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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法律方法 2015年第1期21卷 338-347页

作者：王震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

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法益,但立法者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以其行为危险性而设计为具备高效、便宜性格的抽象危险犯,虽然凸显了法益保护,却有忽视自由保障之嫌,并造成了诸多理论间的异常与牵强。就此将携带凶器设置为加重情节... 详细信息

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法益,但立法者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以其行为危险性而设计为具备高效、便宜性格的抽象危险犯,虽然凸显了法益保护,却有忽视自由保障之嫌,并造成了诸多理论间的异常与牵强。就此将携带凶器设置为加重情节可以有效化解,坚持结果无价值论立场,兼具合理性与可行性。而在实然模式下仍应当以法益为核心,对携带凶器盗窃予以限制解释,节制抽象危险犯侵入公民自由空间的"危险"。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法益侵害说抽象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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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研究

“携带凶器盗窃”研究

作者：白雪冰河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携带凶器盗窃”在实践中频发,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盗窃行为严重,根据以往法律规定,却因为没有达到盗窃罪中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或盗窃次数的标准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将此类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以更好地发挥刑... 详细信息

“携带凶器盗窃”在实践中频发,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盗窃行为严重,根据以往法律规定,却因为没有达到盗窃罪中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或盗窃次数的标准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将此类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保障机能。“携带凶器盗窃”单独入刑符合刑法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要求;是刑事立法回应司法现实需求的客观表现;也体现出风险社会下刑法的特殊作用;是刑法保护法益功能实现的需要;是对域外国家立法例的经验借鉴。关于“携带凶器盗窃”基本问题的认定,采用语义分析法、案例研究法,详细论述了如何把握携带凶器盗窃中的“携带”、“凶器”的认定标准。首先对“携带”的概念进行界定,在主观上行为人有携带凶器盗窃的主观意图,客观上凶器在行为人的现实支配之下。其次,对凶器的内涵进行探讨,凶器应当具有明显杀伤力,在客观上对人的生命安全产生现实威胁。最后分析携带凶器盗窃的入罪标准,立法上虽未对携带凶器盗窃没有进行数额要求,但携带凶器盗窃本质上仍然是侵犯财产类犯罪,属于结果犯,仍要受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限制。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认定与处理中的特殊问题。主要涉及携带凶器盗窃既未遂的判断标准以及未遂的处罚范围问题。携带凶器盗窃应以窃取了一定价值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既遂标准。通常情况下盗窃未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情节严重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盗窃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争议,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界限应从“携带”与“凶器”入手区分,携带凶器盗窃只要求凶器在行为人可支配范围内即可,而携带凶器抢夺更强调凶器与人的紧密关系。在携带凶器盗窃转化为抢劫罪的问题上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实施盗窃行为;第二,使用凶器的目的是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证据;第三:行为人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当盗窃罪行为类型发生竞合和并存时,前者应选择认定一种主要罪状,其他罪状作为量刑参考依据。后者应以较容易定罪的情形定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其与情形作为量刑依据。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标准认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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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相关问题研究

携带凶器盗窃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孔杰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大幅修改,修改后的盗窃罪增加了三种罪状,分别是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盗窃犯罪的方式、手段层出不穷,严重... 详细信息

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大幅修改,修改后的盗窃罪增加了三种罪状,分别是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盗窃犯罪的方式、手段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公私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其中三种新增行为方式的危害尤为突出,所造成的问题也愈发严重。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刑法修正案(八)》将该三种行为直接纳入盗窃罪范围,无需如以往立法那般将“盗窃数额”作为构罪要件,这显而易见大大地降低了盗窃罪的准入门槛。虽然将携带凶器盗窃等行为直接入罪有其现实必要性,但在司法对立法的检验过程中,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具体适用问题引发了争议,对于法条的正确理解产生了一定争论。本文将从“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进程和立法背景、目的等入手,分析该行为直接入罪所体现的立法精神,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携带凶器盗窃”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究。本文对“携带凶器盗窃”的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阐述了盗窃罪的立法沿革,简要概括国内和域外立法中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得出对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携带凶器盗窃单独构成加重盗窃罪,第二种是将携带凶器作为盗窃罪的加重情节。接着继续剖析了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背景,并从两方面论证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是下文研究的基础,对携带凶器盗窃认定中的“凶器”和“携带”的划分作细致分析,在理解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适当参考日本、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辅以实际案例对“凶器”作客观标准上的理解,以社会共同观念中一般人直接感受到危险作为认定“凶器”的标准。在“携带”的认定中,行为人必须是在盗窃行为实行阶段暗中携带凶器,且携带凶器时具有使用凶器的意图。第三章解决了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的问题。而对于这部分的探讨,免不了提到行为犯与结果犯。对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争论,笔者根植于我国的刑法理论,认定携带凶器盗窃仍然属于结果犯的范畴,既遂标准是他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然后从刑法第13条、第37条和司法解释的角度分析携带凶器盗窃未遂情形下的处罚标准,避免刑法对盗窃行为打击过重。第四章着重探讨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了司法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携带凶器盗窃的共同犯罪、盗窃罪罪状的交叉及携带凶器盗窃的转化犯罪问题。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定罪模式结果犯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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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携带凶器盗窃”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作者：杜小斌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盗窃罪是一个古老的犯罪类型,在世界各国也属于多发性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将“携带凶器盗窃”列为与“盗窃公私财物且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相并列的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之一。随后“两高”又... 详细信息

盗窃罪是一个古老的犯罪类型,在世界各国也属于多发性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将“携带凶器盗窃”列为与“盗窃公私财物且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相并列的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之一。随后“两高”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携带凶器盗窃”等关键词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认定、犯罪形态、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劫的区别还存在认识分歧。笔者拟从刑法规定和“两高”司法解释出发,结合审判实践和刑法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刑事立法过程。“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仅侵害财产权,同时威胁到人身权,《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定罪和量刑均作出了适当调整,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求。第二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含义。刑法理论界对“携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携带”的时间、方式、合法性、支配性等。认定携带应当关注携带的隐藏性、易支配性。刑法学理界将凶器分为性质上的凶器和用法上的凶器。目前对于凶器的分析集中在用法上的凶器。认定凶器应当关注凶器具备现实危险性、禁止性或者足以危害人身安全以及凶器必须是有体物。第三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形态认定。任何为了实施携带凶器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预备行为,但是必须是以行为人携带凶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实施盗窃行为为前提的,而且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而未能着手实施盗窃行为。对“着手”的认定,应当是行为人的盗窃行为能够引起现实的客观危险性,即行为人携带凶器开始实施具体物色财物的行为。“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侵犯法益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两个方面,故对其定性有危险犯、行为犯和结果犯说,将其纳入结果犯范畴,有利于防止打击范围扩大化。第四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入罪与出罪盗窃罪是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侵犯财产罪最大的特点就是侵犯的法益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从刑法条文看,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需要考虑犯罪数额就可以入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扩大打击范围,所以入罪的标准是侵犯的必须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有价值的财产权益,但却有违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造成刑法与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对盗窃行为的界定不清,混淆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界限,损害司法权威。对刑法无法保护的法益、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适用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以及一些特别规定可以排除在犯罪之外。第五部分: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和“携带凶器抢夺”的区分“携带凶器盗窃”和“携带凶器抢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从行为人的主观想法、客观实施的危害行为、侵害法益对象、携带凶器的目的没有任何区别,区别之处主要是在文字方面和对受害人的影响方面。第六部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问题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携带凶器盗窃与其他盗窃形式交叉的情况,我们需要选择法定刑情节起点高着作为量刑起点,其他情形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从重处罚,做到罪刑均衡。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证明标准,处理具备一般盗窃罪证明标准外,还要求行为人说明其携带的合理性,凶器则是由相关部门出具行为人携带的器物属于性质上的凶器或者用法上的凶器。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盗窃罪犯罪形态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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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司法适用分析

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司法适用分析

作者：李颖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2年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对于盗窃罪原有规定基础上增加了3种新的盗窃情形，即：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这三种“新型盗窃”不仅没有明确的入罪数额限制，在其犯罪形态上也呈现出不同于普通盗窃的特点，尤其... 详细信息

2012年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对于盗窃罪原有规定基础上增加了3种新的盗窃情形，即：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这三种“新型盗窃”不仅没有明确的入罪数额限制，在其犯罪形态上也呈现出不同于普通盗窃的特点，尤其是其中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规定，其认定标准、犯罪形态、处罚范围以及与刑法其他罪名的竞合上都存在诸多不明晰的地方。目前《刑法修正案八》已实施一周年有余，通过对携带凶器盗窃相关的案例收集与数据整理可以发现，新增的携带凶器盗窃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仍有着不理想之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适用争议也屡见不鲜。虽然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新颁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中，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进行了再次规范，但仍需要对其入罪效果和罪名的内涵、外延作更进一步的分析界定，通过对立法目的分析、刑法条文梳理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新老比较，借鉴参考现有的实务做法和案例，提出对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在司法实务中进行具体适用的可行性方案，以期能在司法实务层面实现《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本罪修正时所希望达到的现实效果。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着重阐述携带凶器盗窃的入罪背景与立法目的，分析立法将其纳入刑事法规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为后文具体分析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入罪标准等问题提供方向指导。首先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符合我国对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体系;其次，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入罪有利于更好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与目的;当前社会处于“风险社会”的特征背景下，携带凶器盗窃行为本身具有的潜在危险需要将其纳入刑法规范的范畴;最后，将携带凶器入罪符合当前立法趋势，是对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的有益借鉴。第二章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入罪标准进行界定，认为不宜将所有的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一律入罪，而需要合理运用刑法13条但书条款为其留出一定的出罪空间;同时对于携带凶器盗窃在犯罪形态上的行为犯、结果犯与危险犯之争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上述概念属于既未遂认定标准分类，因而仍应将携带凶器盗窃归为结果犯。第三章对携带凶器盗窃中的“凶器”与“携带”的司法认定进行剖析，立足最新盗窃罪司法解释，厘清携带凶器盗窃中“凶器”的范围，并对“携带”行为的作用与时间起止点进行分析，要求在司法个案中仍需结合具体情形综合判定是否符合携带凶器盗窃情形。第四章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与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可能发生竞合的罪状进行比较，明晰携带凶器盗窃与抢劫罪（加重）、转化型抢劫与携带凶器抢夺之间的区分界限，并对上述罪状之间的转化情形进行分类探讨，避免司法适用中的混淆。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合理性入罪标准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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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和司法适用

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和司法适用

作者：李运恒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携带凶器盗窃作为《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盗窃罪罪状之一,其出现改变了盗窃罪犯罪客体的单一性,更是由于新刑法对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没有设置数额限制,刑法学界及实务界对其行为性质、既遂标准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同时,尽管2... 详细信息

携带凶器盗窃作为《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盗窃罪罪状之一,其出现改变了盗窃罪犯罪客体的单一性,更是由于新刑法对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没有设置数额限制,刑法学界及实务界对其行为性质、既遂标准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同时,尽管2013年“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3年盗窃案件司法解释),但并未弥合理解上的分歧,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入罪标准不同等问题。因此,在深入解读2013年盗窃案件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厘清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对于更加准确地适用刑法规范、更好地发挥刑事立法目的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从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后的司法实践情况入手,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司法实践中,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标准各地把握不一,一方面大量携带凶器盗窃案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司法工作人员存在只要实施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误认识。究其原因,在于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界定不清,导致对犯罪既遂、犯罪主要客体理解不同,影响到对其社会危害性评价,并且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相关概念存在不同理解、选择性执法等原因也进一步导致了问题的加剧。第二部分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进行深入分析。携带凶器盗窃犯罪客体虽然包含了人身权,但并未使其产生质的变化,其基础行为依然是盗窃行为,犯罪主要客体依然是财产所有权,其构成要件必然包括财物受到侵害这一危害结果,否则不构成犯罪或只能是犯罪未遂,所以携带凶器盗窃不属于行为犯而属于结果犯。基于此,携带凶器盗窃应当以其行为产生使他人失去财物的紧急危险时为着手;而失控说更加符合社会危害性标准,应当以其作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标准,即行为使被害人失去对具有一定价值的财物的控制时犯罪既遂。第三部分基于第二部分的分析,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难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建议。携带凶器盗窃不同于携带凶器抢夺,其“携带”、“凶器”的范围应当比携带凶器抢夺中的宽泛;在界定未遂处罚范围时应当综合考虑盗窃目标或对象、盗窃手段、盗窃造成的后果等几个方面;在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时,应当从行为人方面、被害人方面、犯罪对象等多个方面综合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当行为同时满足盗窃罪多个罪状时,以哪一罪状作为定罪情节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结果犯携带的认定凶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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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既遂标准研究

携带凶器盗窃既遂标准研究

作者：唐明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相较于传统的数额型盗窃行为,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仅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还对群众人身安全形成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基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单次数额达不到刑事案件定罪标准,而将其作为治安案件处理又处... 详细信息

相较于传统的数额型盗窃行为,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仅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还对群众人身安全形成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基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单次数额达不到刑事案件定罪标准,而将其作为治安案件处理又处罚过轻的现象,立法部门及时对刑法典进行修正,取消了携带凶器盗窃数额要求,将其与数额型盗窃并列,作为一种独立的盗窃类型进行规定。新增一种盗窃类型,对原本的盗窃罪既遂标准产生了冲击。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对携带凶器盗窃既遂的认定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本,是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性质厘定不清。携带凶器盗窃中的“凶器”应当是客观危险性和主观用途的统一,且范围应当比携带凶器抢夺中的“凶器”要窄。“携带”应以“暗带”的方式发生在实行行为阶段且具有携带凶器的意识。与数额型盗窃相比,携带凶器盗窃在入罪模式取消了数额较大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携带凶器的行为要素;相对应,所保护的法益变为复数法益,新增了人身相关法益,而减轻了财产法益量的要求。携带凶器盗窃既遂判断标准不一的原因是其学理标准不一,即对其行为性质是行为犯、危险犯抑或是结果犯的认定不同。携带凶器盗窃应是结果犯,这符合刑法的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于携带凶器盗窃结果犯的行为性质认定,控制说应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认定标准。与普通盗窃采取稳定控制说不同的是,携带凶器盗窃既遂采取的是实际控制说。即,以窃取财物行为完成,受害人无法行使对该物的完全的事实支配权为标志。携带凶器盗窃所侵害的法益包括财产利益和对人身权利的潜在威胁,并且是以财产利益为主。其既遂的标准仍应当是以取得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为标准,但是如果不具有对人身权利造成潜在威胁的可能或者对人身造成潜在威胁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应当是携带凶器盗窃的不能犯。司法实践中围绕携带凶器盗窃既遂与未遂也出现了无数额论以及统一数额论两种争论。基于实践中出现的无数额论和统一数额论提出解决方案:应根据行为人盗窃的是否为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是否存在意识到携带了凶器,携带的阶段和方式以及是否符合凶器的认定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符合携带凶器盗窃构成要件的行为。携带凶器盗窃的停止形态只是其量刑因素。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犯罪既遂结果犯控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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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的适用流程

宜宾学院学报 2015年第3期15卷 49-58页

作者：王德政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携带凶器盗窃"由于法条的简略性,适用时凶器的认定、行为人对凶器的认识、行为人应否具备"使用凶器"的目的,以及行为人"使用凶器"的目的种类不一时如何处理这四个关键点,影响了行为人之行为的认定,有悖于刑法... 详细信息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携带凶器盗窃"由于法条的简略性,适用时凶器的认定、行为人对凶器的认识、行为人应否具备"使用凶器"的目的,以及行为人"使用凶器"的目的种类不一时如何处理这四个关键点,影响了行为人之行为的认定,有悖于刑法的"体系思维"。立法者应以"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目的——保护人的生命、身体法益——为立足点,紧扣这四个关键点按从客观到主观的认定顺序,创制该法条的适用流程,使其条文说明中展示出的限制解释与谦抑性刑事政策的立场相一致。

关键词：立法者原意解释携带凶器盗窃适用流程生命身体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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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携带凶器盗窃”

论“携带凶器盗窃”

作者：刘超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对于现行《刑法》“盗窃罪”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现条文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详细信息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对于现行《刑法》“盗窃罪”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现条文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面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变化和紧张的公共安全，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的行为俨然已经严重危害到公私财产安全，故被直接纳入归罪范围，而与以往的唯“盗窃数额”定罪的立法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新的规定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打击范围，可以说将其直接扩入到刑法的领域进行规制是存在必要性的。但是面对新增设的这几种盗窃行为，尤其是“携带凶器盗窃”的这一行为，其立法结构的合理性不仅值得置疑，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对“携带”和“凶器”进行解释和运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本文将对“携带凶器盗窃”这一行为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分别从携带凶器盗窃的社会危害性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高、降低司法成本、更加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对“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必要性。其次又从法律拟制抢劫罪的规定、国外立法的有关规定、构罪易但认定难、扩大了转化型抢劫的适用、缺乏对盗窃加重情节的表述、未能体现出立法的层次性、以及盗窃罪条文内部适用上的冲突等方面对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合理性提出疑问。第二章首先从大陆法系理论和我国刑法理论的角度出发分别探讨携带凶器盗窃在性质上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然后对携带凶器盗窃的未完成形态，尤其是对未遂形态展开了论述，最后从盗窃罪的两个司法解释入手分析其对携带凶器盗窃未遂的适用情况。第三章作为全文核心的一章，在借鉴了有关“携带凶器抢夺”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携带凶器盗窃的适用，并从学理上对“携带”和“凶器”在具体的认定问题上作出了分析。如自然界之物、仿真的凶器、作案工具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凶器、凶器是否仅指器械类的物品等;再如携带的基本含义如何认定、携带是否应包含主观的因素、携带是否限于随身携带、凶器是否只能是从外界携带进入作案现场等，这些问题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对犯罪的认定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携带凶器盗窃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刑法第13条和刑法196条第3款与盗窃罪的协调适用、当盗窃罪的数个罪状同时满足时应如何评价、关于携带凶器盗窃共同犯罪的认定等具体问题。第五章主要通过比较我国古代立法、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提出对今后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建议。笔者认为，在完善刑法的体例结构上，“携带凶器盗窃”应与“携带凶器抢夺”相协调;在刑罚的层次性上，应将“携带凶器”、“入户”等纳入盗窃的加重情节，同时也应将危害程度与携带凶器盗窃相当的其他严重盗窃行为一并构罪或置于加重情节中;最后在我国刑法特点的问题上，应逐步改变对唯“数额·结果”论的客观评价倾向。

关键词：携带凶器盗窃合理性含义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