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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在黔办学历程研究——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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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在黔办学历程研究——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

作者：王静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重心——东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证师生生命安全,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从杭州撤离,一路西迁,从浙江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后经广西宜山,最终迁入贵州... 详细信息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重心——东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证师生生命安全,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从杭州撤离,一路西迁,从浙江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后经广西宜山,最终迁入贵州。在贵州青岩、遵义、湄潭、永兴等处办学,最终形成稳定布局:校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于遵义校本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分部;一年级设于永兴分部。竺可桢从1936年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全程组织学校西迁。从勘定校址、修建校舍、学生迁移到招生、考试、教学,再到处理教师矛盾、学生运动等繁杂事务,竺可桢校长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同时他把每日的工作、生活情况记录在日记中,日记内容充分展现了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长达7年的办学情况和教学特色。《竺可桢日记》记载的内容细致、全面,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校在遵义地区的教学秩序维护、师生生活与学习,还记录了师生们组织各类团体、学生通过游行等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的状况。竺可桢校长对科研事业尤为重视,日记中不仅有自己的读书笔记、学习心得,还记录了学校组织的科学讲座、“纪念周”、科学社年会等。《竺可桢日记》不仅展现了竺可桢校长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是浙江大学校史的具体体现。本文以《竺可桢日记》为主要依托材料,考察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办学历程。通过梳理日记内容,利用日记的原始性、隐秘性特征,完善具体的史实细节,弥补校史、地方志在史实叙述上的不足。《竺可桢日记》记录了国立浙江大学在战乱时期保存实力,由弱变强的整个过程,它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最有力的史料支撑。《竺可桢日记》丰富了校史,补充了校史,更是浙江大学校史的一部分。

关键词：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贵州办学历程

国立浙江大学初期的教师聘任制度及最早一批教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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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档案 2018年第10期 45-50页

作者：范今朝吴剑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理科学系浙江大学理学部

目前在对高校校史的研究中,往往没有对诸如院、系等学校内部次一层级的发展状况或如教师聘任、学生组织等专题方面进行深入。在浙江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对最早的教员聘任情况,在表述中均较为含混,尚未见到明确指... 详细信息

目前在对高校校史的研究中,往往没有对诸如院、系等学校内部次一层级的发展状况或如教师聘任、学生组织等专题方面进行深入。在浙江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对最早的教员聘任情况,在表述中均较为含混,尚未见到明确指出浙江大学最早一批教授情况的论述。本文结合原始档案和《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的记载,认为浙江大学于1927年8月正式成立后至1933年4月之前,初期所聘教师均为副教授及以下,尚无(正)教授;1933年4月后,聘请了第一批教授,即文理学院数学系的苏步青和陈建功;1935年4月后,聘请了第二批教授,即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外籍教师麦利奥特。此后,直至1936年4月竺可桢掌校后,教授数量才开始有较大增长。

关键词：国立浙江大学教师聘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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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研究

“国立浙江大学”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研究

作者：张杨旭贵州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存文化实力,高校纷纷内迁。此时,社会服务理念刚传入中国兴起不久,外辱侵华、救亡图存的现实背景,又进一步为社会服务理念在国内高校繁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高等教育界在郭秉文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掀起一股大学为国家... 详细信息

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存文化实力,高校纷纷内迁。此时,社会服务理念刚传入中国兴起不久,外辱侵华、救亡图存的现实背景,又进一步为社会服务理念在国内高校繁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高等教育界在郭秉文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掀起一股大学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服务的思潮。国立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经浙、赣、桂,1939年年底入黔定居遵义、湄潭、永兴近七年（1939-1946）,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取得切实成效。浙大在黔时期的社会服务实践是社会服务理念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典型个案,鲜有系统性的全面研究。本文以浙大为个案,采用文献法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整理、辨别相关史料,以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论为指导,论从史出,尽可能翔实还原浙大在黔时期的社会服务的目的、机制与内容,分析浙大社会服务实践的特色,总结经验,为今天地方高校提供借鉴。研究显示,浙大在黔办学时期,人才培养兼具国际趋势和国内实际,既考虑到长远建国的需要,又立足地方现实,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方面,全校师生在“求是精神”指引下,以地方自然、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奠定了地方工农业、文化教育起步基础;同时,浙大以服务地方为师生学以致用的教学实践途径,积极与地方合作,从地方获得办学资源,浙大人才培养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从一所普通国立大学跃升至全国排名前五、享誉世界的“东方剑桥”。竺可桢为浙大确立的“求是”精神,赋予其丰富的内涵,积极倡导树立服务的人生观,明确浙大立足地方的办学定位,制定长远的办学方针和其高效的服务机制,对促进浙大社会服务实践取得切实成效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浙大立足地方,扎根农村,与各级政府积极合作,集中学校优势力量,深入调查地方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既能促进地方行业发展进步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学校教学、科研基本工作得以保障,又平衡好大学服务地方的职能。这些都为今天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经验。启示地方高校,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契机,确立面向乡土的办学定位,扎根农村,建立校地共赢的办学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奠定产业扶贫的科技基础、共建生态文明,促进乡村全面现代化,以乡村资源为特色,集中优势力量,走内涵式、特色化办学,谋取长远发展。

关键词：国立浙江大学社会服务竺可桢高校内迁高校建设

梅光迪与西迁前的国立浙江大学(193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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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 2022年第2期 94-103页

作者：高传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

1936年4月,竺可桢接替郭任远,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甫一上任,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大力延揽各路人才。他将橄榄枝伸向了远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光迪。梅光迪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询问了待遇等有关方面的问题后,毅然接受了邀请。10月12日,梅光... 详细信息

1936年4月,竺可桢接替郭任远,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甫一上任,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大力延揽各路人才。他将橄榄枝伸向了远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光迪。梅光迪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询问了待遇等有关方面的问题后,毅然接受了邀请。10月12日,梅光迪携妻带小,辗转回国。1937年11月底,因受战争影响,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全部搬迁至建德,此后又不断西迁。本文重点关注的即1936年10月至1937年1 1月梅光迪与西迁前的国立浙江大学。

关键词：梅光迪西迁哈佛大学浙江大学校长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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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区制试行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创办

民国档案 2022年第2期 79-88页

作者：刘正伟翟瑜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310058

1927年6月,在教育独立、教育行政学术化思想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苏等省试行大学区制。按照大学区制条例,浙江大学区设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4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借助大学区制的试行,国... 详细信息

1927年6月,在教育独立、教育行政学术化思想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苏等省试行大学区制。按照大学区制条例,浙江大学区设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4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借助大学区制的试行,国立浙江大学不仅获得了办学空间及办学经费等重要资源的支持,还利用大学区制的行政职能及体制,积极推进浙江省各项事业发展。1929年7月,大学区制试验停止,浙江大学区制试行也宣告中止,但浙江大学在大学区制试行中不仅完成了国立化过程,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办学特色,而且将大学区制注重研究的精神贯穿于以后的办学实践中,从而为1940年代浙江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浙江大学区教育独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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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时期生物学系的始设时间考述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2期53卷 30-30页

作者：范今朝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理与空间信息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58

关于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后生物学系的设立时间,1932年《国立浙江大学一览》(以下简称《一览》)载:“十八年度……并增设生物学系、心理学系、经济学系及教育学系,连先设六系,共成十个学系。”(《国立浙江大学一览(二十一年度)》,1932年12... 详细信息

关于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后生物学系的设立时间,1932年《国立浙江大学一览》(以下简称《一览》)载:“十八年度……并增设生物学系、心理学系、经济学系及教育学系,连先设六系,共成十个学系。”(《国立浙江大学一览(二十一年度)》,1932年12月编印,第15页)据此,一般将生物学系的设立时间定在1929年8月(即所谓“十八年度”)。但从该系创始人贝时璋先生的经历以及当时如文理学院院务会议具体的决策过程等资料来看(甚至包括该《一览》中另一处的表述),其确切的设立时间应为1930年8月(即“十九年度”)。

关键词：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决策过程经济学系心理学系国立浙江大学考述

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复员的困境与突破--以国立浙江大学为个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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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 2021年第10期42卷 88-99页

作者：田正平罗佳玉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复员遭遇了诸多困难。其中,国立浙江大学遭遇的主要问题是,在回迁前要解决回迁校址确定、旧校舍接收的问题,在回迁过程中要解决经费不足、交通不畅的问题,在回迁完成后要解决校舍紧缺、院系设置不健全的问题。浙大... 详细信息

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复员遭遇了诸多困难。其中,国立浙江大学遭遇的主要问题是,在回迁前要解决回迁校址确定、旧校舍接收的问题,在回迁过程中要解决经费不足、交通不畅的问题,在回迁完成后要解决校舍紧缺、院系设置不健全的问题。浙大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顺利复员。其原因在于复员过程中校长竺可桢发挥了统帅与带头作用,学校全体师生团结一致、尽心尽责,浙大利用各种资源、主动向外寻求帮助。对浙大复员过程的个案考察,可以丰富对战后高等教育复员情况的认知。

关键词：国立浙江大学复员竺可桢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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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国立浙江大学科学精神气质的形成

教育学术月刊 2018年第3期 19-29页

作者：冯典符玉洁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竺可桢文集和浙大校史等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系统梳理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期的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分析大学校长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对大学科学精神气质形成的特殊关系。研究认为,20世纪三、四... 详细信息

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竺可桢文集和浙大校史等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系统梳理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期的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分析大学校长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对大学科学精神气质形成的特殊关系。研究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和科学发展在战争烽火中举步维艰,在此危难时刻,竺可桢受命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长。在长达十三年的治校生涯中,竺可桢积极发挥教育家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影响,通过确立"求是"校训、启迪求真精神和强调社会责任,从理念上形成大学追求科学的精神气质;在办学实践上,通过多方引进科学人才,建立科学研究的专门组织,协调经政学关系和搭建学术沟通桥梁,以及躬身实践献身科学等举措,为国立浙江大学科学精神气质的形成和实现学术转型奠定了坚实根基。竺可桢的身上折射了大学校长对大学精神气质影响的内在机制和社会转折时代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的独特影响力。但是,大学校长对大学精神气质影响程度的大小受到时代、历史和大学自身的制约。

关键词：竺可桢科学精神气质国立浙江大学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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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48卷 151-163页

作者：李杭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58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 详细信息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关键词：马一浮国立浙江大学国学特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