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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适用问题研究

律师伪证罪适用问题研究

作者：张剑超哈尔滨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律师伪证罪”即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本条自入刑时围绕它的存废之争便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有律师因本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围绕该罪的争论更是迅速成为法律界,乃... 详细信息

“律师伪证罪”即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本条自入刑时围绕它的存废之争便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有律师因本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围绕该罪的争论更是迅速成为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对于律师伪证罪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文中以该罪名在实践中的实际适用情形为基础,并参照了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论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以及本罪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主体部分首先对于律师伪证罪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在对其立法目的、法理基础及犯罪构成等内容做出介绍后,重点将关于律师伪证罪存废之争的各派观点予以充分展示。而后根据现有材料展现出律师伪证罪的整体适用情形,并且期望通过“北海案”、“李庄案”等典型案例以个案的视角来展示本罪的具体适用情形。在将本案的实际适用情形展示后,以此为基础,列明本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最后一部分对本条的合理适用从法条本身修改、完善诉讼程序等多角度提出自己的若干建议,以期能够对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保障律师权利、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等方面有所裨益。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律师权利律师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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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 ——逻辑批判与法律规制

律师伪证罪 ——逻辑批判与法律规制

作者：郑雪溪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刑法》确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以来,该规范引起了诸多问题与批评。然而,多数批评意见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缺乏对该罪内在机理中深层矛盾的分析。因此,在学界猛烈的批判风暴过后,该规范逐渐淡出... 详细信息

自《刑法》确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以来,该规范引起了诸多问题与批评。然而,多数批评意见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缺乏对该罪内在机理中深层矛盾的分析。因此,在学界猛烈的批判风暴过后,该规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渐或被人遗忘。曾经的批判并未促使立法机关作出及时、合理的回应。究其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学理批判未击中问题之要害。批判的着力点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基于此,文章首先理清并提出了两条问题主线:第一,以“律师伪证罪”来指称这一规范有何不妥?第二,所批评的命题主要是一个证据法命题,还是一个刑法命题?前者反映了以往批评意见所立足之概念基础中的误区;后者则反映了以往批评所立足之问题立场上的错位。以这两个问题为批判的内在逻辑主线,文章不仅使已有的批判结构化、体系化,而且进一步挖掘出一些被广泛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文章分别从概念、法教义学、证据法学和法社会学等视角逐一进行批判性分析:首先,通过辨明证人、伪证罪等基本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为全文提供了贯通的基础性概念标准;其二,通过厘清《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内在逻辑,揭露了该规范本身及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逻辑错乱;其三,通过说明“律师伪证罪”对事实认定的负面影响,进而表明该规范的实际效果与其预设目标事实上背道而驰;其四,通过考察该规范所引致的诸多负面社会效应,进一步否定其存在具有正当的社会基础。基于这些分析,文章对上述这两条问题主线进行了回应:一方面指出“律师伪证罪”这个名称本身缺乏合理性;另一方面表明对律师伪证罪的批判应当主要是一个证据法命题,而非实体法命题。在此批判性铺垫基础之上,文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规制该规范的建议:首先,从法教义学的层面,需要重新梳理《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内在逻辑以及该条规范与其他相关条文之间逻辑关系;其二,在证据法层面,要通过保障律师相应的证据性权利,从而尽量降低该规范对事实认定的消极影响。其三,在法社会学层面,需要通过建构真正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完善律师职业保障体系,从而维护与促进辩护制度的发展。尽管“律师伪证罪”看起来是一个很微观,甚至让人感觉不甚重要的问题,但是该规范所产生的联动性影响非常巨大。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所谓的“律师伪证罪”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阻碍了相关司法改革的推进,因此对其展开理性反思与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概念法教义学证据法学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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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新论

法律适用 2012年第10期 47-52页

作者：杨方泉诸海云中山大学法学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一、律师伪证罪的立法背景97年《刑法》修订后，306条作为《刑法》新增罪名纳入到现行刑法体系中。作为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刑法》条款，无论是《刑法》处于修订草案时，还是《刑法》修订生效后，一直是争议不断。想要理解如此... 详细信息

一、律师伪证罪的立法背景97年《刑法》修订后，306条作为《刑法》新增罪名纳入到现行刑法体系中。作为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刑法》条款，无论是《刑法》处于修订草案时，还是《刑法》修订生效后，一直是争议不断。想要理解如此广泛的质疑，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刑法》修订草案诉讼代理人立法背景刑法体系辩护人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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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行为方式规范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34卷 96-100页

作者：吴江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律师伪证罪"是《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通俗称谓。妥当地解释本罪行为方式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不损害证据的物质形态,而是将证据丢弃于一般人不可能再行控制... 详细信息

"律师伪证罪"是《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通俗称谓。妥当地解释本罪行为方式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不损害证据的物质形态,而是将证据丢弃于一般人不可能再行控制的场所,属于毁灭证据;毁灭证据不包括隐匿证据。变造证据属于伪造证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包括四种行为,其中的"证据"不包括言词证据,仅限于以物质化载体表现的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中的"作伪证"必须既有违证人记忆,同时违背被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应实质地解释为"作伪证";只有以某种利益相引诱,使证人在利益权衡中影响了意志的自由表达,才属于本罪中的"引诱"。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伪造证据作伪证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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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研究

律师伪证罪研究

作者：陈雪昆明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1997年的刑法第306条增设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也就是现在常讲的律师伪证罪。通过刑法制止伪证等妨害司法的行为,乃世界各国的通例。但查阅各国刑法,罕有国家将律师作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并针对律师单独规定此罪,而中国却是... 详细信息

1997年的刑法第306条增设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也就是现在常讲的律师伪证罪。通过刑法制止伪证等妨害司法的行为,乃世界各国的通例。但查阅各国刑法,罕有国家将律师作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并针对律师单独规定此罪,而中国却是其中之一。刑法第306条的主体设置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此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并且入罪门槛很低。往往一个十分轻微的伪证行为便可入罪,对于一名律师而言,一旦受到刑事处分则很可能意味着其律师生涯即将彻底结束。通过中外现状的研究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单纯废除或修改刑法第306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主体上的歧视性有诸多危害,国内一些学者也主张废除或修改刑法第306条,但是在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够乐观的情形下,司法人员认为律师更容易触犯伪证罪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短时期内无法靠删除或修改某条法律而改变。而且,即使废除或修改了刑法第306条,司法人员同样可以运用刑法第307条的普通伪证罪来对付律师,其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解决律师伪证罪的问题就是解决防止滥用的问题,与刑法第306条如何规定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律师伪证罪不应是行为犯,而应当是结果犯。认定本罪既遂应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已着手实施本罪的实行行为并达到一定程度、后果作为标准,对该罪进行较为严格的解释。如果律师只是指导当事人作伪证,而没有亲自动手制作伪证证据,与律师亲自作伪证的危害性相比,前者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适用律师业内处分,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辩护制度的成本。每个制度都是有成本的,每个制度都有副作用,不可能一个制度只有利没有弊。只要利大于弊,这个制度就是可行的,就是好的。如果要求一个制度只有利没有弊,那天下便不可能有制度。不追究律师刑事罪,并不等于不追究律师的纪律责任,可以用纪律来约束律师的注意义务。律师伪证罪的问题出在证明律师有罪的程序中,出在控告人、证人的资格上,出在司法人员意图报复、陷害律师的心理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着手。律师与当事人、委托人之间是代理与被代理,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信任感是委托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律师应当遵守对委托人的保密义务,那么通过反向约束,委托人也应当遵守对律师的保密义务。保密义务的遵守是相互的,不能仅仅是单方的。委托人的利益需要律师保护,律师的利益同样需要当事人保护。因此应当维护和保障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免除当事人的作证义务,不允许当事人举报自己的律师,防止司法人员以报复、陷害律师为目的诱使当事人为了获得立功减刑的机会举报律师。同时可以限定罪名,应限定在掩饰犯罪的范畴之内,并且将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反人类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全人类安危的罪名应当排除在外,超过掩饰犯罪的范畴,可以作证。免除作证义务,只限于被控的罪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来自于传统的信任理论。信任的产生既依赖于空间、领地和边界,也依赖于时间和历史。用箭头表示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概括起来是这样产生的：人的利己本性、基因、遗传→血亲、姻亲、亲族与其他人之间的利他交换、合作、互惠→共同的理性、习惯、习俗、利益让渡→社会秩序、市场经济、职业道德→神父与忏悔者,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等特殊职业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通过司考的和没通过司考的(法律服务人员)都能从事律师工作,至少这个中国特色的律师执业双轨制是有很大问题的。加之刑警可以不通过司考,而律师必须通过司考,不需通过司考的刑警可以逮捕、·预审通过司考的律师,研究律师伪证罪对于保护律师的初衷因此大打折扣。职业伦理是有别于广义职业道德的。律师职业伦理是关于律师执业总体性的社会伦理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对是与非,善与恶,丑与美,正义与非正义,应采取什么态度;是律师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伦理秩序和行为准则。它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秩序在律师职业领域的具体化,是评价律师职业好坏、是非,美丑、荣辱的重要标准。加强职业伦理培训,首先要推动职业伦理内容走进教材,走进课堂;其次要推动职业伦理内容走进规章,走进制度;最后要推动职业伦理内容走进思想,走进行动。在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内因,又要看到外因,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律师伪证罪问题,不仅要从外因着手,将律师伪证罪定性为结果犯,维护和保障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义务,禁止当事人举报律师,更不允许以举报律师作为立功手段,改革中国司法考试双轨制,还要重视内因的作用,加强职业伦理培训,层层把关,增强行业自律,做到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结果犯双轨制信任关系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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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的存废之争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53卷 111-118,134页

作者：王永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理论界对是否应当保留律师伪证罪的争论,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确立律师伪证罪具有必要性,尽管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 详细信息

理论界对是否应当保留律师伪证罪的争论,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确立律师伪证罪具有必要性,尽管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针对律师伪证罪在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应该明确适用《刑法》第306条的基本原则,统一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该条的指导思想。针对《刑法》第306条存在的具体问题,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存废改造原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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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的追诉程序探析

河北法学 2011年第10期29卷 35-40页

作者：毛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往往成为侦控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究其原因,不惟在于实体法之不完善,更在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集体回避及管辖异议制度、排除辩... 详细信息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往往成为侦控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究其原因,不惟在于实体法之不完善,更在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集体回避及管辖异议制度、排除辩护人程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特殊保障等,以保障律师免受非法或不当的刑事追诉,维护其合法执业权利。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刑事追诉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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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研究

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研究

作者：刘丹青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维系控辩平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但若辩护律师在行使职责的过程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动则被侦控方拘捕，那么以上作用皆是镜花水月。1997年《刑法》新增设第306条对“辩护... 详细信息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维系控辩平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但若辩护律师在行使职责的过程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动则被侦控方拘捕，那么以上作用皆是镜花水月。1997年《刑法》新增设第306条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以下简称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更是让担忧变为现实。司法实践中，不断有辩护律师因妨害作证的问题而身陷囹圄。律师界一直对《刑法》第306条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发出了废除该条的强烈呼声，然而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于实体法的存废，而在于是否有一个正当的诉讼程序来保障辩护律师免受不公正的追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首次对律师伪证罪异地侦查管辖作出了规定，在程序上保障了辩护律师依法执业，避免了其遭受职业报复，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所以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以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为中心进行了相关研究。论文正文分三个部分，共约三万字：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律师伪证罪及其追诉程序的立法背景，对构建我国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1997年《刑法》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予以了明确的规定，该法条的出台立即在法学界引起了争议，学者大多从实体上去研究律师伪证罪。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律师伪证罪的异地侦查管辖作出了特别规定，在构建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的道路上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应当看到对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的完善才是防止律师被不当追诉的治本之策。辩护律师在诉讼构造中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与其抗衡的是极为强大的国家机关，因此在追诉程序的构造上理应对其倾斜关照。合理构建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即是保障辩护权的需要，又是利益规避的需要，更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并就原因进行了分析。根据相关案例基本可以总结出律师伪证罪的启动模式，这暴露出了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我国在追究律师伪证罪的诉讼程序中存在着行业处罚与刑罚混同的问题，这导致一些本应只受到行业处罚的辩护律师却遭到了刑事追诉。其次，当律师被追诉时，基本上是由律师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负责侦查，这明显不符合利益规避的要求。并且律师一旦涉嫌伪证罪，往往会被控诉方直接拘捕，不受任何形式的中立司法机构审查。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虽首次对律师伪证罪的异地管辖进行了规定，但却没有同时规定侦查机关违背异地管辖规则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使得不规范的侦查行为仍然存在。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立法上，《刑法》第306条本身就饱受诟病，《刑事诉讼法》42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管辖规定也仍有缺陷;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发由于职业冲突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而我国不科学的公检法机关绩效考核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对抗程度;律师协会作为律师的自律性组织自主性弱小，无法有效的管理律师及其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再加上部分律师的职业道德状况的确堪忧，所以才会使公检机关对于这个“没人管的孩子”产生情绪化追诉。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律师伪证罪的追诉程序：其一，应完善我国的律师惩戒程序，将律师惩戒权交由律师协会行使，并将律师惩戒程序作为追究律师伪证罪的前置程序;其二，对于律师伪证罪的侦查只能由公安机关负责，具体程序的设置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承办案件的上一级公安机关侦查或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指定其他公安机关立案管辖，同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涉嫌伪证罪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其三，在律师伪证罪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并将司法审查的权力交给客观中立的审判机关，以此来防止侦控机关任意拘捕辩护律师、实施职业报复;最后，还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来惩罚并抑制公权力机关的不当追诉的行为。除了追诉程序的构建外，还应对《刑法》第306条、辩护律师豁免权等等相关措施进行修改完善，期望通过以上努力，保障我国辩护律师依法执业，免受不公正追诉。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前置程序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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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研究

律师伪证罪研究

作者：王桂丽黑龙江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辩护律师权利是人权保障之重要体现,刑事辩护更是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缩影。1997年《刑法》增设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后,律师因涉嫌该罪而被追诉的案件呈逐年高发态势,导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刑事辩... 详细信息

辩护律师权利是人权保障之重要体现,刑事辩护更是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缩影。1997年《刑法》增设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后,律师因涉嫌该罪而被追诉的案件呈逐年高发态势,导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刑事辩护率下滑及控辩失衡等一系列背离法治的现象,故本罪被通称“律师伪证罪”。法学界对本罪立法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呼声,2009年的“李庄案”所衍生的“李庄案效应”更是将本罪的存废之争推向高潮,故本罪研究具有现实的法治意义。本文以本罪的立法背景和司法现状为研究前提,以法学理论为基础指导,以逐步剖析为思维逻辑,从犯罪构成入手,进一步比较本罪的适用问题,从而提出本罪的立法缺陷,引发取消本罪的立法完善之思考,以期能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带来一些启发。

关键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律师伪证罪律师伪证行为辩护律师权利控辩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