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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力量”的困境?——论乌克兰危机中的德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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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力量”的困境?——论乌克兰危机中的德国外交

作者：鲁肖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3年末乌克兰危机爆发,一系列极具突发性和深远地缘政治影响的事件相继发生：基辅独立广场大规模聚集示威以及流血冲突、乌克兰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并随后被议会罢免、俄罗斯以“避免乌克兰内战,保护乌东部俄裔居民”为由吞并克里... 详细信息

2013年末乌克兰危机爆发,一系列极具突发性和深远地缘政治影响的事件相继发生：基辅独立广场大规模聚集示威以及流血冲突、乌克兰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并随后被议会罢免、俄罗斯以“避免乌克兰内战,保护乌东部俄裔居民”为由吞并克里米亚半岛、马航MH17航班在乌东部地区坠落、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等。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范围内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领土的行为第一次发生。因此有人称：欧洲自二战以来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全秩序遭遇了严重挑战和威胁。甚至有人担心：新的冷战即将甚至已经到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联邦政府以极大的外交热忱,致力于以外交的和平方式缓解危机和冲突,表现出强烈的建构意愿,并实质上承担了核心角色。德国联邦政府在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框架下发动“外交攻势”,提出各种旨在缓解和管控危机加剧的外交倡议和措施,并坚持与俄罗斯对话。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均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展现了新一届大联合政府更积极的外交热忱。欧盟在德国力主下实行了“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始终坚持政治磋商”的“三和弦”外交方针,然而收效甚微。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已成既定事实,千呼万唤方才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定”也成一纸空文,乌东部地区“分裂派”武装与政府军战事焦灼。德国外交在此背景下是否陷入困境?以及陷入怎样的困境?笔者将在本论文中借助“文明力量”理论模式对德国的乌克兰危机外交政策进行理论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文明力量”这一概念最初肇始于社会学家艾利亚斯的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及近现代文明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艾利亚斯通过研究发现,暴力的冲突解决机制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国家暴力垄断的形成,其他非暴力解决机制的制度化以及禁止暴力这一文明理念的内化逐渐被压制和排除。而这促成了社会分工,释放出更大的社会发展潜力。后来这一概念逐渐被拓展到民族国家范围以外以及国际关系之中。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毛尔融合社会学角色理论将“文明力量”运用于分析德国外交。于是“文明力量”作为一种角色理论,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外交模式。该模式是一系列致力于促成和维护国际关系文明化的价值观导向和行为范式的集合。促成国际关系文明化是文明力量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指的是国际关系不断规范化,法制化,非暴力化,增进相互依赖,增进国际公正的进程。在外交政策上,文明力量国家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通过多边外交促进国际政治的文明化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文明国家是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的坚定倡导者和践行者;2,在必要的时候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给国际组织或超国家组织以促进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意愿;3,即使在促成国际关系文明化而短期违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坚持国际关系文明化进程的意愿。另外文明力量国家外交政策显著特点还有,由于其坚信国际关系文明化和国内文明化是相辅相成的,文明力量国家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方式之一便是推动外交政策对象国的国内文明化也即向别国输入民主等文明价值观,因此文明力量国家并不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譬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就附加了传播价值观的条件。由于学术界目前并未有统一认可的判断外交行为体是否符合“文明力量”理论范式的标准,本文采用较为全面的定义,即从运用非武力外交工具,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外交风格,价值理性主义的政策目标三个方面审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外交政策。笔者认为,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外交政策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模式：从外交工具来看,德国主要采用外交斡旋和经济制裁两种和平方式,并始终明确并一贯反对武力解决乌克兰危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从外交风格来看,德国外交在乌克兰危机中具有多边主义风格。在危机之初,德国外长在“魏玛三角”框架内与法国、波兰外长一起赴基辅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外交调停。后来建立“诺曼底式”会晤机制,并在此机制下促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明斯克协定的达成,迄今德国外长己参加所有共计十一次“诺曼底式”会晤。此外对俄经济制裁措施是在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框架内达成。在北约框架下,德国赞成旨在加强北约东部军事存在的“威尔士决议”,但同法国一起坚持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坚持遵守“北约-俄罗斯-行为准则”。从价值理性这一角度而言,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外交政策目标设定符合价值理性。在联邦政府的声明以及德国领导人的各种发言和公开表述中可以判断,其外交目标的价值理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俄制裁的目的是要捍卫国际法,旨在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这一规则;二是对乌克兰的支持包含促进该国民主进程、法治国家建设、反对腐败、保护人权等内容。根据汉斯·毛尔的观点,“文明力量”中的“力量”概念应当在以下三个维度下去理解：1,行为主体,在这里常理解为国家;2,该行为主体的建构意愿,是否在特定情境下即使遇到阻碍也坚持推行致力于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既定目标;3,特定的实施方法也即外交战略和手段。此外毛尔还指出“文明力量”外交模式的实践也依赖于

关键词：德国乌克兰危机文明力量困境

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 ——“文明力量”理论视角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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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 ——“文明力量...

作者：常雨濛南京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历史上德国在欧洲舞台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明力量”作为指导德国国家角色定位和外交政策走向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受到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克制文化”的影响,... 详细信息

历史上德国在欧洲舞台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明力量”作为指导德国国家角色定位和外交政策走向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受到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克制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德国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反思与探索,在理论上属于建构主义的角色分析模式。“文明力量”理论从诞生起就是专门用来描述德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本文首先对“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核心要素及其发展做了梳理。“文明力量”既可以用来指一种行为体,又可以用来指行为体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德国毛尔教授提出“文明力量”的概念后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德国学者运用该理论对德国历届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重新统一后德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的同时,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大使德国面临更多挑战,例如难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环境和气候变化、流行病等。本文试图用“文明力量”外交角色理论来分析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安全政策实践两个维度来分析德国安全政策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通过对德国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以及《国防白皮书》等安全政策文本的剖析,展现出德国安全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具有连续性,在连续性中又有随时代发展的变化性。尤其是从2013年默克尔的第三个任期开始,德国的安全政策越来越体现出积极性。关于是否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抉择展现出历届德国政府面对国际危机时的矛盾和纠结,德国政府的安全决策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科尔政府时期,德国在海湾战争中仅对联军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施罗德政府时期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武装部队首次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随后,德国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然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德国坚决拒绝参与军事行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对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积极寻求通过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矛盾,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扮演了事实上的领导者角色。通过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受“文明力量”影响的德国安全政策依赖于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追求在欧洲乃至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的领导者角色,参与国际安全的建构;此外,德国注重在安全实践中推行西方共同价值观;在参与解决海外冲突时优先使用外交手段,促进多边协商,而军事手段要在合法性的框架内使用。但是,在“文明力量”的角色要求下,德国安全政策也面临一些困境,首先是“军事克制”和“积极有为”的矛盾,在安全政策方面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种挑战;其次,德国安全政策中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有时难以协调,德国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在寻找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点;最后,德国安全政策的指导理论——“文明力量”理论本身也具有局限性。尽管存在困境,但是从总体上看,德国在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仍在努力向“文明力量”角色的理想标准靠近。德国的安全政策及安全实践没有完全摆脱“克制文化”的影响,依然符合“文明力量”角色特征。但是德国的安全策略和手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越来越强调要承担建构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责任,在多边框架下发挥领导作用;此外,德国应对海外冲突的安全实践也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处理国际冲突时越来越具有自主性。

关键词：德国文明力量安全政策联邦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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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德国研究 2023年第1期38卷 32-60+149-150页

作者：黄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 详细信息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关键词：德国安全政策俄乌冲突文明力量建构力量时代转折

德国对伊朗的核不扩散政策——以角色理论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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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伊朗的核不扩散政策——以角色理论为视角

作者：罗一凡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德国统一以来,学术界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变化讨论诸多。长达近二十年的伊朗核争端为外界观察德国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德国参与调解伊核问题不仅集中展现了统一后的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外交风采,更彰显... 详细信息

自德国统一以来,学术界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变化讨论诸多。长达近二十年的伊朗核争端为外界观察德国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德国参与调解伊核问题不仅集中展现了统一后的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外交风采,更彰显了德国处理国际性危机事件的能力。伊朗核争端涉及国际核不扩散、中东地区秩序以及能源安全等广泛议题,对国际安全政策影响重大。2002年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伊始,德国就积极参与到伊核问题的调解中。最初,德、英、法三国组成E3谈判小组与伊朗进行外交斡旋。随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加入,E3机制拓展为E3/EU机制。2006年,伊核问题被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中、美、俄三国也加入到伊核问题的调解中来,自此诞生了“E3/EU+3”磋商机制,也被称为“P5+1”机制。作为E3/EU+3机制中唯一的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唯一的无核国家,德国在处理伊核问题中的外交表现引人关注。本文选取角色理论及“文明力量”这一德国外交角色理念的理想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德国“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理念包含三大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不再单独行动”聚焦德国外交的多边主义导向,主要包含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和稳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第二个维度“不再让奥斯维辛的惨剧重演”关注的是德国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以及对国际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追求;第三个维度“不再主动使用武力”则意指德国在二战后形成的传统的军事克制文化。在此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对德国从2003年至今参与调解伊核问题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在调解伊核问题过程中的外交角色行为大体契合其“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理念,但延续中也体现着变化。德国外交角色理念和行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更为自信的外交风范和对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态度的转变等方面。而这种自我认知部分(Ego-part)的角色变化也和“重要他者”(significant Alter)美国对德国期待的变化,也即外界期待部分(Alter-part)的角色变化相互冲撞形成角色冲突,由此也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特朗普时代,这种角色冲突尤为突出。它不仅体现了德美在伊核问题上外交目标和处理手段的差异,也体现了德美对伊朗政权的认知差异,更体现了德美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乃至全球治理问题上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的一年后,伊朗也逐步退出伊核协议,至此,伊核矛盾再次激化。尽管德国和欧盟在此期间为挽救伊核协议、调解美伊矛盾做出了种种努力,如建立了 INSTEX核算机制来缓解美国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甚至是无果而终。德国和欧盟在处理伊核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也凸显了欧洲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不足,对美国的政策依赖度仍旧较高。E3/EU于2020年1月正式启动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欧洲人为挽救伊核协议所做的最后一搏。但就如离开了美国的伊核协议更像是一纸空谈一样,伊核矛盾的缓和也主要取决于美伊双方和解的意愿是否强烈。整篇文章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现状以及具体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详细介绍本文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理论部分论述角色理论的基本概念、长处与不足以及“文明力量”角色理念,方法部分聚焦定性内容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章深入挖掘德国“文明力量”这一外交角色理念的内涵。第四章概述伊核矛盾发生的背景,包括伊朗核项目的由来与发展、伊朗拥核的动机、历史上的德伊关系以及德国参与调解伊核矛盾的原因。第五章深入分析德国在伊核问题曝光后参与问题调解的外交行为。最后一章将理论部分和分析部分综合后得出结论,回应本文开篇提出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文明力量德国外交伊核问题跨大西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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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研究

德国政府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研究

作者：梅霖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自2011年初爆发并持续至今,牵涉这一地区多方冲突与大国利益。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急速扩张,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美、俄及欧盟纷纷介入叙利亚危机,对“伊斯兰国”大本营... 详细信息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自2011年初爆发并持续至今,牵涉这一地区多方冲突与大国利益。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急速扩张,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美、俄及欧盟纷纷介入叙利亚危机,对“伊斯兰国”大本营进行武力袭击。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动荡、“伊斯兰国”的扩张和恶行,迫使叙利亚民众远离家园,逃往邻国及欧洲国家寻求避难,欧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德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以及所起的作用极具意义。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叙利亚危机缘起何处?德国政府对叙利亚危机采取了怎样的政策?这一系列政策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反映了德国怎样的外交角色?德国在未来将如何应对叙利亚内战所带来的包括难民危机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升级是由内、外因共同造成的：首先,叙利亚危机爆发于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其次,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一系列改革失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叙国内的民族、教派冲突加剧,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再次,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牵涉美、俄以及中东地区邻国利益,大国介入使危机升级为“代理人战争”;最后,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地区冲突,迅速发展壮大,使这一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远离家园寻求避难。2015年是德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德国与其西方盟友站在一起,反对巴沙尔政权,并对叙利亚政府实施一系列制裁。同时,德国政府还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危机爆发之初,德国政府对西方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持保守态度,更坚持向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随着难民危机的产生和恐怖主义的扩张,德国改对巴沙尔的强硬态度,表示应将其纳入对话范围,更派遣联邦国防军参与欧盟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大本营军事打击。但德国政府在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中基本保持了以下三点立场不变：1)力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2)积极向受到战争影响的叙利亚及其邻国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3)积极接收来自战争地区的难民,并保障他们在德国境内的基本生活。影响德国政府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因素：1)内政影响外交决策,民意和各党派的态度与意见直接影响着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2)德国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克制文化对叙利亚政策有着直接影响;3)叙利亚重要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对欧洲国家和德国有利;4)德国须通过倾西方的叙利亚政策挽回因利比亚危机政策所失去的西方盟国的信任;5)德国出于对以色列的历史责任,须站在其最大反对国的对立面。德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不仅展现出其作为“文明力量”的国家角色,也是由于其作为“贸易国家”做出的外交决策：一方面,“文明力量”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将武力介入视作最后手段。德国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力求在欧盟内达成统一的难民政策。德国联邦国防军参与欧盟军事打击叙伊境内的恐怖组织基地,是德国为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安全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解决,符合德国以及欧盟国家的利益。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可作为原油原产国或中转国,缓解欧盟国家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向叙利亚派遣国防军,将有助于构建叙利亚国内的稳定局势,也将从根本上缓解欧盟所面临的难民危机。由叙利亚冲突各方共同达成的停火协议于2016年2月27日生效,外国武装力量逐步撤出叙利亚。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将继续采取以下的政策：1)继续通过多边手段寻求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途径;2)继续向叙利亚境内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接收并保障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的生活;3)在欧盟框架内,积极寻求共同解决难民危机的方法,加大与土耳其的合作力度,减少进入欧盟的难民数量。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德国政府文明力量贸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