪领域出现的明显问题,营造良好的办案环境和社会氛围,就必须明确我国的毒品犯罪行为的明知标准。具体来说,其一,应该有明确的“明知”证明标准作为参照,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量刑上的偏差。其二,对我国毒品犯罪行为的证据制度进行完善。在认定各种类型的证据时,应该有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其三,对我国毒品犯罪中的“明知”推定制度系统规范。明确推定的范围与要件,使推定有具体参照,减少法律漏洞。

关键词：毒品犯罪明知司法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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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中“明知”的理解与适用

论刑法中“明知”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张可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明知”是刑法条文中描述犯罪故意中认识因素的代表,是刑法分则多个罪名成立的基础和前提。回顾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刑法司法解释以及众多裁判文书能够发现,“明知”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加,“明知”在罪过形式认定中... 详细信息

“明知”是刑法条文中描述犯罪故意中认识因素的代表,是刑法分则多个罪名成立的基础和前提。回顾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刑法司法解释以及众多裁判文书能够发现,“明知”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加,“明知”在罪过形式认定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这并非是短暂的立法现象,而是受到当下风险社会、客观归责理论、刑事政策等深层次原因影响下的刑法变化特点。随着“明知”规定的增多,其在刑法体系结构中的矛盾和自身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首先,刑法规范和实践中将“明知”与“应知”“共谋”等相近概念混用,导致“明知”不仅语义逻辑混乱,还不当地扩张了刑事推定以及共同犯罪成立的范围。其次,我国传统刑法认为意志因素是犯罪故意认定的核心,但刑法分则中越来越多“明知+对象+行为=构成犯罪/承担责任”的规范体例使得意志因素无论是在规范表征还是实际操作中的作用都被弱化,司法机关也越来越围绕认识因素认定罪过形式,这与我国立足于意志因素的传统犯罪故意理论发生了重心上的偏移。基于上述问题,有必要重新界定“明知”应有的内容和含义,厘清“明知”“应知”“共谋”这些实践中容易相互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且重新审视“明知”规定大量存在后对现有犯罪故意理论的影响;同时,对特殊类型的犯罪需要把握其特征,以此才能实现“明知”与其自身逻辑、与犯罪故意理论、与实践运用等多方面的自洽。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通过梳理我国关于“明知”规定的立法走向、司法解释特征、相关裁判文书的说理内容,以揭示目前刑法规范及实务中“重认识因素,轻意志因素”的现状,并通过分析其背后形成的原因说明认识因素地位的提升并非偶然的立法现象,而是有可能引起刑法变革的重要趋势。第二部分将具体论述“明知”的含义和认定标准。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虽然有“明知”这一词,但第十四条并不是描述和规定“明知”,而是描述犯罪故意的内涵,不能扩大化地将总则中出现的每个词语都理解为对分则具有统摄作用,二者的含义都是“知道”。实践中常常混用“明知”和“应知”,但二者并不相同,前者描述认识状态,后者描述认识能力。在“明知型共犯”中,“明知”也不代表着“共谋”,“共谋”强调多人间的意思联络,而“明知”仅描述个人的主观状态。在“明知”标准选择上,为了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特差异,应当选择“类型人标准说”,而非一刀切地加以认定。第三部分将论述认识因素应当为犯罪故意认定核心的理由。通过研究主流理论间的分歧、国内外理论潮流的发展趋势,发现受到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影响,刑罚处罚越来越前置化,这推动了刑法从结果本位迈向行为本位。以往建立在“危害结果”基础上的罪过形式在风险社会及法定犯时代下,逐渐不适应新的刑法思潮。通过解构罪过认定的过程及“意志论”者的主要反对意见,进一步论证“意志因素核心论”已逐渐式微,我国刑法正不断地将罪过形式认定的重心投射于认识因素之上,意志因素则更多地发挥着辅助判断的功能。第四部分将围绕两种特殊犯罪类型具体论述“明知”的内容。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保证人地位和原因力是其最大的特殊之处,因此应当特别要求不作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但这种“明知”并不要求具体的认识,而是达到盖然性、指向性认识即可。同时,实践中存在“重义务认识判断,轻因果关系认识判断”的问题,有必要予以纠正。对于持有型犯罪,因持有型犯罪并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或严格责任,所以成立此类犯罪须要求行为人对持有物品的违法性有所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判断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对自己持有物品来源的非法性是否“明知”。而在要求物品数量的持有型犯罪中,还应当认识到物品数量,对于物品数量存在认识错误的,应当分情形处理,做到主客观相一致。

关键词：明知犯罪故意认识因素意志因素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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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标准

作者：孟繁頔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我国信息网络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滋生了大量信息网络犯罪,同时延伸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链条。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其中增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但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伴随着2019年《最高... 详细信息

近年来,我国信息网络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滋生了大量信息网络犯罪,同时延伸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链条。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其中增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但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伴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出台,近两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出现陡增的趋势。本罪“明知”作为主观方面认定的关键要素,是限制入罪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本罪的合理适用范围。通过研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例发现,本罪的司法适用现状呈现出“明知”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三种认定标准,即“明确知道”、“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忽视对犯罪人主观要件的证明,因犯罪认定简单而成为其他犯罪的兜底罪名。根据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明知”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应当对认定本罪客观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限定作用,将实施客观行为而不具有主观犯罪故意的情况排除在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属于帮助犯罪的行为,因此本罪的主观“明知”应当和帮助故意的认识因素相同,将两者对比呈现出的标准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然标准进行对比,从事实和规范这两方面的认识来看,本罪“明知”的限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发挥。由于刑法学存在多种解释方法,因此对同一词语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本罪“明知”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得到最为狭窄的含义,即“明确知道”;而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出“应当知道”这种解释结论;从目的解释看,本罪的主客观要件的设置,恰好实现了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机能的统一,因此采取“明确知道”标准更能体现“明知”表述对人权保障机能的侧重。正是由于本罪“明知”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角度出发,得出不同外延的“明知”的认定标准,才导致本罪“明知”的限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具体实现。为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在合理范围内适用,应当对主观“明知”进行合理的限定。本罪“明知”的认定标准应当回归以文义解释为中心的“明确知道”标准,摒弃“可能知道”、“应当知道”的标准。继而以“明确知道”标准为基础对本罪“明知”的具体内容加以界定,将“犯罪”理解为“犯罪行为”意义上的犯罪,将被帮助者“实施犯罪”限定在着手之后,将违法性认识纳入“明知”的认定过程中,实现责任的差别化认定,对于根据犯罪人实际情况可以认为其不“明知”的可以做出罪处理。将本罪“明知”认定的时间界定在被帮助者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认定标准应当知道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