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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三重逻辑——基于行政决策要素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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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2021年第2期 56-62页

作者：谷志军深圳大学廉政研究院深圳市518060 深圳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深圳市518060

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是行政决策的延续。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提出行政决策要素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性、民主正当性和程序合理性。从实现路径看,这三大要素分别对应于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 详细信息

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是行政决策的延续。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提出行政决策要素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性、民主正当性和程序合理性。从实现路径看,这三大要素分别对应于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其中,依法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民主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民意基础,科学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技术理性。通过剖析2018年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事件,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事件过程进行深入描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具有形式合法性、民主正当性和程序合理性三重逻辑。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充分考虑重大决策是否符合三重逻辑的要求,并以此作为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决策责任行政决策要素行政行为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现状、理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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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2018年第5期 171-176页

作者：谷志军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深圳518060 深圳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制度文本梳理来看,当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在内容设计、程序设定和实践操作方面均存在局限,反映出关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标导向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事后惩戒。... 详细信息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制度文本梳理来看,当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在内容设计、程序设定和实践操作方面均存在局限,反映出关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标导向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事后惩戒。实际上,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的除了惩戒之外更在于其预防作用,而这正是一般预防理念的体现。因此,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应该以理念转变为逻辑起点,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全面地认识决策不同环节的责任内容,并以价值、程序和绩效为导向探讨相应的责任追究路径。

关键词：重大决策决策责任责任追究终身追责一般预防理念

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一项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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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一项实验证据

作者：王平天津商业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作为一种投资陷阱，恶性增资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日益频现，给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关于恶性增资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因以及治理措施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理论界并没有给出全面而明确的结论。目前，学术界对于决... 详细信息

作为一种投资陷阱，恶性增资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日益频现，给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关于恶性增资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因以及治理措施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理论界并没有给出全面而明确的结论。目前，学术界对于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行为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对决策失败负有责任的管理者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第二种结论是对决策失败不负有责任的管理者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第三种结论是没有发现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倾向之间的显著关系。同时，关于决策程序理性与决策结果理性的关系，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归纳起来，也是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一定能够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第二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第三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是决策结果理性的保证。另外，关于问责机制与决策问题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结论：第一种结论是问责制与其它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决策的结果;第二种结论是着眼于宏观方面，建立责任问责制是解决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之一;第三种结论是着眼于微观方面，问责机制是公司治理有效运行的保证。本文将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行为四者放在同一框架内，从“自辩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够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即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够抑制恶性增资行为的发生，高责任的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会更加明显。为了能够抑制高责任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我们可以引入问责机制，通过问责机制的建立来有效的保证管理者的投资效率。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以我国国内某大学的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决策责任和决策程序理性以及问责机制对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决策责任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与低责任的管理者相比，高责任的管理者会表现出更强的恶性增资倾向，此时，通过更换项目的初始管理者，可以降低管理者的决策责任，从而达到抑制恶性增资的目的;没有发现决策程序理性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决策高责任和决策程序理性的前提下，问责机制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与没有问责机制的管理者相比，有问责机制的管理者会表现出更弱的恶性增资倾向，此时，可以通过建立责任问责机制来达到预防恶性增资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模拟管理者进行项目再投资决策任务，因而对于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理论和实践均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其理论意义体现在：第一，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了决策责任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以及决策程序理性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研究假设，为解释我国目前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频现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第二，强调问责机制的存在对于抑制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其现实意义体现在：第一，为决策实践中控制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发生提供极有价值的治理策略;第二，为问责机制在企业中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恶性增资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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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适用范围

理论视野 2016年第4期 52-55页

作者：谷志军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终身",实际上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要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终身追责。从性质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政治责任、行... 详细信息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终身",实际上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要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终身追责。从性质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适用于终身追责,而法律责任的追究则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该建立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分类追究制度,以避免陷入"多责任混乱"而难以有效追责的情况。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终身追责决策责任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基于行政法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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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评论 2015年第4期33卷 19-29页

作者：夏金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追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责任主体。行政决策的最终决定者是决策失误的第一责任人,各环节负责人或经办人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执行机关工作... 详细信息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追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责任主体。行政决策的最终决定者是决策失误的第一责任人,各环节负责人或经办人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执行机关工作人员和参与行政决策的公众则不属于行政决策责任主体。行政决策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后二者属于决策责任追究类型。行政决策法律责任不应包括民事责任和行政追偿责任。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在于终身追责。其正确内涵是对造成重大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人,除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追究的责任外,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终身予以追究。具体而言,即行政决策责任中的刑事责任和外部行政责任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内部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可以终身追究。

关键词：行政决策决策责任责任主体责任追究类型终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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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合署办公后决策责任的定位与适用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2021年第2期 91-109页

作者：谭波海南大学法学院

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种形式,党政合署办公对未来决策责任的定位有直接影响。党内决策与行政决策的不同机理决定了两者最终在承担责任方面倾向不同。如何重构合署型决策机制下的责任,是党政合署办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责任的大... 详细信息

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种形式,党政合署办公对未来决策责任的定位有直接影响。党内决策与行政决策的不同机理决定了两者最终在承担责任方面倾向不同。如何重构合署型决策机制下的责任,是党政合署办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责任的大框架之内,还存在决策责任与领导责任、政治责任、宪法责任等不同维度下的细致区别。党政合署办公后必然产生宏观上相对统一的变化趋势,各种具体责任情形也会发生变化。就决策机制中的集体讨论决定而言,合署办公情形下集体讨论决定的价值定位发生变化,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存在区分的必要,需要对现有的相关党规和国法进行系统修构,同时合署办公后集体讨论决定之决策责任的减免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以统合党内决策与行政决策在集体讨论决定责任减免上的不同立法倾向。

关键词：党政合署决策责任集体讨论决定

选择分区、升级效用和决策责任对承诺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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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分区、升级效用和决策责任对承诺升级的影响

作者：王凡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众所周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时刻刻都需做不同的选择与决策,但是人们的决策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有许多决定是非理性的,其中承诺升级就是决策中的一种非理性行为。自从1 9 7 6年S t a w提出承诺升级这一概念以来,... 详细信息

众所周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时刻刻都需做不同的选择与决策,但是人们的决策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有许多决定是非理性的,其中承诺升级就是决策中的一种非理性行为。自从1 9 7 6年S t a w提出承诺升级这一概念以来,3 0多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决策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承诺升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分区启动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四个实验,探讨选择分区、决策责任和升级效用对承诺升级的影响。研究一探究不确定决策情境下的分区依赖性。研究二检验升级选择分区和决策责任对承诺升级的影响;研究三检验备择选择分区和决策责任对承诺升级的影响。研究四检验升级效用对选择分区对于承诺升级的影响的中介作用。综合四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决策责任对承诺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即有初始责任的决策者的承诺升级倾向和无初始责任的决策者的承诺升级倾向没有显著差异。决策责任不是影响升级行为的直接因素,与经典的决策责任效应不一致。2.不确定决策情景下,面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分类结果,决策者的判断会受相应的先验概率而出现偏差,表现出明显的分区依赖性。3.选择分区对承诺升级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当升级选择被划分为多种亚选择,而非以单一种类呈现时,会加剧人们的承诺升级倾向;当备择选择被划分为多种亚选择,而非以单一种类呈现时,人们的承诺升级倾向会降低。4.升级效用对于选择分区对承诺升级的影响有中介作用。具体为:升级效用在升级选择分区和承诺升级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升级效用在备择选择分区和承诺升级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

关键词：承诺升级升级选择分区备择选择分区决策责任升级效用

政策失灵与避责机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责任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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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2020年第11期 34-41,156页

作者：刘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随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走上了一条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等被引入到决策进程中来,这被认为是控制官僚权力、让官僚尽责的有效路径。然而,在“政府—专家—公众代表”构成的决策机制中,由于决策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政策... 详细信息

随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走上了一条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等被引入到决策进程中来,这被认为是控制官僚权力、让官僚尽责的有效路径。然而,在“政府—专家—公众代表”构成的决策机制中,由于决策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政策责任也被稀释和分化。现有的决策体制虽然强调专家与公众的角色,却未赋予其有效行动的空间和能力,导致集体决策导向的并非“责任共担”的局面,而是官僚利用参与各方责任追究范围、责任追究主体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的差异,形成一种转嫁责任的避责机制。“替罪羊策略”、“折中而非择优”、“限制政策议程”以及“定制外部意见”等是政府官员在避责动机驱动下经常使用的策略。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官僚主义,在运行中却可能被官僚制所同化,并演化成官僚主义在政策失败时的保护伞。

关键词：决策责任决策科学化专家责任避责机制

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一项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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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一项实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