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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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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 2022年第1期 73-83页

作者：黄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51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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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档案 2022年第2期 89-103页

作者：刘大禹王球云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南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 21412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后普通音乐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中学音乐教材》(1946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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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音乐 2023年第5期 67-71页

作者：钟毓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音乐教材是音乐教学实践的主要载体与直接依据,对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各阶段音乐课程标准,并成立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1934年,设立音乐教育委员会,负责编订与审查音乐教科书。

关键词：音乐教材音乐课程标准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国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抗战胜利后音乐教科书

抗战胜利后时品三汉奸案与国民党派系争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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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3年第6期 124-133页

作者：盛雷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沈阳11000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惩治汉奸运动。由于缺乏周密部署,导致该运动成为派系争斗的工具。青岛市商会前任会长时品三汉奸案,便是派系争斗的牺牲品。时品三与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关系微妙,市党部主任葛覃为了削弱李先良势力,怂恿宪兵第十一...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惩治汉奸运动。由于缺乏周密部署,导致该运动成为派系争斗的工具。青岛市商会前任会长时品三汉奸案,便是派系争斗的牺牲品。时品三与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关系微妙,市党部主任葛覃为了削弱李先良势力,怂恿宪兵第十一团以汉奸罪逮捕时品三。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惩治汉奸运动的恐惧、维护工商界形象的需要,青岛市商会对本案反应强烈,一面对宪兵团工作失误进行声讨,一面试图通过行政干预方式营救。由于国民党政、党、军三股势力利益诉求不同,对本案分别持中立、缄默、推脱态度。司法机关以“通谋敌国”罪名判处时品三八年徒刑。后经多方博弈,减刑至三年。本案从最初的政、党争斗,最终演变为政、党、军、法、商五方混战,反映出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复杂性和激烈性。

关键词：汉奸国民党派系争斗时品三抗战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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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重庆市中等教育复员研究

抗战胜利后重庆市中等教育复员研究

作者：王秋菊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相对安定的西南地区成为大量流亡民众的庇护所,各省市中等学校纷纷内迁,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其主要迁避地点之一。同时,为安置内迁师生,应对战时重庆人口急速膨胀所带来的教育压力,重庆市及周边地区并新建一批中等学校... 详细信息

全面抗战爆发后,相对安定的西南地区成为大量流亡民众的庇护所,各省市中等学校纷纷内迁,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其主要迁避地点之一。同时,为安置内迁师生,应对战时重庆人口急速膨胀所带来的教育压力,重庆市及周边地区并新建一批中等学校,渝市中等教育在战时得到了较大发展。抗战胜利后,复员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急务,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更是其重要内容。而重庆因其战时的特殊地位,该市的教育复员有着不同于其他各省市的侧重点和特点,通过对重庆市的教育复员研究可以以小见大,窥见教育复员政策在大后方的具体落实情况。本文旨在探讨渝市中等教育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员建设过程,以考察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后方教育复员的安排与重庆市中等教育战后的发展情况。当胜利倏至,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紧急措施来稳定战后教育局面,后又召开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以统筹解决教育复员各方面的问题。同时,重庆市政府和市教育局为兼顾渝市教育复员与发展两方面,分别制定了纲要草案和建设计划,成为战后渝市教育复员的纲领性文件。在重庆市中等教育复员的具体开展过程中,政府当局、学校、员生在收复区师生返乡资金补助方面有着不同的诉求和态度,教职员的还乡旅费资助基本上得到满足,而学生们却大失所望。就复员规模来看,重庆市及周边地区的国立中等学校全部复员,而重庆市教育行政当局直接管理的私立各校复员返乡规模就相当有限。公私立各校的具体回迁进程也是颇多曲折。重庆市教育局对中等教育的调整与配置也是战后渝市中等教育复员的大要之一,包括战后市立教育的发展与私立各校所面对的困境等内容。渝市教育局为使中等教育在复返于常轨的过程中能够更臻于合理化,利用国民政府教育部留渝的教育资源,接办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兴办市立第二中学。最终在各方努力之下,战后重庆市的中等教育事业不仅保留住了战时的发展成果,其教育结构也得以优化,市立中等学校比重较战时有较大增长。然而私立中等教育方面,囿于资金限制和内战爆发,当局对于大力救助重庆市私立中等学校有心无力,各校只得在困境中艰难办学,自行设法筹款,提高学费金额,致使教育成本上升,渝市私立中等教育最终走向畸形发展局面。总体而言,重庆市教育行政当局在战后中等教育复员的开展过程中付出了诸多努力,进行了部分积极的建设,学校和收复区师生面对复员困难也积极探求出路,努力寻求政府帮助,并得到一定的回应。然而受时局所限,战后重庆市中等教育远未达到预期结果,建设目标并未完成,渝市中等教育复员工作成绩不甚理想。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重庆市中等教育教育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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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重庆高校复员研究

抗战胜利后重庆高校复员研究

作者：高少博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对我国东部地区展开了猛烈攻势,高等院校纷纷启程内迁,大部分迁往西南地区,其中又以迁至重庆者最多。高校内迁引发了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调整,大量高校的迁入对重庆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 详细信息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对我国东部地区展开了猛烈攻势,高等院校纷纷启程内迁,大部分迁往西南地区,其中又以迁至重庆者最多。高校内迁引发了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调整,大量高校的迁入对重庆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复员工作随即展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抗击外敌侵略中取得胜利的战争,故时人对战后国家的建设抱有极大的热忱与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复员”已不仅是一个恢复战时常态的范畴,而被寄望成为开启民族复兴的起点。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各高校亦纷纷筹备迁返原址。1945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议决了高校复员工作的具体事宜,从教育部的层面,以“复员不是复原”的原则对战后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分配,致力于在复员的同时维持重庆以及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于重庆地方而言,高校东归复员意味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失,如何在复员声中继续寻求发展,并最大程度上保留地方利益,成为由“中央”而为“地方”的重庆在战后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高校来说,迁返东部则是师生的共同愿景,但是在与国家政策与地方诉求的博弈之间,却常常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而引发系列矛盾冲突。高校复员所造成的人员流动、教育资源变动等问题同样对重庆的教育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产生冲击。重庆当局和地方人士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应对。抗战爆发以后的高校内迁极大促进了后方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使得重庆在战时具有教育文化中心的战略地位;而抗战结束以后,多数高校迁返东部,又给后方教育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成为“后抗战时代”后方地区战略地位回落以及资源短缺困境的一大明证。总体而言,重庆市的高校复员一直在国家政策、地方利益与高校诉求三方互动间曲折发展,三方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各自对高校复员筹划与开展的不同期望,并共同塑造了重庆高校复员的复杂历史面相。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重庆高校复员复旦大学

抗战胜利后广州的粮食救济（1945.8-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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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广州的粮食救济（1945.8-1949.1）

作者：陈钰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学位级别：硕士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的必需品,也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抗战胜利后,由于战争对农业的破坏、难民的激增等,使得广州出现粮食危机,粮食救济成为当务之急。1945年1月,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下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 详细信息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的必需品,也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抗战胜利后,由于战争对农业的破坏、难民的激增等,使得广州出现粮食危机,粮食救济成为当务之急。1945年1月,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下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并在全国重灾区成立十五个分署,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简称“广东分署”）便是其中之一。广东分署的粮食救济工作初期设立平价食堂、借助华侨力量广辟粮源等举措起到了稳定粮价的作用,由于随之而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国外粮食管制等等,救济重点从广辟粮源转向节约、禁酒。广东分署作为一个临时性机构,依据行总规定其期限不超过两年,于是1947年8月广东分署匆忙结束工作,其自身严重的舞弊现象让救济效果大打折扣。粮食危机愈发严重,为保障都市粮食的正常供应,194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救济协定》,决定在京沪平津穗五市进行粮食配售。广州方面主要由广州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理粮食配售事务,首期配售效果尚可,然而二期配售随着“八一九”限价的到来惨淡收场,但是广州的粮食配售对底层民众的救济作用是有限的,底层民众很难从实际的粮食配售获益。广州的粮食问题,不单是粮食本身上问题而已,更是关联到当时的经济政治问题,深层次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将广州粮食救济工作与上海粮食救济工作做对比,发现此时的粮食救济既有其共性,即国民党在整个统治过程中存在的贪腐腐败问题,亦有其特性,广州不仅内部矛盾丛生,而且谣言质疑层出不穷,政府的管理能力不足,对于粮食问题也束手无策。本硕士学位论文从政府的粮食救济活动出发,既不局限于广东分署举办的急赈中的粮食救济活动,又将后期的粮食配售纳入粮食救济活动中,体现战后广州粮食救济的延续性,探寻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粮食救济活动中的规律和实质。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粮食救济粮食配售

抗战胜利后青岛地区粮荒研究（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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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青岛地区粮荒研究（1945-1949）

作者：刘文玉青岛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与美国形成了军事、经济“合作”的利益关系,青岛成为蒋美的海军基地和兵站基地,这使得青岛兼具中转国民党物资和监视海面封锁山东解放区的双重功能。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面积逐步缩小,青岛逐渐沦...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与美国形成了军事、经济“合作”的利益关系,青岛成为蒋美的海军基地和兵站基地,这使得青岛兼具中转国民党物资和监视海面封锁山东解放区的双重功能。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面积逐步缩小,青岛逐渐沦为粮源断绝、交通封闭的“孤岛”,成为山东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城市,“孤岛”困境为青岛粮荒埋下隐患。国民政府执意发动内战,施行严苛粮政,加大对军粮及民粮的征收,成为粮荒爆发的导火线。美国协助国民政府,利用青岛市民食调配委员会、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等机构向青岛输送大量美援粮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岛粮荒,但也加大了国民政府依赖性,加深美国对青岛的经济侵略。在国共粮食经济斗争中,中共调整粮食政策,实现经济反封锁。青岛粮荒加剧了青岛社会危机,国民政府在失去民心支持的同时,也逐渐失去美国支援。中共灵活调整解放青岛策略,一方面动员青岛市民及解放区民众开展运动,另一方面推进山东其他国统区的解放,集聚众力,一举解放青岛。解放青岛之后,中共对青岛采取了灵活的接管措施,成功调节物价,化解了粮荒。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青岛粮荒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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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述论

史学月刊 2019年第11期 55-66页

作者：朱虹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面对当时对外贸易极为衰败、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困境,主动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振兴外贸的提案,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受到媒体与各界的肯定,被誉为"我国空前的盛举",也产生了一定...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面对当时对外贸易极为衰败、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困境,主动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振兴外贸的提案,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受到媒体与各界的肯定,被誉为"我国空前的盛举",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通过的议案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付诸实施,因而本次会议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全国商会联合会对外贸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