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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变更原则中再交涉制度研究

情事变更原则中再交涉制度研究

作者：蔡俊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民法典》在第533条处将情事变更原则予以法典化,并增设了再交涉制度的规定,此项制度的引入是与国际立法的接轨,值得称赞,学者也从各方面肯定了其制度价值。但《民法典》对于再交涉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使得再交涉制度的具体规则存在一... 详细信息

《民法典》在第533条处将情事变更原则予以法典化,并增设了再交涉制度的规定,此项制度的引入是与国际立法的接轨,值得称赞,学者也从各方面肯定了其制度价值。但《民法典》对于再交涉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使得再交涉制度的具体规则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同时传统上对于再交涉制度的义务定性存在过分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以及不符合效率原则等正当性不足之处,需要对其法律性质予以纠正。为使得再交涉制度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对涉及情事变更原则的案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需要在解释论的层面对再交涉制度作进一步的阐述,此即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一是历史研究。通过该研究方法探究实践当中重新谈判条款中约定再交涉义务是如何兴起并被加以运用。二是判例研究。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情事变更原则的相关案件进行分析,总结我国再交涉制度存在的问题。三是比较研究。针对我国再交涉制度存在之问题,本文结合包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欧洲统一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日本《债权法改正基本方针》试案以及《法国民法典》等域外立法例以及相关学说,借鉴其有益经验,尝试对我国再交涉制度在解释论层面提供一种合理的方案。在内容架构上,本文主要分为四章,分别是再交涉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缺陷、义务视角下的再交涉制度分析、权利视角下再交涉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内容以及权利视角下再交涉制度的效力及其定位。首先,从再交涉义务的实践和理论基础肯定该制度的价值,并针对我国再交涉制度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出我国再交涉制度存在的问题,即《民法典》533条虽然规定了再交涉制度,但并未明确再交涉制度的法律性质、内容、效力以及定位。其次,针对再交涉制度的传统义务定性进行分析,说明其正当性不足之处,并主张以权利视角重新定性再交涉制度,将其认定为一种双方当事人都享有的形成权,以更好地保护意思自由和节约交易成本。最后,在权利视角下对我国再交涉制度进行解释论的展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再交涉制度的法律性质。传统义务定性下的再交涉制度过分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且不符合效率原则,应当对再交涉制度予以重新定性,将其视为双方当事人所享有的形成权。该形成权的行使需符合合同情事发生重大的改变、确保对提出方而言有再交涉的必要性以及对于相对方而言再交涉具有可能性等条件。当事人一方一旦行使形成权,双方即负再交涉义务,该义务为实体义务、行为义务、附随义务。二是再交涉制度的内容。当一方当事人提起再交涉请求后,双方当事人即需要在再交涉过程中负担一定的义务,具体包括促进再交涉程序形成的义务、进行实质性再交涉的义务以及真诚交涉的义务,但不包括同意对方合理提案的义务。三是再交涉制度的效力。再交涉期间不宜中止履行原合同,即再交涉本身不产生中止履行抗辩权,但考虑到情事确已改变,这种情况下强制不利方一定要全然履行原定债务未免不公,所以可以在当事人再交涉期间设置一种折衷的处理方法,即让不利方在再交涉期间只履行一定标准的债务,但此种优惠仅存在于当事人再交涉的合理期限内,倘若协商超过合理期限不利方仍只履行部分债务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避免再交涉制度流于形式,违反再交涉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义务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在当事人没有明显恶意的情况下主要是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有明显恶意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四是再交涉制度的定位。再交涉制度是否作为司法救济的强制性前置程序,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提起再交涉请求。如果当事人一方提起再交涉请求,此时再交涉即为司法救济的强制性前置程序,反之则不是。当事人在未再交涉或再交涉失败后寻求司法救济,此时法院应当优先变更合同,在合同无存续必要之时也可直接解除合同。倘若当事人未请求变更合同而直接请求解除合同时,为尊重当事人诉权,法院在释明可变更合同之后仍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此外,在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当将损失或者收益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

关键词：情事变更再交涉制度合同变更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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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变更中再交涉制度研究——从疫情谈起

情事变更中再交涉制度研究——从疫情谈起

作者：董慧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9年伊始,新冠疫情开始,而2022年新冠疫情被宣告结束,虽然历时三年的疫情告一段落,但因为疫情也产生了很多合同履行难、履行不能等纠纷,此时情事变更中的再交涉程序在处理这些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重新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 详细信息

2019年伊始,新冠疫情开始,而2022年新冠疫情被宣告结束,虽然历时三年的疫情告一段落,但因为疫情也产生了很多合同履行难、履行不能等纠纷,此时情事变更中的再交涉程序在处理这些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重新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再交涉程序作为情事变更下设的一种磋商机制,是2020年《民法典》第533条通过“重新协商”内容予以确定的,但只是框架性规定,对其定性、具体程序以及具体应用等内容并未明确。目前学术界多以“再交涉义务”进行探讨,而立法上此项规定是否等同于学者所谓的“再交涉义务”,以及该制度如何定性,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与情事变更其他法律效果之间是何关系,都值得我们去深思,这对于以后我们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相关的突发事件,都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疫情期间再交涉的案例为切入点,分析目前再交涉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再交涉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从宏观方面来看,目前再交涉制度的首要问题是定性问题,主要是权利说和义务说,微观层面主要是具体程序方面,结合我国司法适用现状,主要存在再交涉制度的提出主体难以界定、再协商制度的定位不明确、再协商制度的程序与调解程序的衔接问题、司法职权主义干预等问题。结合域外的相关规定,国际商事领域立法和欧洲合同法将其定性为义务,而且日本和德国从救济方面还对违反再交涉义务提出了相关惩罚,这些规定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针对上述提出的问题并结合域外的有益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再交涉制度进行重新构建,宏观上理顺法律定性问题,明确再交涉制度义务属性,微观上细化具体程序,一方面设置再交涉程序的框架,涉及开启条件、具体步骤、合理期限、举证责任、提出主体等内容,另一方面完善再交涉不同阶段的内容,包括开始交涉时的义务、交涉过程中的义务、交涉完成后的义务,并规范再交涉制度的法律效果包括在情事变更法律效果中的地位,重点是对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情形规定相关法律制裁,包括诉讼上的不利益后果、合同调整权限的限制和变更、损害赔偿等内容,来进一步保护受不利影响当事人的利益。

关键词：情事变更再交涉制度再交涉义务制度构建

工期延误的类型分析与法律救济--兼论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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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2022年第4期 129-143页

作者：张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额较大,履行期较长,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这使得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极可能遭遇各种情况,导致工期延误.但工期延误的成因复杂,请求权基础多元,法律效果亦不统一,必须进行类型化分析方有意义.工期延误大致分为“可归责之... 详细信息

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额较大,履行期较长,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这使得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极可能遭遇各种情况,导致工期延误.但工期延误的成因复杂,请求权基础多元,法律效果亦不统一,必须进行类型化分析方有意义.工期延误大致分为“可归责之延误”和“不可归责之延误”.若可归责于承包人,则其需承担迟延责任、赔偿责任,必要时发包人可解除合同.若不可归责于承包人,则其可主张展延工期.若可归责于发包人,则承包人可主张合同解除、发包人给付迟延及赔偿损失.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在必要时应有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可能.

关键词：工期延误情事变更类型化可归责迟延不可归责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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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研究

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研究

作者：郑柳媚华南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中实现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消除合同因情事变更带来的不公平后果。当前,世界范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生活中许多合同的履行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情事变更原则更受关注。情事变更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法... 详细信息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中实现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消除合同因情事变更带来的不公平后果。当前,世界范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生活中许多合同的履行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情事变更原则更受关注。情事变更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法律体系中必备的重要原则。但我国在制定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时对其作了规避。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才首次确立了情事变更原则的规范基础,《民法典》第533条将其进一步完善。从司法实务来看,情事变更条款发挥了重要功能作用。但对于情事变更发生后的重新协商即再交涉义务的性质及法律效果、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竞合情况下的适用规则仍未明确,在情事变更原则适用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依然存在,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再交涉义务应当视作因诚信原则而产生的附随义务,并作为情事变更的第一重法律效果。再交涉期间当事人享有中止履行权,同时违反再交涉义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充分发挥再交涉义务的制度功能。在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竞合下,宜采用竞合择一说和功能说的标准,在合同部分不能履行而双方当事人持不同主张的情况下,优先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而在合同间接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则应将其作为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的下位概念,纳入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针对情事变更原则适用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应当对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当事人主义予以强调,并在引入再交涉义务的基础上,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限度地承认,由法院基于当事人协商提出的变更方案进行裁量判决,对于变更方案不合理或者未能形成变更方案的则作出合同解除的判决,以倒逼当事人寻求合理变更方案,而不宜固守“调整优先说”自行决定变更合同。

关键词：情事变更不可抗力再交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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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转播合同中的风险逻辑与因应之策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39卷 204-210页

作者：刘子涵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50

体育赛事转播合同通常履行期限较长且标的额较大。若因外来事件影响合同履行,赛事组织者与转播方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对合同关系应走向何处也存在不同理解,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均不鲜见。在性质上,体育赛事转播合同属于合... 详细信息

体育赛事转播合同通常履行期限较长且标的额较大。若因外来事件影响合同履行,赛事组织者与转播方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对合同关系应走向何处也存在不同理解,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均不鲜见。在性质上,体育赛事转播合同属于合同内容并不确定的继续性合同,遭遇无法预见的风险系属常态,风险现实化后所造成的合同履行障碍在程度上一般不会达到完全和永久意义上的履行不能。优质体育赛事的稀缺性更导致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市场中签订与续约的话语权多掌握在赛事组织者手中,转播方通常会承担更多无法预见的风险。为解决并预防由此产生的纠纷,一方面,当纠纷发生在我国时,需要在事后救济层面妥善适用情事变更规则,矫正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实质不公平;另一方面,由于《民法典》第533条为情事变更规则设置了严格的构成要件,因此我国体育赛事组织者与转播方需要在事先条款安排层面对风险分配条款的制定予以更多关注。在平衡赛事组织者与转播方谈判地位的基础上,赛事组织者、转播方可以通过制定“重大不利变化条款”(MAC条款),寻找合适的风险阀值,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风险,尽可能实现合同当事人的双赢,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关键词：体育赛事转播合同风险情事变更 MAC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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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辨析及其司法适用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辨析及其司法适用

作者：陈想想云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情事变更原则从诞生以来,学界对其与其他相似制度就难以区分。对于二者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争议的热点,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包括并列说、包含说、因果说、交叉说。且四种学说的支持者不相上下。相较不可抗力,情事变更迟迟才得以确立... 详细信息

情事变更原则从诞生以来,学界对其与其他相似制度就难以区分。对于二者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争议的热点,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包括并列说、包含说、因果说、交叉说。且四种学说的支持者不相上下。相较不可抗力,情事变更迟迟才得以确立,原因就在于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二者非常相似,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都以不能预见为基础,都能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加之法律对情事变更的定义、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法律也没有对二者的界分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实践中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经常混淆。然而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在概念、起源、功能与立法目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法律后果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为各地法官观点不一,全国各地出现同案不同判,甚至出现了案件事实认定与适用相互矛盾,明明将事件认定为不可抗力,却最后适用情事变更或公平原则进行判决等等这些适用混乱的现象,这不仅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而且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二者最直观的区别体现在客观表现上。不可抗力一般表现为台风、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以及突发的社会性事件,比如战争、政局动乱、罢工等等。而情事变更的表现形式为物价的急剧变化、金融危机、汇率的重大变动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异常变动。但仅仅依靠客观表现判断太过草率,还应当结合客观事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程度来区分二者。即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而情事变更只是使合同履行变得艰难,但还存在履行的可能,只是继续履行将会造成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文基于中国法,结合相关审判实践,从规范目的、适用情形、法律后果及实现方式等方面分析、论证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旨在对二者进行详细地辨析,以适应裁判需要,通过指出司法实践适用二者时存在的问题,结合二者的不同和区分标准,提出适用二者的建议,以此来规范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以期能走出现有的困境。

关键词：不可抗力情事变更履行不能履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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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欠缺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的原理和规则

交大法学 2024年第1期 64-80页

作者：夏静宜扬州大学法学院

赠与合同的原因体现为赠与人负担债务的“决定性动机”,这种“决定性动机”欠缺时,应当否定赠与合同的拘束力。因此,若赠与合同的原因欠缺,即使在赠与人移转赠与财产权利后,仍有否定赠与合同拘束力,认可赠与财产返还的需要。关于否定赠... 详细信息

赠与合同的原因体现为赠与人负担债务的“决定性动机”,这种“决定性动机”欠缺时,应当否定赠与合同的拘束力。因此,若赠与合同的原因欠缺,即使在赠与人移转赠与财产权利后,仍有否定赠与合同拘束力,认可赠与财产返还的需要。关于否定赠与合同拘束力的具体路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建立在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之上,有不当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嫌,应当区分赠与合同原因欠缺的发生时点,分别采用错误构成和情事变更构成。若原因欠缺自始发生,则原因欠缺可能构成错误,即使该项错误属于狭义的动机错误,也应当允许赠与人主张错误撤销。若原因欠缺嗣后发生,则原因欠缺可能构成赠与合同基础情事的变更,赠与人可依情事变更规则解除赠与合同。原因欠缺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的原理亦可用于对彩礼返还规则的解释和对父母出资为已婚子女购置房屋后子女离婚所引发的财产返还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赠与合同财产返还原因错误情事变更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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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2000年第4期12卷 435-455页

作者：韩世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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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

法学 2019年第11期 40-53页

作者：吕双全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

关于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构造,民法学界未予充分的关注,造成了具体法律适用的混乱。《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仅增设再交涉义务作为法律效果,并未对实务问题加以回应。实践中矛盾的核心在于合同变更的适用方式,对法官合同变更权限的限... 详细信息

关于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构造,民法学界未予充分的关注,造成了具体法律适用的混乱。《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仅增设再交涉义务作为法律效果,并未对实务问题加以回应。实践中矛盾的核心在于合同变更的适用方式,对法官合同变更权限的限制已成为学说发展的趋势。在法律效果的构造上,再交涉义务应前置适用,违反该义务的当事人不得再行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合同变更上,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确定变更内容,其仅得在判断当事人所提供的变更方案为合理的前提下,将该方案作为合同变更之内容;在变更方案不合理之时,当事人得解除合同。合同变更仅在法官判定当事人之变更方案合理的情况下才得适用,情事变更的原则性救济为合同解除。我国现行合同法以及《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就此在规范设置上还存在很多缺陷,应当予以完善。

关键词：情事变更合同变更再交涉义务合同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