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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

作者：孙博文杨霄斐苏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政策是否在促进数字化的同时实现了地区绿色化协同转型？这是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在分别构建中国省级层面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 详细信息

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政策是否在促进数字化的同时实现了地区绿色化协同转型？这是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在分别构建中国省级层面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中国2012—2020年30个省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指数，并对其变动特征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进一步，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对数字经济政策是否实现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均逐年提升，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地区差距明显；各省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但整体水平有待提升，仅有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等四省市耦合协调度高于0.7，达中度协调及以上水平，另有22个省份耦合协调度不足0.5，未达协调水平。基准回归显示，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地促进了数字化发展、绿色化发展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机制检验表明：（1）大数据试验区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条渠道促进了省级数字化发展，通过绿色创新促进了绿色化发展；（2）数字化与绿色化存在循环互促机制，体现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底层逻辑，具体地，“数字化赋能绿色化”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生产，以及数字创新能力促进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实现的；“绿色化牵引数字化”则是通过绿色创新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需求牵引效应实现；（3）大数据试验区强化了绿色发展的数字化效应；但未强化数字发展的绿色化效应，原因在于，大数据试验区提高了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刺激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需求，增强绿色发展对数字化发展的牵引效果；但由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未能推动生产绿色化转型，导致大数据试验区未能强化数字发展对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4）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吸收能力更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更高的地区，大数据试验区建设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字化绿色化耦合协调度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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