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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率与劳动时间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及启示——基于冰岛缩短法定劳动时间的试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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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管理 2024年第4期 148-155页

作者：寇文涛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办公室

传统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出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现象，这种理论模型的设计基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率作为自变量，而劳动时间为因变量的前提。冰岛于2015—2019年由政府主导对部分人群进行了每周4天... 详细信息

传统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出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现象，这种理论模型的设计基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率作为自变量，而劳动时间为因变量的前提。冰岛于2015—2019年由政府主导对部分人群进行了每周4天工作制的试点活动。试点期间，劳动者法定工作时间从每周40小时降到了每周35或36小时，但收入不变。参与试点的研究人员认为，试点活动既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又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加而提升了劳动者的幸福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项试点政策的实质，是将原作为因变量的劳动时间改为自变量，而工资率成为因变量。通过对劳动者收入约束线及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的组合分析，可以从量化角度评判“减时不减薪”改革的真正效果。

关键词：工资率劳动时间劳动经济学实证分析

劳动时间对我国城镇就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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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对我国城镇就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作者：姚舜禹天津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就业者不仅是一个个体,还是连接家庭和企业的纽带,更是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就业者心理健康不只会对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还会间接地对其家庭的幸福美满、就职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深... 详细信息

就业者不仅是一个个体,还是连接家庭和企业的纽带,更是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就业者心理健康不只会对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还会间接地对其家庭的幸福美满、就职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深远影响。正是由于就业者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就业者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了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热点,在健康经济学学科的基础衍生出心理健康经济学且研究内容多与劳动经济学相结合。影响就业者心理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劳动时间和过度劳动最为关键,相关的研究也最广泛。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过度劳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但劳动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致结论。此外,国内实证研究采用的因果推断方法过于单一,未能针对过度劳动和劳动时间的内生性进行系统解决;缺乏理论模型为实证结果提供支撑;劳动时间、过度劳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层面的研究较少且不够全面。为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三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多种因果推断方法分析了不同测度的劳动时间对我国城镇就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且运用KHB中介分解法、MEDEFF因果中介分析方法研究影响机理。本文主要包括五大部分内容:研究背景分析并提出问题、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实证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先通过各类官方调查统计数据从现实层面介绍了就业者人口特征、劳动时间、工资水平的演变过程和就业者心理健康现状,再从理论层面上梳理出与本文相关领域的研究脉络,进而提出问题;然后查找、筛选、阅读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给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按照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实证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并述评;接着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介绍适合本研究的实证方法为实证分析做准备。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基本回归分析、内生性分析、稳健性分析、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理分析五个部分。基本回归验证相关性;内生性分析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分别解决遗漏变量、互为因果、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验证因果性;稳健性分析替换了核心变量的测度验证结果的可信度;异质性分析验证了劳动时间是否会由于性别、企业类型和户口类型造成心理健康不平等;影响机理分析验证了工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睡眠时间的中介效应、因果中介效应和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从政府、企业、个体三个层面给出政策建议,旨在切实提升就业者心理健康水平。本文的研究主要结论为:(1)过度劳动(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劳动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34.1小时/周,采用了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3种因果推断方法以及替换了核心变量的测度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国企员工比非国企员工更容易受到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农业户口职工比城镇户口职工更容易受到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3)中介效应效果不一致。工资在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遮掩效应;工作满意度和睡眠时间起部分中介效应;社会资本中介效应不明显。(4)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女性、国有企业员工、农业户口职工通过提高工资缓解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损失程度分别大于男性、非国有企业员工和城镇户口职工;国有企业员工、城镇户口职工通过工作满意度解释的中介效应分别大于非国有企业员工和农业户口职工;国有企业员工、城镇户口职工通过睡眠时间解释的中介效应分别大于非国有企业员工和农业户口职工;男性、国有企业员工、城镇户口职工通过社会资本解释的中介效应略大于女性、非国有企业员工和农业户口职工。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采用较新的面板数据,估计结果更加可靠;(2)实证方法采用多种因果推断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验证劳动时间与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3)采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为实证结果提供支撑;(4)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异质性,充分考察劳动时间造成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问题;(5)从实证层面验证劳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并采用MEDEFF因果中介分析验证影响机理的因果性。

关键词：劳动时间过度劳动心理健康因果推断因果中介

马克思资本批判时间维度下的工人存在人格化——以“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为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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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年第6期 90-99页

作者：王洪波张朝阳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将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一命题,还提出了“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的重要论断。后者是马克思从时间维度对工人存在... 详细信息

将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一命题,还提出了“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的重要论断。后者是马克思从时间维度对工人存在境况的一种解读,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对工人的统治。这种统治一方面表现为劳动时间构成工人的身份标识;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时间占据工人全部可支配时间。从唯物史观分析,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抽象财富是工人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的可能前提;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工人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的现实基础。只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形式和生产方式进行双重变革,才能彻底超越劳动时间对工人的统治,实现工人的解放。

关键词：工人人格化劳动时间《资本论》及其手稿

“自由时间”、“劳动时间”辩证法下的精神生活富裕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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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社会科学 2022年第3期 152-160,180页

作者：郭晓冉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637001

马克思在“自由活动和发展”语境中阐释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统一,二者既彼此对立、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统一和相互转化。当前我国,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割裂、对立而陷入形而上学歧途,成为制约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桎梏... 详细信息

马克思在“自由活动和发展”语境中阐释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统一,二者既彼此对立、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统一和相互转化。当前我国,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割裂、对立而陷入形而上学歧途,成为制约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桎梏。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通过自由时间的“生产性消费”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在劳动时间体验劳动之美劳动之乐,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丰裕的自由时间。

关键词：精神生活富裕自由时间劳动时间辩证法

子女数量、性别与性别序次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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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数量、性别与性别序次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

作者：曾雨鑫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古以来天性使然,子女的出生对父母的行为会带来较大的影响。通常认为,小孩的出生会激励父母努力地工作,增加劳动供给以提供给小孩更好的物质生活,且子女数量越多,家庭的负担越重,父母养家糊口的压力越大,其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保障家... 详细信息

自古以来天性使然,子女的出生对父母的行为会带来较大的影响。通常认为,小孩的出生会激励父母努力地工作,增加劳动供给以提供给小孩更好的物质生活,且子女数量越多,家庭的负担越重,父母养家糊口的压力越大,其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保障家庭的生活,而又因为“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当后代为男孩时,这种激励效应强于女孩,并且为了使儿子在婚恋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父母也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来增加收入,为儿子积累更多财富,为其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同时受古代“男子应饱读诗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类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家庭认为男孩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强于女孩,进而导致父母对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也可能会存在着较大差异。计划生育放开以后,为了满足“儿女双全”的愿望,许多家庭选择生育多胎,而第二胎通常是为了弥补第一胎生儿子愿望的落空,再加上“重男轻女”等理念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很多家庭在头胎生育了女孩后更加渴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父母对未来预期的负担也更加明确,从而会更加努力地增加劳动供给,为生育第二胎作准备。由此可得,子女的个数、性别以及性别序次都可能会对父母的劳动时间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聚焦于子女的数量、性别以及性别序次,循序渐进、逐层深入地探究其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实证发现:子女个数愈多,父母的养家糊口的压力愈大,劳动意愿越强烈,劳动时间越长;生育儿子对父母的劳动激励效应强于女儿;在两孩家庭中且男孩数量相同时,头胎是女孩、二胎是男孩的家庭比头胎是男孩、二胎是女孩的家庭,父母的劳动意愿更加强烈,劳动时间越长,同时验证了子女性别通过“助儿买房”、“教育性别歧视”的渠道对父母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填补了影响机制研究的一部分空白。

关键词：重男轻女子女性别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序次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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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劳动时间基准的完善

论我国劳动时间基准的完善

作者：符卓祥海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劳动基准立法,也没有独立劳动时间基准立法。1995年我国《劳动法》正式实施,我国劳动时间基准随之诞生并散落在《劳动法》中,这对规定我国劳动时间基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我国没有一... 详细信息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劳动基准立法,也没有独立劳动时间基准立法。1995年我国《劳动法》正式实施,我国劳动时间基准随之诞生并散落在《劳动法》中,这对规定我国劳动时间基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我国没有一部专门劳动基准法,劳动时间基准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导致劳动时间基准立法冲突、界定模糊。当前经济背景下,许多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甚至违法,变相损害劳动者权益,劳资双方关系矛盾冲突,实质反映了我国劳动时间基准法亟待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时间基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修改劳动时间基准立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全文分为四部分,首先劳动时间基准是由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最低标准,具有强制性、底线性、社会性特征。我国劳动时间基准的内容包括现行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作时间延长限制。其次我国劳动时间基准存在的问题有立法未形成统一时间基准,法律位阶低,前后立法规定内容冲突;标准工时制度适用困难,制度规定不完备难以适应当下社会现状;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范围狭窄且模糊、缺乏劳动者休息权基准、针对用人单位协商与监督处罚得不到有效落实;延长工作时间制度规定基准不完备。然后通过对域外如英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时间基准法进行分析比较。借鉴域外劳动时间基准专门立法体例,综合分散式立法模式,为制定我国劳动时间基准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为我国劳动时间基准提供改革思路。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标准工时基准;丰富细化特殊工时基准;完善限制延长工作时间基准立法并强化其效力,加大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系统的时间基准立法建议,以达到促进劳资双方关系和谐发展。

关键词：劳动时间工时立法劳动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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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劳动时间安排引发的价值冲突的伦理分析

民企劳动时间安排引发的价值冲突的伦理分析

作者：陈吉彪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一些民企企业的劳动时间安排时常引起社会关注,企业劳动时间安排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伦理学视角出发,对民企企业劳动时间安排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企业劳动时... 详细信息

近年来,一些民企企业的劳动时间安排时常引起社会关注,企业劳动时间安排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伦理学视角出发,对民企企业劳动时间安排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企业劳动时间安排引发的价值冲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劳动时间与劳动者的生命长度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劳动时间过长带来劳动者生命、健康受损失两个方面;第二,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劳动强度过大造成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分离、劳动时间安排的不合理影响劳动者休息质量、劳动时间过长影响休闲时间的利用等三个方面;第三,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者对必要劳动价值的压缩与劳动者提高收入愿望之间以及劳动时间过长与劳动报酬偏低之间的价值冲突两个方面;第四,出卖的劳动时间与为己的劳动时间之间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学习时间及家庭劳动时间与企业劳动时间之间的冲突两个方面。从价值冲突的结构来看,企业劳动时间安排造成的价值冲突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劳动者自身价值取舍的冲突两种情形,在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的价值冲突中,效率论带动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分配的公正以及时间安排的合理化为劳动者人生价值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证;在劳动者自身价值取舍的价值冲突中,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促进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促进了社会整体发展。企业劳动时间安排引发价值冲突的原因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社会文化视角看,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失衡以及休闲伦理的异化导致劳动时间价值冲突的产生;第二,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劳动保护制度不健全以及保护制度为全面落实为企业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可乘之机,另外政府经济治理的效率价值取向也让企业将经济效益视为发展目标,从而忽视劳动者的价值追求;第三,从企业治理角度看,企业家社会道德责任的缺失以及对企业文化中人本主义的忽视也是造成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第四,从劳动者自身角度看,由于劳动者自我权利意识的增强,在面对不合理劳动时间安排时,劳动者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外,由于部分劳动者的“经济人”色彩增强,导致其将经济价值视为人生价值,忽视了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造成价值冲突的原因。针对企业劳动时间安排价值冲突出现的原因,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或防止这一冲突的出现:从社会文化角度,通过道德文化教育,增加有关劳动时间安排的伦理规制;从政府治理角度,引导企业加强对劳动者的伦理关怀;从企业治理角度,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从劳动者自身角度,通过道德教育,引导劳动者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及休闲观。

关键词：劳动伦理劳动时间价值冲突人生价值企业社会责任

日本青年结婚意愿与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劳动时间和收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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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年结婚意愿与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劳动时间和收入为中...

作者：考文静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生育高峰以来,少子化问题急剧加速,人口出生率已持续半个世纪低于人口置换水平。从结婚率数据变化来看,1960年到2015年的半个多世纪间,未婚人口已突破了 20-29岁群体,逐渐蔓延到30-39岁群体之中。特别是上世... 详细信息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生育高峰以来,少子化问题急剧加速,人口出生率已持续半个世纪低于人口置换水平。从结婚率数据变化来看,1960年到2015年的半个多世纪间,未婚人口已突破了 20-29岁群体,逐渐蔓延到30-39岁群体之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未婚、晚婚、甚至是不婚化的进程愈演愈烈,日本从曾经的“皆婚社会”逐渐演变为“结婚困难社会”。在婚姻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青年未婚群体的结婚意愿虽然处于高位,但是从长期趋势上看想要结婚的青年人比例正在持续走低。总之,日本全社会的结婚意愿和行动都在日渐低迷,这也是导致其少子化逐年加重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厘清影响年轻人结婚意愿和行动的影响因素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既有研究从收入、学历、家庭状况、价值观以及个人恋爱交往状况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结婚意愿或结婚行动的影响因素。但本文注意到以下三点:第一,有关劳动时间对青年群体意愿和行动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可以预想,长时间的工作势必会挤压劳动者邂逅潜在结婚对象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对他的结婚意愿和行动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一假设目前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第二,无论是关于婚姻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主要将“结婚行为”或“结婚意愿”分别独立作为分析对象讨论,鲜有研究比较分析这两者影响因素的异同。第三,关于收入对女性结婚意愿和行动的影响,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研究从上述三点出发,以劳动时间和收入为焦点,对日本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和行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于2017年11月-12月实施的“青年网络婚姻认知调查”。数据的调查对象为25-34岁的未婚、已婚男女,有效回答数为8578人。本文的主体研究通过二项logistics回归方法,分析了收入、劳动时间、父母状况、职场环境、现在的生活满意度对结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进一步使用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探究了“个人生活与自由时间”“人际关系与周围状况”“子女、家庭相关价值观”三个方面对结婚意愿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收入对于日本男性和女性的结婚意愿和行动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具有较高经济实力的男性最终更容易结婚。收入越高的女性虽然结婚意愿会越高,但是最终走向婚姻的人却越少。女性的年收入与结婚意愿呈倒U字形关联。(2)劳动时间对于日本青年男性和女性的结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更是大相径庭。在女性群体中未发现劳动时间与结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长时间劳动会显著降低女性结婚的概率。与此相对,更长的劳动时间对于男性来说则意味着更高的结婚意愿和更高的已婚概率。(3)无论男女,在那些家庭与工作两立支援制度得到推行的职场中工作可以提高结婚意愿,但不能有效推动意愿成为实际行动。(4)多参加社区活动和社会贡献活动、与周围保持良好关系、对育儿的期待和与孩子接触的经历、对传统性别分工的赞成对结婚意愿均显示出显著的积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发现为了有效提升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和行动,不仅要推动联谊活动的开展,也要积极举办地区活动、社会贡献活动等。同时也应多为青年人提供能与孩子接触的活动场所。在职场中推行工作和家庭两立支援的相关政策固然重要,如何使这些支援政策被利用起来、落到实处也是当下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对于劳动时间与结婚意愿和行动的关系,本文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仅能验证其间存在相关性,并未能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今后,为明确长时间工作与结婚意愿和行动之间的影响机制,还需要辅助面板数据,使用时间序列模型、生存分析等复杂方法加以探究。

关键词：日本青年群体不婚化结婚意愿婚姻观念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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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作者：徐鲍虎南京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劳动力平均周劳动时间长且过度劳动的劳动力数量占比高,过度劳动问题严重。从劳动供给角度考虑,过度劳动现象可能是因为劳动者要尽可能地满足必需支出,而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缩短劳动时间。对此本文从劳动供给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对... 详细信息

我国劳动力平均周劳动时间长且过度劳动的劳动力数量占比高,过度劳动问题严重。从劳动供给角度考虑,过度劳动现象可能是因为劳动者要尽可能地满足必需支出,而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缩短劳动时间。对此本文从劳动供给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影响,验证劳动供给曲线特征,缓解过度劳动问题。首先,对国内外“最低工资影响劳动供给”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作梳理,提出了在必需支出约束下,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影响的理论框架。其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根据理论分析建立门槛计量模型,验证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然后,作影响机制分析,检验劳动供给曲线特征。最后作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的异质性分析,检验劳动供给弹性的区别。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存在阶段性影响,属于非线性关系,当前最低工资提高会显著缩短劳动时间。第二,从影响机制分析来看,必需支出是构成最低工资影响劳动时间的重要约束条件,最低工资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基于“收入是否满足必需支出”这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当前劳动力处于为满足必需支出而过度劳动阶段,必需支出提高或最低工资下降,劳动时间会延长,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第三,从性别差异的异质性分析来看,男性和女性全职劳动供给弹性无显著区别,小于女性兼职劳动供给弹性,又小于男性兼职劳动供给弹性。若必需支出提高或最低工资下降,男性兼职劳动力会更大程度地延长劳动时间,但女性既要照料家庭又面临过度劳动问题。第四,西部地区劳动供给弹性最大,其次是中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存在强制劳动力过度劳动但仅支付最低工资报酬的问题。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第一,缩短上调最低工资周期。第二,适当提高计算小时最低工资的浮动系数。第三,针对收入低于必需支出的家庭提供相应政府补助。第四,针对兼职劳动力提供医疗、住房优惠。第五,强制实施工作日内的带薪培训项目。第六,维护接受最低工资的女性兼职群体权益,帮助女性劳动力规范就业。第七,政府规范各地区企业合法合理用工。

关键词：最低工资必需支出劳动时间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