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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处罚畸轻的现状及其对策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处罚畸轻的现状及其对策

作者：夏晔江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拐卖妇女犯罪,由于其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一直被我国严厉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最近几年,关于提高法定刑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丰县铁链女”事件后,收买情节的严重性和对被拐卖妇女的人身权保障理念都受到了关注,公众对于收... 详细信息

拐卖妇女犯罪,由于其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一直被我国严厉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最近几年,关于提高法定刑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丰县铁链女”事件后,收买情节的严重性和对被拐卖妇女的人身权保障理念都受到了关注,公众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量刑也比以前更加关心。通过对裁判文书网上的可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司法实务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存在着处罚畸轻的现状。首先,对案件多认定情节较轻且量刑畸轻。2011年至2021年392个案例中,涉及的617名收买者中超过八成仅被判处管制、拘役和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判处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以及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约占一成,另外还有35位收买者被判免予刑事处罚。其次,数罪并罚条款的适用率极低。收集到的392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案例中,涉及非法拘禁罪的3份,涉及强奸的6份,涉及强迫卖淫罪的2份,涉及组织卖淫罪的1份,进行数罪并罚的案例共计12份,占比仅3.06%。最后,缓刑过度滥用。在样本案例中,适用缓刑的有299个,占比高达71.7%。通过对司法现状的分析,发现本罪对数罪并罚条款中重罪的认定存在困境、对收买人处罚轻缓化的政策导向、“情”“法”交融传统法文化,甚至是对本地收买者的同情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最终的审判结果,但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立法规定本身的问题。近年来,立法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九)》也对该犯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是,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合理、更客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例如,在该犯罪的刑罚设置上,与拐卖妇女犯罪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刑罚种类更少、量刑范围更窄,收买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得过于轻缓。对于是否有必要修正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支持法定刑提升的学者认为,我国买卖人口的刑罚设置失衡,不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特征,当前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设置难以实现良好的犯罪预防果;通过对向犯理论的分析思考,有理由说明我国提高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是有必要的等等。反对法定刑提升的学者认为如果无限制地增加刑期,就是变相地“以刑止刑”,有悖于当前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进程;现行立法已经能够罚当其罪,没有提升的必要等。值得思考的是,通过有限制地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增设罚金刑、取消管制、对多次收买行为和收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的特殊情形予以加重,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司法机关对于本罪的重视,而在司法层面上,通过对收买者免予处罚和适用从宽条款加以限制、合理适用缓刑、规范适用法定刑、指定异地法院管辖的手段严格司法,能够更好实现立法者惩治收买犯罪的意图。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处罚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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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相关问题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王飞鸿湖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平息愤怒之际,本文对事件所涉及的犯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表明,本罪存在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数罪并罚条款适用率低的问题,直接表现为司法机关对本罪处罚... 详细信息

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平息愤怒之际,本文对事件所涉及的犯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表明,本罪存在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数罪并罚条款适用率低的问题,直接表现为司法机关对本罪处罚乏力,究其本质原因不仅仅为执法不严,更多的是立法上从宽刑事政策的导向作用和立法技术上将本罪的危害性依赖于非法拘禁、强奸罪等重罪来进行处罚。收买妇女罪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需通过对其他犯罪的处罚达到罪刑相适应的目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传统个人法益观无法解释被拐妇女承诺将自己买卖,收买人仍构成犯罪的现象。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不仅仅被害妇女个人的人格尊严,更是全体人类集体的人格尊严,在复合法益下,否定本罪的被害人承诺效力。借鉴国外买卖人口犯罪立法规定,对完善我国收买妇女犯罪有积极意义,提高收买妇女犯罪的基本法定刑,激活数罪并罚条款,再加上社会相关政策的引导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本文第一部分讲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概述,主要是本罪的立法梳理、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的界分等;第二部分首先阐明学术界对本罪法定刑轻重的观点,其次分析实践中本罪的轻刑事政策,最后分析原因;第三部分阐明本罪的保护法益,包括传统个人法益观点和集体法益观点,分析其不足之处并给出看法;第四部分分析域外国家法律对收买妇女行为的处理,以寻求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轻刑事政策法益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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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问题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问题研究

作者：杨琴丹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在买卖人口犯罪中,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拐卖行为的同时却倾向于对收买行为做出宽缓化的处理。近些年来,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的呼声愈发高涨,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曝光后,舆论更是将这一呼声推向顶峰。每当出现一些恶行社会... 详细信息

在买卖人口犯罪中,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拐卖行为的同时却倾向于对收买行为做出宽缓化的处理。近些年来,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的呼声愈发高涨,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曝光后,舆论更是将这一呼声推向顶峰。每当出现一些恶行社会事件,刑法学界的讨论也格外激烈,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配置合理性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文章从当前该罪的争议焦点出发,通过论证反驳提高法定刑的观点,并在维持现有法定刑的立场下提出相应的司法应对措施。本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立法沿革及实践现状。通过梳理该罪的立法演进脉络,可以看出我国对收买行为打击力度逐渐加大以及立法者期望通过刑法有效规制收买行为的决心。同时,通过对相关判决的梳理,揭示当前收买行为过度宽缓化的处理现状,主要表现为数罪并罚比例低及整体量刑畸轻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的争议。基于收买行为过度宽缓化的处理现状,并伴随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迅速引发公众及学界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的激烈讨论。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出于对被拐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对收买者残酷行为的深恶痛绝,公众几乎一边倒的支持提高法定刑。但学界针对该问题形成了以车浩教授为代表的维持派和以罗翔教授为代表的提高派两种对立观点。第三部分是对提高法定刑观点的反驳。首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的法益仅为被拐妇女的人格尊严,该罪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轻于拐卖妇女罪,且保护法益的性质区别于收购动植物的相关犯罪。其次,收买与拐卖行为法定刑的差异并不违反对向犯理论,行为上的对合关系推不出法定刑必须相当的结论。对向犯刑罚设置的关键在于两罪保护法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处罚必要性等方面的差异,加之拐卖行为包容犯的立法模式区别于收买行为数罪并罚的处理模式,这些差异共同决定了对收买和拐卖行为应当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再次,提高法定刑的预期效果不佳,当前并不存在提高法定刑的现实需要,且提高法定刑并不必然导致犯罪率的降低。最后,基于对情绪性刑事立法的反思,刑事立法活动要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超越民意,避免受到舆论干扰而非理性的修改刑事法律条文。第四部分是维持现有法定刑立场下的司法应对措施。收买类案件之所以出现处罚失衡的问题,根本原因不在立法的纰漏,而在于司法的松动。首先,司法机关应准确理解《刑法》第241条的体系性规定。数罪并罚的规定应理解为注意性规定,其目的在于提示司法机关在认定收买行为成立后同步考虑是否存在后续犯罪行为。“收买”一词应单独理解为“买”,不包括后续支配控制行为,以避免将收买行为与后续行为混同。其次,激活数罪并罚的规定,既要加大典型情况下数罪并罚的比例,同时针对收买类案件后续行为发生概率高但证明困难的困局,可以考虑引入刑事推定制度。再次,严格把握缓刑适用的度,通过对被拐妇女的具体情况进行类型化分析来改变当前无差别适用缓刑的现状。最后,削减法外因素对量刑的影响,重新审视结婚生子的现实需求、收买者支付对价的行为以及收买后形成的婚姻关系在收买类案件中扮演的角色,防止法外因素造成的错误价值偏差影响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处理。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对向犯数罪并罚司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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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若干问题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陈悦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22年开年,“丰县铁链女生育八孩”词条在微博上引发社会上亿浏览量和关注,该事件引起民众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前所未有的讨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及其打击问题成为全民讨论与思考的热点话题。同时刑法学界也就收买被拐卖妇女... 详细信息

2022年开年,“丰县铁链女生育八孩”词条在微博上引发社会上亿浏览量和关注,该事件引起民众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前所未有的讨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及其打击问题成为全民讨论与思考的热点话题。同时刑法学界也就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现行立法是否合理和科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观点论战。本文立足于研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司法实践认定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罪与非罪认定、共同犯罪以及热议的法定刑设置问题,拟从刑法理论上寻找适当解决路径。在被害人“相中”收买人、自愿嫁与收买人等存在被害人承诺的情形中,应采纳法益衡量说作为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理由,承认被害人承诺能够阻却收买行为的违法性;在婚姻诈骗情形中,根据客观危险说,由于收买人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诈骗下的收买行为不具有可罚性,不构成犯罪;在涉及善意收买者的情况下,收买人的主观动机“善意”与否非犯罪构成要素,因此在收买罪犯罪构成要件齐备的情形下,“善意”动机的收买行为仍具犯罪性,除非此种收买获得当事人同意或情节显著轻微适用“但书”出罪。在本罪共同犯罪问题的认定上,介绍买卖妇女的行为应认定为共犯行为,从主观方面看,介绍者和买卖一方或双方具有意思联络及共同的故意,从客观方面看,介绍者在买卖妇女犯罪中具有辅助作用,为买卖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联系渠道,应按帮助犯来处罚。其次,以收买为目的帮助或教唆他人拐卖妇女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拐卖罪的共犯行为,对向犯的情形下应限制共犯理论的适用,而应适用牵连犯理论工具,帮助、教唆拐卖妇女的手段行为与收买的目的之间具备牵连关系,应从一重罪处罚。在本罪热议的刑责问题上,通过对257份裁判文书的研究分析发现,本罪量刑情况整体偏轻,缓刑适用过于泛滥,此外数罪并罚适用率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对被害妇女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应配置与其法益侵害性相当的刑罚,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如此才可保全刑法刑罚体系的有机统一和均衡性。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罪与非罪介绍行为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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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量刑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量刑研究

作者：刘梅秀黑龙江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22年年初“小花梅生育八女”事件曝出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再一次涌现到大众眼前,学界也展开了对于该犯罪是否法定刑配置不合理从而无法对该犯罪形成有效打击展开了剧烈的讨论。对此学界主要形成了维持论和提高论两大派别的说法,本... 详细信息

2022年年初“小花梅生育八女”事件曝出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再一次涌现到大众眼前,学界也展开了对于该犯罪是否法定刑配置不合理从而无法对该犯罪形成有效打击展开了剧烈的讨论。对此学界主要形成了维持论和提高论两大派别的说法,本文着重从收买罪的司法量刑方面出发,通过对最高法典型案例及其他重要案例的抽取,来分析论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中存在的量刑问题,其本质是讨论当今现有的量刑措施中存在的缺失和疏漏。通过对案例的梳理和总结,发现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法外因素对该类犯罪的影响不合理,司法实践中的轻刑化和缓刑泛滥,该类犯罪的延续性犯罪未得到恰当评价等,对此,在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上,笔者认为应该严格把控法外因素对量刑的影响,严格规制轻刑和缓刑的适用,延续犯罪评价里增设刑事推定,以期更好的解决该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回应社会的期待。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司法实践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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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司法适用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司法适用研究

作者：虞文静江西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事件在我国长期存在,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人们法律与人权意识淡薄,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更容易诱发此类犯罪。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并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自此这类事件... 详细信息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事件在我国长期存在,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人们法律与人权意识淡薄,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更容易诱发此类犯罪。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并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自此这类事件有所减少,但是娶妻生子的刚需和人权意识的欠缺依然会驱使一些不法分子走上收买妇女的犯罪道路。2022年1月27日,一则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视频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该事件被曝光后,网络民众普遍要求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然而,贸然提高法定刑,不仅无法适用于旧案,还会使法律处于朝令夕改的不确定状态。况且,收买妇女犯罪刑罚轻缓的根源并不在于立法者制定法律畸轻,而在于司法者尚未用足用好现行法。为此,笔者搜集了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332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案件的判决书,并对这些案件的出罪事由、缓刑适用等进行了要素提取和逐一分析,总结归纳了司法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状况。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探讨了司法适用中所存在的困境,即司法机关存在缺位与失职现象以及关联犯罪定罪困难等,致使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威慑力大大削弱。最后,在阐述解决必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能对本罪的司法适用产生裨益,从而实现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及对妇女权益充分保障的目的。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司法适用刑罚裁量刑罚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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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存在的问题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存在的问题研究

作者：陈文静重庆工商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随着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曝光,人们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关注开始加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罪刑问题一直处于学界的研究视野中,在事件爆发引发全网关注后,关于本罪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加,不少学者纷纷发文或探讨本罪法... 详细信息

近年来,随着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曝光,人们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关注开始加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罪刑问题一直处于学界的研究视野中,在事件爆发引发全网关注后,关于本罪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加,不少学者纷纷发文或探讨本罪法定刑是否应予调整,或探讨本罪的主要问题是否出在司法层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争议增多。本文综合探讨本罪在立法、司法及社会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部分首先梳理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我国的立法沿革,包括中国古代与本罪相关的各类规定和现代对本罪的设立和修改情况;其次,梳理了域外有关人口买卖犯罪的相关规定,分别从国际公约、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三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整理了本罪在学界中存在的相关争议,首先,论述了有关本罪应废除还是保留的争论;其次,对学界有关本罪是轻罪还是重罪的争论做了阐述,并就此争论表明了本文立场;最后,整合了学界关于本罪保护的是何种法益的观点,并表明了本罪的法益立场。第三部分为提出问题的部分,本文对本罪的罪刑问题从立法、司法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并针对三个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分别存在的问题。在立法上的问题主要是法定刑设置较轻、刑罚种类过少以及量刑幅度单一;在司法上的问题体现为量刑结果为轻刑和非实刑的比例居高不下以及数罪并罚的有效适用率差强人意;在社会方面则主要体现为“文化惯性”遗留的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性别失衡现象严重以及彩礼金额畸高。第四部分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在立法上,应适当提高本罪法定最低刑,在种类设置上可以增设财产刑以增加法定刑种类,在刑罚幅度上可以增设一档法定刑,规定加重犯条款。在司法上则要提高本罪的司法打击力度以扭转目前的轻刑化现状,降低本罪缓刑适用率,同时正确适用数罪并罚条款,提高数罪并罚条款的有效适用率;在社会层面,需要传扬现代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弱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要从原因出发,缓解目前的性别失衡现状和彩礼畸高现象。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益刑罚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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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作者：胡智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不仅是对妇女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严重践踏,还极易滋生其他严重侵害人身权益类的犯罪。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但是我国目前对人口贩运防治机制的建构主要集中于打击拐卖行为以及对拐卖者... 详细信息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不仅是对妇女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严重践踏,还极易滋生其他严重侵害人身权益类的犯罪。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但是我国目前对人口贩运防治机制的建构主要集中于打击拐卖行为以及对拐卖者的定罪量刑,很少涉及对收买者的相关处罚。总的来说,我国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打击力度相对薄弱。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司法认定,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通过规范司法适用加大对收买妇女行为的惩处力度,弥补公众心目中“实然之法”与“应然之法”间的差距,进而实现公众心目中的公平正义尤为重要。本文拟从现实的司法案例入手,通过裁判分析探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可操作性的司法建议。基于此,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章:以253份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事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提取其中与收买者和被拐妇女相关的信息,分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整体司法概况,归纳本罪的司法适用特征。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整体特征:1.从数量上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案件数量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从地域上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安徽、河南两地的发生率最高。3.从犯罪主体特征看,男性收买者数量较多,收买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以结婚生子为主要收买目的。4.从被害人特征看,外籍妇女占比高,中国籍被害人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主。笔者以上述判决书和北大法律信息网搜集到的86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不起诉决定书为基础,总结出本罪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的以下特点:1.本罪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率较高。2.本罪数罪并罚适用率较低。3.本罪缓刑适用率极高。4.本罪整体量刑畸轻。5.本罪量刑不均衡现象显著。第二章:本文运用SPSS软件中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定罪与否和缓刑适用与否与可能影响量刑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刑期与各可能影响量刑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SPSS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自首”、“坦白”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出罪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影响力不大,“不阻碍妇女返回原居住地”对出罪的影响程度最大,但其影响不具备显著性;“自首”和“不阻碍被拐妇女返回原居住地”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缓刑适用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影响较大;“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共同生育子女”、“从犯”、“自首”和“没有实施虐待行为”等因素对于缩短刑期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且产生的影响较大。地区因素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定罪和量刑都会产生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在本罪的司法适用上明显存在一定差异。第三章:针对第一章中归纳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中存在的司法适用问题以及第二章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的分析,试探析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本文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保护法益入手,从定罪层面到量刑层面分析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本罪的认定而言,首先,需要避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混用,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理解和把握“犯罪情节轻微”的含义,规范酌定不起诉权的适用。其次,应当明确收买行为是违背女性意志的行为,在入罪时排除被拐妇女自愿的情形。最后,应当结合居间介绍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呈现出的倾向性,分具体情况确定本罪中居间介绍人的罪名。就数罪并罚的适用而言,应当加强司法机关对后续重罪的追查,将对后续犯罪的审查作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审理的常态化流程,同时借助预备犯理论降低对后续重罪的认定难度,在司法实践中落实数罪并罚的适用。就具体量刑而言,应当明确各量刑情节的内涵及地位,避免法外因素的干扰,减少非监禁刑的滥用,同时借助裸刑均值提升量刑的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司法适用定罪量刑缓刑

立法论与解释论的顺位之争——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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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学 2023年第2期45卷 175-196页

作者：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当法律的适用结果存疑时,应优先更新解释论而非启动立法论。未穷尽现行法的解释空间之前不轻言修法,是法教义学及其背后的法治立场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变迁,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具有正当性。在理论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 详细信息

当法律的适用结果存疑时,应优先更新解释论而非启动立法论。未穷尽现行法的解释空间之前不轻言修法,是法教义学及其背后的法治立场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变迁,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具有正当性。在理论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解释为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伤害罪等后续犯罪的预备犯,特别是在实践中把握住收买型强奸与普通强奸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降低证明难度,实现数罪并罚。当报应刑的正义性可以被解释论满足时,修法的理由就只剩下能否显著提高预防效果。但是,收买被拐买的妇女犯罪的特殊性使得修法能否跨越法律认知、理性选择和盈亏权衡的三重障碍发挥威慑作用存在疑问。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环,基层执法的问题及其因应策略,应在立法权衡中被同步考量。摒弃立法万能论的执念,重视行动中的法律,追求女性权益保护的实效而非口号,是立法者应当秉持的责任伦理。

关键词：立法论解释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预备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