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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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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学 2008年第10期26卷 26-33页

作者：王莹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刑法研究所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类型上的重合,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实体法上的界限混淆,导致实践中以行政罚代替刑罚的现象频繁发生,刑法上大量的行政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 详细信息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类型上的重合,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实体法上的界限混淆,导致实践中以行政罚代替刑罚的现象频繁发生,刑法上大量的行政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适用。以德国法为对照,对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区别进行比较法学上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根据法益的类型与法益侵犯的方式等设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构成要件,以明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界限。

关键词：行政不法刑事不法罪量要素双重性构成要件实害犯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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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

学术交流 2013年第9期 51-55页

作者：闻冬梅吉林大学法学院长春132000

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 详细信息

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即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是该问题的逻辑起点。立足于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各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理论主要存在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的差异说三种观点。与片面的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相比较,质量的差异说被更多的学者认可。但在我国具体适用质量的差异说时,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法制国情和理论现状明确并丰富质量的差异说,确定"质"与"量"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质"与"量"的关系,以使该学说在我国的应用更加科学。

关键词：刑事不法行政不法质量的差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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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不对称性研究

政法学刊 2021年第1期38卷 39-51页

作者：聂立泽刘林群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我国行政法规范与刑事法规范并行的二元违法立法模式,是确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范围、关系的法源所在。在我国立法模式下,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对象、范围均具有不对称性,均需区分交叉部分与独立部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规制对象的交... 详细信息

我国行政法规范与刑事法规范并行的二元违法立法模式,是确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范围、关系的法源所在。在我国立法模式下,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对象、范围均具有不对称性,均需区分交叉部分与独立部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规制对象的交叉部分即规制对象相同并不意味规制范围相同,需要进一步通过规范保护目的区分行政不法与刑法不法范围的交叉部分与独立部分。讨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关系必须建立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规制范围交叉部分的基础上,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是质的差异,质的差异不会违反法秩序统一;对于规制对象与规制范围的独立部分,由于仅存在行政法规范或刑事法规范各自的单方评价,不存在违反法秩序统一与否的问题。

关键词：行政不法刑事不法交叉关系单方评价质的差异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衔接问题探析——以危险驾驶罪新增行为类型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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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35卷 25-30页

作者：王晓晓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所侵犯的法益性质不同,不能在认定刑事不法时将所认定的行政不法作为基点,二者不存在量或质的区别,刑事不法的认定有其应然的独立性;而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危险驾驶罪的两类行为类型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二... 详细信息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所侵犯的法益性质不同,不能在认定刑事不法时将所认定的行政不法作为基点,二者不存在量或质的区别,刑事不法的认定有其应然的独立性;而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危险驾驶罪的两类行为类型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二者的衔接关系体现在认定刑事不法时应当将行政不法的认定作为其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性的考量依据。

关键词：行政不法刑事不法《刑法修正案(九)》危险驾驶罪新增行为类型

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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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学 2008年第12期 26-33页

作者：王莹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类型上的重合，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实体法上的界限混淆，导致实践中以行政罚代替刑罚的现象频繁发生，刑法上大量的行政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有... 详细信息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类型上的重合，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实体法上的界限混淆，导致实践中以行政罚代替刑罚的现象频繁发生，刑法上大量的行政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适用。以德国法为对照，对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区别进行比较法学上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根据法益的类型与法益侵犯的方式等设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构成要件，以明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界限。

关键词：行政不法刑事不法罪量要素双重性构成要件实害犯危险犯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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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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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实践分析与机制构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8期38卷 80-85页

作者：刘华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北京100726

行政执法权的良善运行呼唤检察机关的规范监督,这不仅是行政执法的现实要求,也为检察权性质属性及权力配置关系所决定。当下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实践存在监督方式单一、监督人力不足、监督效力两极分化等问题,必须遵循检察监督的基本原... 详细信息

行政执法权的良善运行呼唤检察机关的规范监督,这不仅是行政执法的现实要求,也为检察权性质属性及权力配置关系所决定。当下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实践存在监督方式单一、监督人力不足、监督效力两极分化等问题,必须遵循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立法保障、司法完善等方面下功夫,明确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构建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柔性监督与刚性制约的综合监督机制,同时在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办案方式上进行诉讼化改造,并建立健全违法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激励与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不法法律监督监督原则机制构建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区分视角下的内幕交易罪——兼评内幕交易罪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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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8期 39-45页

作者：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虽均有行政违法性之属性,但各自蕴含的立法目的和运作机制不同,两者的不同体现在社会危害性上质的不同,而非量的不同。二者在侵害法益和主观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当行政犯的前提法不明确或行政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与... 详细信息

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虽均有行政违法性之属性,但各自蕴含的立法目的和运作机制不同,两者的不同体现在社会危害性上质的不同,而非量的不同。二者在侵害法益和主观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当行政犯的前提法不明确或行政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与刑事法的罪状表述不一致时,判断行政犯罪的成立,应在遵循行政违法性的前提下,由刑法起决定作用。以内幕交易罪为例,该罪要参照的行政法规定不够明确,行政法与刑事法的规定不尽一致,并且规章效力过低,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仍有一定的漏洞和模糊规定。在解释该罪时,应在符合行政违法属性和刑法目的基础上,扩张理解"非法获取",合理限定主体边界和内幕信息敏感期截止日,以明确该罪主体范围。明示、暗示行为的认定应根据共犯理论具体分析。

关键词：行政不法行政犯罪内幕交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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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犯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法学家 2017年第1期 48-62页

作者：孙国祥南京大学法学院

对于行政犯而言,存在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类型的重叠或交叉,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现实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抽象笼统,或纠缠于各自要素上的细枝末节,无法真正厘清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在法... 详细信息

对于行政犯而言,存在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类型的重叠或交叉,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现实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抽象笼统,或纠缠于各自要素上的细枝末节,无法真正厘清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在法益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质的差异论和量的差异论并非完全对立。前置性的行政不法对行政犯的成立而言虽然不可或缺,但行政法与刑法在规制范围、规制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司法需要根据法益侵害的性质分别运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妥当地划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范围。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性质相异或者行政不法侵害法益过于抽象的场合,应直接依据质的差异论发挥法益对罪与非罪的界分功能;而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性质相同时,则依据刑法的从属性性质以法益侵害的程度即量的差异对两者实现有效的区分和衔接。

关键词：行政犯法定犯违法性行政不法刑事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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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刑法的行政前置性立法探析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2期29卷 232-245页

作者：熊波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上海200042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应当谨防“学术泡沫”,人工智能刑事法治建设应当立足我国本土实践的真问题,重点关注真正能够对我国刑法产生挑战的人工智能危害行为。新型人工智能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人工智能刑法应当塑... 详细信息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应当谨防“学术泡沫”,人工智能刑事法治建设应当立足我国本土实践的真问题,重点关注真正能够对我国刑法产生挑战的人工智能危害行为。新型人工智能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人工智能刑法应当塑造行政前置性立法方法,具体包括“前置行政不法”和“前置行政程序”两类立法模式。其中,“行政性”是指人工智能行为等构成要件在静态规范层面中的不法行政评价和动态行政程序执行中的过程性、经历性行政评价,而“前置性”是指行政性评价前置于人工智能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相较于信息网络犯罪和计算机系统犯罪的立法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危害的实践特质在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性和算法技术对人类活动时空的延伸性。因而,行政前置性立法特质要在人工智能刑法体系中得以体现,就需要立法者尤为注重全面性和双重性规则。行政前置性立法有助于保障刑事归责的专业性,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的技术特质挑战,实现不同算法技术危害行为的等级评价。在具体设计行政前置性立法规则时,立法者需要将规则特质运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等阶段。具体而言,第一,对于行政不法前置性立法,刑法应当重点评价人工智能产品的销售和使用阶段,对销售不符合行政标准的人工智能产品行为设置抽象危险犯,并对人工智能产品使用阶段的制造安全事故、危险驾驶、非法侵入、破坏系统的危害行为,增设涵盖行政不法规范的新罪名或相关条款。第二,对于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刑法应当重点评价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阶段,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阶段。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发挥着行政行为公共服务监管的本质机能,行政许可、登记、责令等程序能够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品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阶段,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性和技术安全性。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要求刑法应当单独设置相关罪名,将行政许可、登记、责令等程序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初期的刑法规制缓冲和风险预防手段。

关键词：人工智能信息网络行政不法行政程序行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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