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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规则研究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23卷 43-48页

作者：徐凯文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0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日益成为商业竞争中的关键资产和必要条件。互联网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同时也存在侵害个人信息和个人尊严的危险。互联网储存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删除,可能会将人带入“数字监狱”的危... 详细信息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日益成为商业竞争中的关键资产和必要条件。互联网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同时也存在侵害个人信息和个人尊严的危险。互联网储存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删除,可能会将人带入“数字监狱”的危险境地。我国现行法律已经对删除权的行使规则作出了规定,但没有明确个人行使删除权的具体条件。作为删除权有力支撑的信息自决权理论表明,必须合理尊重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据此,以删除权的立法目的为主线,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删除权信息自决个人信息

论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分级管理——以失信名单的制度变革和执行立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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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82-91页

作者：庄诗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现行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功能定位不能完全契合我国的社会环境。即被执行人存在一般失信行为时,亦需向市场主体警示风险,现行法将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条件限定为被执... 详细信息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现行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功能定位不能完全契合我国的社会环境。即被执行人存在一般失信行为时,亦需向市场主体警示风险,现行法将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条件限定为被执行人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不能全面保护市场经济交易的安全。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实现保护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功能时,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公布路径因其失信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据此,未来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参照实践中“红白黑”名单的惩戒分级机制设置独立于现行法规定的严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一般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挖掘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潜在价值,实现被执行人个人信息处理同意权保护和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的平衡。

关键词：被执行人个人信息失信名单信息自决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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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权主体论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77卷 41-50页

作者：冉从敬刘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 详细信息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关键词：数据主权国家主权信息自决数据权力主权责任

个人数据交易中的同意撤回权——以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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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46卷 171-182页

作者：费安玲陈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中意法与罗马法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慕尼黑大学

在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主体作出同意既为个人数据处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也是数据主体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即便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双层法律结构,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与个人数据交易合同相区分,同意撤回权也使得个人信息自决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不... 详细信息

在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主体作出同意既为个人数据处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也是数据主体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即便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双层法律结构,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与个人数据交易合同相区分,同意撤回权也使得个人信息自决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不可避免。为避免同意制度被架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被目的性限缩解释,不能作为同意撤回后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为优先尊重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人格自由发展,同意撤回权不因合同拘束力而受到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不具有溯及力,数据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数据,停止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数据处理者可以行使双务合同不履行抗辩权,有权请求终止个人数据交易合同,但无权请求数据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关键词：个人数据交易同意撤回合同拘束力信息自决履行合同必需

论个人信息自决权刑事司法保护的边界--以已公开个人信息为中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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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2021年第5期 148-162页

作者：刘双阳东南大学法学院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倾向于以未获得信息主体"二次授权"同意为由,对擅自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一律入罪规制,该做法有过度犯罪化之虞。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兼具信息自决与信息利用两个面向,同时承载着信息主体的安全保护诉... 详细信息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倾向于以未获得信息主体"二次授权"同意为由,对擅自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一律入罪规制,该做法有过度犯罪化之虞。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兼具信息自决与信息利用两个面向,同时承载着信息主体的安全保护诉求与信息处理者的价值利用诉求,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利益冲突。以个人信息自决权为保护法益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以追求利益平衡之价值取向重构规制逻辑,引入《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所设计的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合理处理规则"来构建本土化的利益平衡机制。在具体场景中应围绕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结果三个层面,以符合个人信息公开的目的、没有改变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确定的用途、未侵害信息主体的重大利益来形塑合理处理的认定标准,从而划定刑法对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边界。

关键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信息自决信息利用合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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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的个人信息自决

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的个人信息自决

作者：武建权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本文研究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通过与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人事档案法律制度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应当以实现个人信息自决为标准。文中以个人信息自决为视角分析我国... 详细信息

本文研究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通过与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人事档案法律制度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应当以实现个人信息自决为标准。文中以个人信息自决为视角分析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不足，并尝试以实现个人信息自决为目标来探讨我国未来人事档案法律制度的改革。第一章为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与个人信息自决。人事档案是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我国的人事档案更是包含大量重要的个人信息。在现今的“大数据”时代，立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它强调保护公民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控制权和救济权。但是我国传统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标准缺失，引入个人信息自决标准改革我国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能使我国人事档案中个人信息权利得到最充分的保障，也能顺应保护个人信息自决的世界潮流。第二章分析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的现状。在我国现有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下，公民几乎不享有任何个人信息权利。从现有的人事档案立法来看，我国的人事档案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根本无力保障公民个人信息自决。以个人信息自决权利体系为标准，我国的人事档案制度中公民的个人信息知情权先天不足，个人信息控制权几乎完全缺失，个人信息的救济权也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第三章分析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的现实基础和困境。我国传统的封闭式人事档案法律制度生存的土壤已经基本消失，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意识觉醒，域外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也为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是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实现的现实基础。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要实现我国公民人事档案中个人信息自决，还存在着来自于执政党、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多方面的困境。第四章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的应然状态和实现路径。我国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的实现，应当以个人信息自决权利体系为脉络，知情权是前提，控制权是核心，救济权是保障。要实现上述三类权利，立法方面，要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统一的人事档案法为核心重新构建人事档案法律体系，理顺执政党、国家档案管理部门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司法方面，要通过保障诉讼权利，确保个人信息权利的救济;在行政执法方面，国家档案管理部门要改变管制行政理念，明确自身权力和职责，充分发挥多种行政救济手段的作用。

关键词：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信息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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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私法规制

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私法规制

作者：彭聚贤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利用以来,由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方面所带来的的问题便不断凸显,特别是全球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个人信息与社会发展依赖关系愈发深入紧密,个人信息已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个人信息被随意采集、利用甚... 详细信息

自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利用以来,由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方面所带来的的问题便不断凸显,特别是全球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个人信息与社会发展依赖关系愈发深入紧密,个人信息已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个人信息被随意采集、利用甚至贩卖的现象愈加频繁和严重,由个人信息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已经成为目前法学研究中极具现实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个人信息自决权受到重视,各国家或地区开始加强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力度,目前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施行了个人信息保护规范法律,且这一进程仍未停止。国家如何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个人信息法律规范、企业如何在不同法律规范体系下顺流发展、个人如何处理自身信息安全和信息使用便利之间的关系,是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各方面挑战。但不可忽视,人毕竟不能脱离社会性而存在,个人信息哪怕再具备私密性,也不能完全脱离公共领域的范畴,因此应对其加以具体区分,有些个人信息是在社会交往中必须向外部提供的,不过即使如此,公民对其所提供出来的个人信息仍有相当的决定权。但权利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依然要受到来自公平市场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对个人信息自决权不但应从保护的一面出发,也要认识到其权利边界不是无限的,而是应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受到相应的原则性规范。本文探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私法规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概念,对其权利属性进行剖析,探讨其作为基本权利以及具体人格权的理论依据,并对其权利内容体系即个人信息查阅权、更正权、封存和删除权、获益权等进行系统阐述。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个人信息自决权进行私法规制的必要性。作为当今时代的国家战略级发展资源,大数据同时又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石,在国家和市场两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个人信息又是大数据的基础组成部分,在对其参与社会活动及进行商业性利用过程中更应从私法层面予以规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我国目前对个人信息自决权存在的私法规制。目前我国的私法规制,除民法总则中的部分条款对其有概括性涉及外,其他规范则散见于众多法律法规,且无法完全体现个人信息自决权所蕴含的私法性质,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也未正式出台之际,这些都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私法规制的完善有着重要影响。第四部分通过研究域外最具代表性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规制立法及实践现状,包括重在强调隐私权保护的美国分散式立法的实用主义模式,以及国家主导立法的事前全面保护和规范的欧盟全面保护模式,并在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分析借鉴域外对个人信息自决权进行法律规制的经验。第五部分对完善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私法规制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完善法律制度,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数据安全法》,并对与行使个人信息自决权密切相关的《合同法》等法律规范中的配套内容进行完善;其次,应明确进行规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分别是知情同意原则、比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再次,为使个人信息自决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及规制,应根据个人信息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隐私保护制度;最后,进一步完善有关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司法救济体系以及现有的归责和赔偿机制。

关键词：大数据信息自决法律保护私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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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隐私利益与自决利益的权利实现路径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3期38卷 71-85页

作者：商希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个人信息人格权益的完整保护路径为:对于隐私利益,由侵权责任制度提供法律保护;对于自决利益,信息主体可通过行使自决权在“数据隐私”与“数字便利”间做出选择,适用违约责任法律模式。相对于人格权利益,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主要由数据... 详细信息

个人信息人格权益的完整保护路径为:对于隐私利益,由侵权责任制度提供法律保护;对于自决利益,信息主体可通过行使自决权在“数据隐私”与“数字便利”间做出选择,适用违约责任法律模式。相对于人格权利益,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主要由数据生产者实现,而如何界定非个人数据决定了个人处分权能的行使空间与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目前立法关于“关联性”与“识别性”的定性实则采取了技术标准,因此被合规化处理的个人数据所衍生的经济利益属于数据生产者,排斥信息主体的直接权益主张。

关键词：数据隐私信息自决处分协议非个人数据

论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限缩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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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社会科学 2022年第4期 76-86页

作者：申卫星杨旭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62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确立了“合同必需规则”,包括以订立合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然而,该项仅要求“为订立……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过于宽泛,既不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又可能危及信息自决,存在... 详细信息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确立了“合同必需规则”,包括以订立合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然而,该项仅要求“为订立……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过于宽泛,既不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又可能危及信息自决,存在隐藏的法律漏洞。为此,应对该项作目的论限缩,增加“应信息主体要求采取措施”以限制其范围。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应符合三项构成要件:其一,处理行为发生在与信息主体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但应排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其二,信息主体主动要求处理者采取措施;其三,处理行为是为采取先合同措施所必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合同法之间存在密切的体系关联,但同时又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关键词：订立合同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信息自决